隋唐大繁荣——多种宗教国内流传

唐代盛世，有外来的祆教（Zoroastrianism）、摩尼教（Manicheism）、景教和伊斯兰教在国内流传。祆教、摩尼教、景教，都从波斯传入。

祆教，波斯人琐罗斯德（Zoroaster）所创，教义认为宇宙间有光明的善神和黑暗的恶神互相斗争。火被作为光明的善神加以崇拜，故祆教又称拜火教。在南北朝时，已传入北方。唐代在长安、洛阳都有祆教祠。

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所创，教义认为宇宙间有明和暗的斗争，人们应该崇明斗暗。摩尼教教堂称光明寺。摩尼教后来也被称为明教，于694年传入中国，于768年被准许在长安建寺。

景教是基督教的聂思脱利派（Nestorius），635年传入中国，638年在长安建寺。

伊斯兰教从阿拉伯传入。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Muhammad）对中国文化有兴趣，曾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651年，阿拉伯有使者到中国来，伊斯兰教义开始传入中国。后来，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地，都有不少来自阿拉伯、波斯的穆斯林的活动。

在唐代盛世，佛教是最兴盛的宗教。当时佛寺之多，长安、洛阳而外，遍及全国的很多地方。著名的僧人有玄奘、道宣、义净、法藏、神秀、惠能等人。

玄奘（602—664年），洛州缑氏（在今河南省偃师县）人，是一个很有学问的僧人。他克服了种种困难，往印度取经。回国后，译成经论75部，共1335卷，译笔的忠实、流畅，远远超过前人。他和弟子辩机写成《大唐西域记》12卷，记述他所亲历的111国及得之传闻的28国的山川、风习、宗教传说，是关于西南亚及中亚等地的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为了表扬他的佛经翻译工作，李世民亲自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高宗又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记》。玄奘创立了法相宗，但不久就衰落了。

法藏（642—712年），康居人，以阐扬《华严经》而建立了一个宗派，称华严宗。这是一个传播得相当久的宗派，并且还传到朝鲜和日本。

神秀（606—706年），开封尉氏（今属河南省）人，惠能（638—713年），南海新兴（今属广东省）人，是禅宗的北宗和南宗的创始人。南宗先在南方少数地区传播，后来逐渐传到全国，在北方也取代了北宗。并且也传到国外。除了以上这三个宗派，还有创始于隋的天台宗，这是以根据地的地名而得名的宗派。这几派都是唐代佛教的主要宗派。到了唐代后期，禅宗势力特大，差不多成为中国佛教仅有的一个宗派了。

道宣（596—667年），丹徒（今属江苏省）人，曾参加玄奘译场，编著有《广弘明集》《续高僧传》等书，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佛教历史家。

义净（635—713年），齐州（州治在今山东省历城县）人，赴印度取经，历25年，得梵本佛经约400部。归国途中，著《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回国后，译有经、律56部，共230卷。

唐代盛世的佛教，作为皇家扶植而又吸引迷惑了广大群众的宗教势力，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有重大的影响。皇家为了祈福，同时也为了要宣扬教法，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兴建了不少的塔、寺，开凿了不少的石窟。

佛教的建筑和石窟，总是跟雕塑和绘画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唐代的雕塑和绘画，得以大量保存在这些建筑和石窟里。洛阳的龙门石窟，现存石窟1352个，佛龛750个，造像97000余个，其中属于唐代盛世的作品占半数以上，而奉先寺的石雕佛像，是最著名的代表作。敦煌的莫高窟，现存有彩塑和壁画的石窟计492个，有彩塑像2100多个，壁画45000多平方米，其中也有唐代盛世的大量作品。龙门和敦煌的这些作品，从艺术方面说，是艺术家们以印度传来的作风和中华民族的传统手法相结合的高度创造，是举世稀有的宝物。

唐代艺术，在塑像和绘画方面都有杰出的名手，其中最著名的，如吴道子有“画圣”之称，杨惠之有“塑圣”之称。绘画和塑像的艺术是密切联系的，这也是适应佛教建筑需要的产物。当然，唐代的雕塑和绘画并不以佛教的范围为限，宫殿和陵墓也是绘画和雕塑的重要园地。唐代在这两方面的名家辈出。唐初的宋法智、吴智敏，都是绘画、雕塑的名手。阎立德的人物画、王维（699—759年）和李思训（648—713年）的山水画，张萱（8世纪前叶）、周昉的仕女画，曹霸、韩干（8世纪前叶）的鞍马画，都是唐代盛世或稍后的名作。

唐皇朝也很推崇道教，这是在南北朝时期正式形成的一个宗教。被称为道教教祖的李耳，跟唐朝皇室同姓，所以道教特别受到优待。李世民在诏令中明确规定，道士女冠位在僧尼之前。唐高宗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令各地修建玄元皇帝庙，并把《老子》《庄子》等书列为科举考试的项目。唐朝好几个皇帝还把道士请到皇宫里炼丹，想叫他们炼出长生不老之药。但唐代道教的势力仍远远不及佛教之大。

在浓厚的宗教气氛中，以傅奕、吕才为代表，提出了反宗教反迷信的唯物主义的观点。

傅奕（555—639年），邺人，坚决反对宗教迷信，斗争矛头针对佛教。624年，他要求唐高祖下令废佛。他指出：人的生死寿夭，是自然形成的；刑德威福，是由君主决定的。佛教说由佛法所造成，这是窃君主之权，贪天之功，十分荒谬。他认为大批僧尼游手好闲，逃避租税，使国家减少了收入和兵源，应当责令僧尼还俗匹配，从事生产和养儿育女，充实国家的财源和兵源。

吕才（600—665年），博州清平（今属山东省）人，擅长阴阳术数之学，他奉唐太宗之命，整理阴阳方术之书，却乘此机会反对阴阳禄命一类的迷信。他列举历史上的许多事实，说明人的生死寿夭、贫富贵贱，都不是由于自己的生辰和祖宗坟地的风水决定的，而是本人的行为决定的。傅奕和吕才的观点，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唐代盛世在文化上的成就，有超过前人的业绩，同时也富于外来因素的色彩。儒家的学说，这时仍被朝廷用作控制思想的武器。李世民命颜师古考定《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氏传》等五经的经文。不久，又命孔颖达等撰写五经注疏。后来，唐高宗给这些注疏定名为《五经正义》，颁行全国。从此，对儒家经典也有了皇家规定的统一的解释，儒家学说就不易有什么新的发展。

自742年起，唐朝的历史转入中期，一直到820年告一段落。朝政的紊乱，朝廷和割据势力间的斗争，以及民族间的不和，都是这一时期的特征。在不断的变乱中，人民生活困苦，社会经济遭受破坏，但文化因受到局势发展的刺激，反而有了比以前突出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