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大繁荣——制度的改进与发展

李渊、李世民改进并发展了隋朝的各种制度。朝廷官制仍以三省为主。三省，改称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中书省掌管军国政令，如进奉表章和草拟制策诏令等，是皇帝发号施令的机关。门下省掌管政令的审议，是皇帝的参谋机关。尚书省掌管行政，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掌官吏铨选、户口钱粮、礼仪庆典、军事、刑法和工程兴建。这套官制不是隋制的简单沿袭，而是做了相当大的调整，使之更适合统治的需要。三省的职能，有互相牵制的作用，也有互相补充的作用。在地方的行政区划上，唐设州、县两级。在重要的边区，设有都督，兼理军事和民政。另外，按山河形势，把全国分为十道，这不是行政区划，不设行政机关，而是经常由朝廷派人巡行，考查官吏的政绩和了解民情。

唐的兵制沿袭北周和隋的府兵制，在全国各州县共设置了634个兵府，每府统领卫士千人左右。卫士平日在家乡从事农业生产，农闲时进行操练，可以不服徭役，不纳租调，但要轮番到京城宿卫。遇有战事，卫士自备甲杖衣粮，应召出征；战争结束，解甲归田。由于大规模战争的需要，唐朝又实行一种募兵制，作为府兵制的补充。后来，募兵制终于逐渐成为比府兵制更重要的制度。

在隋律的基础上，李世民命房玄龄等制定唐律。比起隋律来，唐律较为简明轻缓，减少了不少条款。

房玄龄（579—648年），字乔松，齐州临淄（今属山东）人，出身于世代官宦之家。父亲房彦谦仕隋，历司隶刺史。祖父房熊，任州主簿。

房玄龄，少年聪明，喜爱读书，博览经史，善写文章。房玄龄曾随父到长安，此时天下太平，人为隋祚久长。然而，房玄龄却预料天将大乱。他便悄悄地对父亲说：“隋帝本无功德，但诳惑黔黎，不为后嗣长计，混诸嫡庶，使相倾夺，储后藩枝，竞崇淫侈，终当内相诛夷，不足保全家国。今虽清平，其亡可翘足而待。”

隋开皇十六年（596年），18岁的房玄龄即由本州举进士，授任羽骑尉，并于秘书省担任校雠。这时，素以知人见称的吏部侍郎高孝基见到了房玄龄，观其举止言谈，便对裴矩说：“仆观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当为国器，但恨不见其耸壑昂霄云。”后来，房玄龄补为隰城（今山西汾阳）尉，因离太原不远，受汉王杨谅谋反事件的牵连，被贬职后转任上郡（今陕西富平）。

隋义宁元年（617年），李渊挥师进据京师长安，秦王李世民出兵渭北，房玄龄便走马投身李世民麾下，两人一见如故。房玄龄即授任渭北行军记室参军，从此追随李世民转战南北，他的忠诚和才干，深受李世民的赏识，很快成为秦王的心腹和决策人物。

房玄龄喜遇知己李世民，更是“罄竭心力”，知无不为。房玄龄善于招揽人才，每当战争胜利后，将士们都争先恐后地搜罗金银珠宝，唯独房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谋臣猛将，与之潜相申结，各致死力”。在击破王世充后，房玄龄认为张亮“倜傥有智谋”，遂推荐给李世民，任秦王府车骑将军，“委以心膂”。其他诸如才思敏捷的薛收，有“王陵、周勃节，可倚大事”的李大亮，“聪明识达，王佐才”的杜如晦等，都是经房玄龄举荐以后才受到李世民重用的，后都位至卿相。因此，一些猛将谋士纷纷辐辏于秦王府，致使秦王府人才济济。李世民曾颇为感慨地赞赏房玄龄说：“汉光武得邓禹，门人益亲。今我有玄龄，犹（邓）禹也。”房玄龄追随李世民近十年，先被授任秦王府记室，封临淄侯；又以本职兼任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秦王府开设文学馆，又加授文学馆学士。他常主典管记，遇有军书表奏，他总是“驻马立成，文约理赡，初无稿草”。房玄龄的杰出才干也博得了唐高祖的赞许：“此人深识机宜，足堪委任。每为我儿陈事，必会人心，千里之外，犹对面语耳。”

武德末年，李建成与李世民争夺继承权，很快由暗争至明斗，水火不容。房玄龄极力鼓动李世民武力夺宗，并劝其先发制人。他私下与长孙无忌商定，全力以赴，助李世民夺宗，直至成功。老谋深算的房玄龄，与李世民亲遇，遭李建成的忌恨，就乘机诬告于唐高祖，正当房玄龄与李世民加紧策划之际，唐高祖下令将他与杜如晦一起逐出王府，不得事奉李世民。武德九年（626年）六月三日，李世民决定采取行动，派长孙无忌等召回房玄龄谋事。房玄龄身着道士服，秘密而来，经过密谋策划，翌日凌晨于玄武门，乘太子早朝时，射杀了太子及同伙元吉，助成了夺宗大业。由此房玄龄擢任太子右庶子，赐绢5000匹。

唐太宗即位，房玄龄被擢为中书令。在论功行赏时，他与长孙无忌等5人为第一等功，晋爵邗国公，赐实封1300户。虽有淮安王李神通不满，但唐太宗说：“国家大事，惟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今计勋行赏，玄龄等有筹谋帷幄，画定社稷之功，所以汉之萧何，虽无汗马，指踪推毂，故得功居第一。”

贞观三年（629年），房玄龄进为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改封魏国公，更是精诚奉国，孜孜求治，史称为良相。房玄龄对尚书省的政务一向认真负责，不辞辛苦。唐太宗见他如此，说：“公为仆射，当助朕广耳目，访贤材。比闻阅牒讼日数百，岂暇求人哉？”于是敕令尚书省“细务属左右丞，大事关仆射”。让房玄龄从繁杂的事务工作中解脱出来，以帮助唐太宗更好地处理国家大事。

房玄龄追随唐太宗平定天下，创国立业，唐太宗与侍臣讨论创业与守业之难时，房玄龄深有体会地说：“方时草昧，群雄竞逐，攻破乃降，战胜乃克，创业则难。”房玄龄还认识到，创业之主历经艰险，了解民情，精勤于治，一般国家治理得较好，而子孙却易骄奢败亡。在他回答唐太宗的“自古草创之主，至于子孙多乱”的问题时说：“此为幼主生长答深宫，少居富贵，未尝识人间情伪，治国安危，所以为政多乱。”房玄龄时刻不忘创业之难，警钟长鸣，力戒骄奢淫逸，以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

房玄龄重视吏治，认为吏治问题是求治的根本问题，而官吏的公平正直又是治国之要道。就此，他曾感慨地说：“臣闻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故《尚书》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又孔子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今圣虑所尚，诚足以极政教之源，尽直公之要，囊括区宇，化成天下。”这话正好与唐太宗不谋而合，他说：“此直朕之所怀，岂有与卿等言之而不行也？”房玄龄的这一吏治思想，对贞观时期的吏治清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选举官吏的问题上，唐太宗主张“量才授职，务省官员”，“当须更并省官员，使各当所任，则无为而治矣”。房玄龄忠实地贯彻，大力简政，并省官吏，“由是所置文武总六百四十员”。唐太宗依从其议。房玄龄精减官吏的做法，对经隋末大乱、人口锐减的唐初来说，裁去了冗官滥职，避免了十羊九牧，有利于提高朝廷各部门的办事效率，节省了国家的开支，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

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分封功臣为世袭刺史，房玄龄以本官为宋州刺史，改封梁国公，却与司空长孙无忌联名上表，极陈其弊，列举了世袭分封的四不可，最终使唐太宗废止了功臣刺史世袭制。

房玄龄精通典制政令。贞观初年，时值天下初定，朝章国典还很不完备，他与尚书右仆射杜如晦共掌朝政，“至于台阁规模及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获当代之誉”。在修订律令方面，房玄龄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审定法令，意在宽平”，在修订律令时，基本上贯彻了这一思想。《新唐书·刑法志》说：“自房玄龄等更定律、令、格、式，讫太宗世，用之无所变更。”其实，不仅贞观朝如此，以后有唐都没有发生过多大变动。唐高宗时长孙无忌主持撰定的《唐律疏议》只是在于“律疏”，并未作什么改动。唐律对后世影响很大，而房玄龄确有首创之功。

房玄龄对封建的礼仪也颇为精通。房玄龄奉诏，与魏徵等礼官学士修改旧礼，最后定著五礼，总138篇，分为100卷，名为《大唐新礼》。另外，房玄龄还与礼官一起，对不合时宜的旧礼做了改定。

房玄龄在修史方面也很有成绩。贞观三年，唐太宗诏命再次撰修北周，隋，南朝的齐、梁、陈五代史书，房玄龄以左仆射的身份为总监。在贞观年间，先后撰成了《晋书》《魏书》《周书》《北齐书》《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计八部史书。其中《晋书》130卷，是房玄龄亲自主持撰定的。另外又撰高祖、太宗实录各20卷。

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又以房玄龄德高望重，加授太子少师，以教谕太子。他自惧盈满，屡次上表请解除左仆射职务；贞观十六年（642年），房玄龄又进拜司空，仍综理朝政，依旧监修国史。他已居端揆长达15年之久，其女为韩王妃，子遗爱又尚高阳公主，深感自己贵显与尊宠之极，又以年老为口实，上表请求致仕，在唐太宗的劝说下，房玄龄只好两次卸职，又留原职。

贞观十七年（643年），房玄龄与司徒长孙无忌等图形于凌烟阁，为他写的赞语说：“才兼藻翰，思入机神。当官励节，奉上忘身。”对房玄龄的才行作了很高的评价。唐太宗改立晋王李治为太子后，他又进为太子太傅，仍知门下省事，并依然监修国史。

房玄龄反对穷兵黩武，主张对周边诸国与少数民族实行亲睦政策，赞助唐太宗以修旧好。贞观十五年，薛延陀部乘唐太宗东封泰山之机，进攻唐属国突厥，被唐兵击败。第二年，薛延陀可汗夷男另派叔父前来求婚，言归于好，并贡献马3000匹。当时，唐太宗认为“北狄世为寇乱，今薛延陀部崛强”，是以武力征灭，还是“结以婚姻，缓辔羁縻”，一时还拿不定主意。这时房玄龄上奏说：“今大乱之后，疮痍未复，且兵凶战危，圣人所慎。和亲之策，实天下幸甚。”唐太宗听了房玄龄的进言，当即表示：“朕为苍生父母，苟可以利之，岂惜一女？”就决定与其和亲。贞观十六年11月，高丽东部大人盖苏文弑其王，更立王弟子藏为王，遂专擅国政。消息传到长安，唐太宗表示，盖苏文弑君攘国，取之甚易，但又不愿劳民伤财。房玄龄马上表示赞同唐太宗的意见，说：“陛下勇而力有余，戢不用，所谓‘止戈为武’者。”司徒长孙无忌也不同意出兵，于是便对高丽采取了安抚政策。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七月，房玄龄留守京师，病情渐重。唐太宗将他召入玉华宫，坐肩舆进入殿内，直到御座侧才下，君臣相见涕泪不止。唐太宗特意将他留在宫内，每听说房玄龄病情好转，则喜形于色；一听说病势加剧，则面容忧悴。后来，房玄龄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唐太宗为便于探病，遂凿通苑墙，特开一门，频频派中使候问。在房玄龄生命垂危之际，唐太宗又亲临病榻，与房玄龄握手话别，悲痛难忍，还诏令皇太子与他诀别，并当面将其子房遗爱擢为右卫中郎将，房遗直为中散大夫。贞观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房玄龄病卒，享年70岁。

房玄龄一生辅佐唐太宗安定天下，凡32年，他孜孜奉国，举贤任能，亲自主持制定了朝章国典，初创唐朝规模，权重而不专，位望崇隆而谦虚谨慎，与杜如晦一起被称为唐初贤相。

为了深切悼念房玄龄，唐太宗特废朝三日，册赠太尉、并州都督，谥曰文昭。为给房玄龄办理丧事，特赐绢布2000段，粟2000斛，并陪葬昭陵。

后来，长孙无忌等对唐律作了解说，撰《唐律疏议》30卷。唐律和《唐律疏议》，是中国历史上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对后来历代的封建法典有很大的影响。

长孙无忌（？—659年），字辅机，河南洛阳人。先世出自鲜卑族拓跋氏，北魏皇族支系，后改为长孙氏。

长孙无忌的祖父长孙兕仕北周，官至开府仪同三司，袭爵平原公。长孙无忌的父亲长孙晟，为隋朝右骁卫将军。长孙无忌从小就爱读书，因而很有才气。长孙无忌的妹妹13岁“嫔于太宗”，即唐太宗文德皇后。

李世民平定天下，长孙无忌屡建大功。唐初长孙无忌在文化典制方面也颇有建树。他虽出身鲜卑族，但由于好读书，赅博经史，如饥似渴地吸收汉文化，因此对中国古代的律法、礼仪、史学比较精通，在为唐代制定律法、礼仪及修史等方面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首先，在唐律的修订上长孙无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唐武德年间，唐高祖命裴寂等撰定《武德律》，大略以隋《开皇律》为准。唐太宗即位后，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复定旧令，议绞刑之属五十，皆免死而断右趾”。唐高宗即位后，再次命长孙无忌与李勣等人撰定律令格式。律、令、格、式是唐代律令的四种形式。据《新唐书·艺文志》《旧唐书·经籍志》的记载，长孙无忌参加撰定的律令有与中书令房玄龄等人撰定贞观《式》30卷，凡律500条，令1546条，格700条；与司空李勣撰定永徽《留本司行格》18卷，是“以尚书省诸曹为目，其常务留本司者”。又删定《散颁格》7卷。《散颁格》是颁行天下的律令。特别是由长孙无忌主持撰定的《唐律疏议》。据史籍载：“（永徽）三年诏曰：‘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准凭，宜广召解律人条义疏奏闻，仍使中书门下监定。’于是太尉赵国公无忌，……参撰律疏，成三十卷。明年十月奏之，颁于天下。”《唐律疏议》最初编撰的目的是为律文提供“定疏”，它对502条律文逐条逐句进行诠解和疏释，并以问答形式，辨异析疑，大大丰富了律文的内容。同时，由于该书是官修诏颁，具有极大的权威性，所以它不仅是唐律的注释书，也同样具有法律效能，成为唐代国家的重要法典。在撰定《唐律疏议》时，长孙无忌强调刑法的轻重、宽猛要适宜，他曾在《进律疏表》中指出：“轻重之失序，则系之以存亡；宽猛乖方，则阶之以得丧。泣辜慎罚，文命所以会昌；斫胫剖心，独夫可荡覆。”他认识到，严刑峻法并不能起到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因此，他“崇宽简以弘风，树仁惠以裁化”。这无疑比隋皇朝残暴的法制统治思想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长孙无忌熟谙儒家的礼仪。贞观十一年（637年），由他与房玄龄主持撰成《大唐仪礼》100卷等大作。显庆三年（658年），他又主持撰定《永徽五礼》130卷，削掉了《国恤》，定著299篇。时时处处以礼仪行事。在他辅政期间，对违背或不符合礼仪的做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永徽二年（651年），以唐太宗配明堂，而礼司却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长孙无忌与礼官议论此事，以为“自三代以来，历汉、魏、晋、宋，无父子同配于明堂者”。遂上表，建议遵照礼仪行事。唐高宗依从了他的奏议，乃以高祖配于圆丘，太宗配于明堂。显庆元年（656年）九月，他鉴于武德年间所撰《衣服令》，规定天子祭祀天地“服大裘冕，无旒”一事，认为自周以来，俱用衮冕，按《周礼》，“衮与大裘，事乃有异”，不合礼仪，“请遵历代实诸祭并用衮冕”。他还认为，皇帝为诸臣及五服亲举哀，按照礼仪要着素服。而如今“令乃云白帢，礼令乖舛，须归一涂”，因此奏请改用素服，“以会礼文”。唐高宗都一一依从了他的奏议。

长孙无忌历仕三朝，做宰相30多年，为唐初有名的政治家。他身为贵戚，权重而不专，对唐皇室忠心耿耿，尽智尽力，为唐朝的典章制度的制定做出了贡献。“无忌戚里右族，英冠人杰，定立储闱，力安社稷，勋庸茂著，始终不逾。”

不幸的是，身为三朝元老重臣的长孙无忌，竟在晚年，因执意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一事，遭许敬宗等人诬构，而被无辜地杀害了。上元元年（674年）九月，一时醒悟的唐高宗特颁下诏令，追复长孙无忌的官爵，并以他的曾孙长孙异袭爵为赵公，准许归丧，陪葬昭陵。

李世民重视对人才的网罗和使用。他在开国的过程中，就从敌对的政治集团吸收了不少的人才，其中包含文臣和武将。即位后，重视对地方官的选择，说这是全国治乱所关。在选取人才的问题上，他认为科举是一个重要的制度。科举制度创始于隋，到李世民在位时大为发展。唐代的科举有多种名目，明经和进士是主要的两种。明经要考儒家经典，进士要考诗赋，而进士越到后来越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