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大繁荣——杨广在位只有13年

隋炀帝杨广（569—618年），是隋文帝杨坚的第二个儿子。

开皇元年（581年），杨广13岁时，封为晋王，任并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总管。次年，置河北道行台尚书省于并州，杨广为行台尚书令。文帝特选项城公王韶为行台右仆射，齐安公李彻总晋王府军事，作为他的辅佐。王韶性情刚直，杨广遇事则向他请教，因而难免违背法度。

开皇六年（586年），杨广改任雍州（治今陕西西安）牧、内史令，掌管出纳王命的内史省和京城地区的行政事务。过了两年，他被调往寿春（今安徽寿县）担任淮南道行台省尚书令，主管讨伐陈朝的战事。他以行军元帅，在长史高颎、司马王韶的辅佐下，统领兵马518000人，进攻江南。开皇九年春，攻下建康，灭亡陈朝。杨广下令处死了施文庆、沈客卿等一批邪恶的官吏，又派人收集图书，封存府库，资财一无所取，因此大大提高了他的声望。杨广得胜回朝，进位太尉，再次出任并州总管。不久，隋文帝鉴于江南豪强势力高智慧等人的叛乱，为加强对东南地区的控制，派杨广为扬州总管，镇守江都（今江苏扬州），每年入朝一次。开皇十四年冬，杨广以武侯大将军职从文帝东祀泰山，事毕归藩。开皇二十年夏，西突厥达头可汗入侵，又以杨广为行军元帅，督率杨素、史万岁等分道抗击，西突厥大败，杨广胜利班师。这时他32岁，已经是出将入相，屡建功勋，“声名籍甚，冠于诸王”，因而也就不断滋长了他的政治野心，阴谋夺取太子杨勇的地位，继而伺机为帝。

隋文帝有5个儿子，杨勇为长子，开皇元年立为太子，其他依次为晋王杨广、秦王杨俊、蜀王杨秀、汉王杨谅，都是独孤皇后所生。杨勇为人率意任情，无所矫饰。曾因“文饰蜀铠”，后遇东宫百官朝贺，得罪了隋文帝，从此也对杨勇逐渐产生疑忌。杨勇还很好色，专宠爱姬云昭训，却不爱嫡妃元氏。元氏突然病死，独孤后怀疑她被暗害，经常派人侦察杨勇的过失。当杨广得知这些情况后，特意矫饰自己，表面上装作只与萧妃相处，不近其他女色。每次入朝，车马侍从也很俭约，又虚情假意地讨得父母欢心，说他不知何故得罪太子，太子有意加害于他。独孤后听了愤然说：“我在尚尔，我死后当鱼肉汝乎？”杨广探知皇后已有废立之意，更是积极。那时杨素大权在握，可以左右朝政。他派人联络杨素，取得杨素的支持。杨素一面向独孤后称誉杨广，诋毁太子，与宫内联成一气；一面又在朝外大肆活动，说太子的坏话，连太史令袁充也说：“臣观天文，皇太子当废。”这时杨广又收买了东宫幸臣姬威，探听太子的动静，密告杨素，于是太子的过失便在宫廷内外传开了。隋文帝本来对太子不满，因此更加恼怒，开皇二十年，下令废杨勇太子为庶人。杨广终于夺取了皇太子的地位。

仁寿四年（604年），隋文帝卧病在仁寿宫（在今陕西麟游西），杨广随侍宫中。他写信问杨素如何处理后事，杨素的回信被错送给了隋文帝，隋文帝看后方才明白了杨广与杨素背后搞鬼，非常生气。隋文帝立刻让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起草诏书，要召见杨勇付托后事。杨素得知此事后，便立刻告诉了杨广。杨广便将柳述、元岩关进了大狱。又派亲信张衡杀害了他的父亲隋文帝，杀死了他的大哥杨勇。在这年7月杨广登上了帝位，改元大业。是为隋炀帝。

东都的营建和大运河的开通，是隋朝的两件大事。杨广即位之初，为了便于对富庶的关东和江南地区的控制，于605年开始营建东都洛阳。营建工程动用了万千工匠，费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城的最里面是宫城。宫城外面是皇城，是文武官司的所在地。最外面的是外郭城，是官吏住宅所在和百姓的居住地，也是商业区，有100多个坊和东、南、北三市。洛阳建成后，隋炀帝下令把大批豪族、富商迁到洛阳居住。在营建洛阳的同时，隋炀帝下令调集几十万民工开凿大运河。运河分三段：一段叫通济渠，是从洛阳的西苑引谷、洛二水达于黄河，又从洛阳东面的板渚引黄河水，疏通莨荡渠故道入淮河，直达淮河南岸的山阳（今江苏省淮安县）。再从山阳起，疏导春秋时吴王夫差所开的邗沟，引淮河水在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附近入长江。这一段施工里程，从洛阳到江都，长2000余里。另一段叫永济渠，是从洛口开渠到涿郡（今北京市），引沁水南通黄河，北达涿郡，长亦2000余里。还有一段叫江南河，是从京口引长江水直达余杭（今浙江省杭州市北部），入钱塘江，长800余里。总起来说，大运河是以洛阳为中心，北通涿郡，南达余杭的水路交通动脉，全长5000余里（约合2500公里）。大运河的开通，对于维护统一、繁荣经济是有作用的。

但是，在营建东都和开凿大运河的过程中，对于劳动人民的役使十分残酷，牺牲了很多人的生命。开永济渠时，丁男不足，连妇女也征发来服役了。运河开通以后，杨广为了享乐，一再地游幸江都，更是大量地浪费了人力和物力。

大运河的开通与隋炀帝巡游享乐，不能说没有关系。他即位后的第一年即大业元年，就坐船游江都；三年，北巡榆林（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黄河南岸十二连城乡）；四年，到五原（今内蒙古五原县西南黄河北岸），出塞，巡视长城；五年，西巡河右（即河西）；六年，再游江都；七年至十年，三次东征高丽；十一年，又北巡长城，被始毕可汗围困于雁门；十二年，第三次游江都，直至十四年被杀，隋炀帝居京时间不到一年。每次出游，“从行宫掖，常十万人，所有供须，皆仰州县”。还按照州县官吏供献的多少，加以奖罚，“丰厚者进擢，疏俭者获罪”。因此官吏都拼命地剥削人民，借供献以饱私囊，无不“家累千金”，而广大人民却要遭到“逆折十年之租”的惨祸。

隋炀帝在修改制度，穷兵黩武方面，也同样做出了“努力”。

隋炀帝对开皇时所定的各种制度做了一些修改，有的出于复古，有的意存改进，对后世也有一定的影响。

大业三年，改内侍省为殿内省，与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并为五省。尚书省各曹原有侍郎36人，改为吏、户、礼、兵、刑、工6曹，各置侍郎1人，以副尚书。其余诸曹改称为司，侍郎改称为郎。又从太府寺中分出少府监，下设左尚、右尚、内尚、司织、司染（后并为织染）、铠甲、弓弩（后废此二署）、掌冶等署，专管各项手工业。唐朝的六部侍郎和少府监，即沿此而来。

隋文帝时，废郡留州，实行州县两级制。隋炀帝复古，改州为郡，郡置太守，成为郡县两级制。又设司隶台，派刺史14人巡察畿外诸郡。每年2月出巡，10月入奏，加强对地方官的监督。自隋文帝罢九品中正制，始立科举。隋炀帝时设进士等科，并命按十科举人，科举制度有所发展。

在法律方面，大业二年，隋炀帝因“高祖禁网深刻，又敕修律令，除十恶之条”。次年由牛弘等撰成新律，即《大业律》，凡18篇，500条。在某些地方虽较前有所减轻，但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便“生杀任情，不复依例”，法律不过具文而已。

在经济方面，隋炀帝即位之初，因府库盈溢，下令免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男子年22成丁，对赋役略有减轻。大业五年，又下诏“天下均田”，继续推行均田制。又以户口多漏，用民部侍郎裴蕴建议，仍用以前“大索貌阅”的办法，普遍检查户口。于是诸郡计账，进丁243000，新附口641200。用这种争取劳动人手的政策，来加强官府的经济力量。

在文化方面，隋文帝曾在仁寿元年废除了太学、四门学和州、县学，只留国子学，不久又改国子学为太学。隋炀帝即位，恢复国子监，依旧置国子祭酒，并加置司业一人。四门学和州、县学也恢复了。

文帝时曾采牛弘建议，搜访遗书及平陈朝所得，经籍渐备。藏在宫中及秘阁的书籍，有3万多卷，合重复本8万卷。隋炀帝命写副本，藏在东都观文殿东西厢。东厢藏甲（经）、乙（史）两部，西厢藏丙（子）、丁（集）两部。殿后起二台，分藏魏晋以来书法名画。还在内道场聚集道经和佛经，分别编写目录。对历代藏书做了大量地搜集整理工作。所以《旧唐书》说：“炀皇好学，喜聚逸书，而隋世简编，最为博洽”。这些书后来虽有损失，但大多为唐朝所得。

隋炀帝以上所推行的这些制度和政策，主要是在大业五年以前，国家尚在承平之时，后来随着阶级矛盾的日趋严重，也就无暇顾及了。

隋炀帝自恃国富兵强，“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即位之后，就对周边各族不断进行各种军事、外交活动，进一步扩张隋朝的国势。大业元年（605年），契丹侵扰营州（今辽宁朝阳），隋炀帝命通事谒者韦云起，发突厥兵进击契丹。韦云起率突厥骑兵二万，诈称往柳城（治所营州）与高丽交易，乘机偷袭，俘获契丹男女四万和许多畜产。韦云起以功升为治书侍御史。由此加强了东北边防。

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北巡，到达榆林（今属内蒙古），突厥启民可汗来朝。为了向突厥示威，隋炀帝出动了大批军队，“甲士五十余万，马十万匹，旌旗辎重，千里不绝”。并命工部尚书宇文恺制造大帐和观风行殿，行殿能容侍卫数百人，可分可合，下施轮轴，移动便捷。大帐可坐数千人，隋炀帝在大帐中，备仪卫，建旌旗，大宴启民及其部落3500人，表演“百戏”为乐。这样盛大的军容和奇巧的制作，使突厥人“惊以为神。每望御营，十里之外，屈膝稽颡，无敢乘马”。连启民可汗也亲执佩刀，为隋炀帝芟除牙帐中的秽草。隋炀帝志得意满地写诗道：“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但是好景不长，8年之后，隋炀帝再次北巡长城，就被始毕可汗围困于雁门（今山西代县），差点丢掉了性命。

西突厥，隋文帝时已经来归。隋炀帝西巡河右时，曾遣使召处罗可汗来会，处罗不至。于是用裴矩之议，离间西突厥内部，使处罗部下射匮可汗袭击处罗，处罗大败，东走高昌。大业七年（611年），处罗朝隋炀帝于涿郡临朔宫，隋炀帝大喜，“接以殊礼”。西突厥的归附，有利于发展与西域诸国的贸易往来。

西部边疆的吐谷浑，正当通往西域诸国的要道。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采纳裴矩的建议，利用突厥铁勒部打败吐谷浑。又派观王杨雄、许公宇文述等乘机进击，大败吐谷浑，伏允可汗率众退保覆袁川（今青海湖东北）。五年（609年），隋炀帝西巡河右，命内史元寿等率兵围攻，伏允逃走，部众多归降，故地尽为隋有。于是高昌王麹伯雅、伊吾吐屯设等及西域27国，相率来朝。一时焚香奏乐，歌舞喧噪。隋炀帝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嗔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吐屯设献西域数千里之地。因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命卫尉卿刘权镇守河源郡积石镇（今青海兴海一带），大开屯田，扞御吐谷浑，以通西域之路。

在南方，大业元年，驩州道行军总管刘方，率军进攻林邑（今越南境），连战皆胜，进至国都，林邑王梵志弃城奔海。刘方班师，梵志遣使通好，从此林邑和中国贡使往来不绝。但在这次战争中，兵员损失也很大。大业三年，隋炀帝派遣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往使赤土（在马来西亚南部）。从南海郡乘船出发，走了20多天，将要到达时，赤土国派了30条船来迎接，并以极为隆重的礼节招待使者。常骏等回国时，赤土派使者携带厚礼，随同来华报聘。后来婆利（北婆罗洲）、真腊（柬埔寨）等国，也都遣使入贡，因而促进了中国与南洋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在东方，最重要的是通使流求，也就是今天的台湾。大业三年，隋炀帝派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到达流求。第二年，又派朱宽前往招抚，流求不从，“宽取其布甲而还”。后来，隋炀帝又派虎贲郎将陈稜、朝请大夫张镇周率船队、兵万余人，从义安（今广东潮州）前往流求。当地人见到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从此以后，大陆人民移居台湾的日益增多，海峡两岸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了。

隋炀帝的这些军事、外交活动，开拓了疆域，保障了边境的安全，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对高丽进行的三次战争，遭到失败，从而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高丽位于朝鲜半岛的北部，西晋灭亡以后，乘机入据辽东。隋文帝时，高丽王高元联合靺鞨侵扰辽西，遭到隋军的反击，遣使谢罪而罢。隋炀帝为欲恢复辽东故地，声言“眷彼华壤，翦为夷类”，并指责高丽“兼契丹之党，虔刘海戍，习靺鞨之服，侵轶辽西”。因此借口高丽王不肯入朝，下令东征。在东莱（今山东莱州市）海口督造战船三百艘，以供水军之用。在河南、淮南、江南等地，制造兵车万辆，以供军需运输之用。大业八年（612年），大军云集涿郡，共113万人，分24军出发，隋炀帝自率6军殿后。首尾相继，鼓角相闻，旌旗绵亘，1000余里，直奔辽东。水军由来护儿率领，从东莱出发，指向平壤。高丽军据城守御，顽强抵抗。水军登陆后虽有小胜，但在平壤城下大败而退。宇文述等率领陆军30多万人进攻平壤，面对坚城。亦因粮尽引还。高丽军四面抄击，隋军大败于萨水（清川江）。士兵战死逃散，回到辽东的只有2700人。“资储器械巨万计，失亡荡尽”。

隋炀帝并不甘心失败，大业九年，又发动了对高丽的第二次进攻。正当陆军进抵辽东作战，水军刚要出海的时候，礼部尚书杨玄感突然起兵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南），围攻东都。隋炀帝闻讯，立即撤军回救洛阳，平息内难。高丽军尾随追击，军资器械，损失甚重。

大业十年，隋炀帝仍以“拔海移山”之志，第三次进攻高丽。来护儿军至卑沙城（今辽宁金县东大黑山），打败高丽军，正要进攻平壤，高丽亦因困敝不堪，遣使乞降，囚送叛将斛斯政。隋炀帝看到国内形势不佳，便借此班师，转而镇压国内的农民起义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