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大繁荣——史书部类趋于定型

随着史学的发展以及史学跟社会生活关系更加密切，人们加强了对于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和使用，从而推动了历史文献学的进步。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历史文献学成长起来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史书部类趋于定型，另一个方面是史注取得了巨大成就。史书部类的趋于定型，是史书在数量上迅速发展和种类逐渐增多的要求；史注的巨大成就，表明了史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出现了不断扩大的趋势。

史书部类趋于定型，一是看它在整个文献中所占据的部位，一是看它本身内部分类的发展。《汉书·艺文志》以史书附于“六艺略”《春秋》之后，史书在整个文献分类中尚无独立的位置，更不曾有内部的分类。这种情况，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不断发生着变化。

在《汉书·艺文志》以后，直到《隋书·经籍志》问世以前，诸家“正史”都没有艺文、经籍之志。史书部类的变化、发展，可以从专门的目录书中加以考察。《隋书·经籍志二》“簿录篇”著录两晋、宋、齐、梁、陈、隋诸家目录书17种（专科目录不在此数）；《隋志》失载而见于《新唐书·艺文志二》“目录类”的，有南朝宋人殷淳《四部书目序录》和隋朝王劭《开皇二十年书目》；上述二志均未著录，而见于别处记载的，隋以前的目录书，也还有一些。根据有关文献对这些目录书的介绍，大致可以看出史书部类趋于定型的发展情况。

这个时期最早的目录书是三国时魏国郑默所著《中经》（亦称《魏中经簿》）。西晋荀勖在此基础上著《中经新簿》（亦称《晋中经簿》），特点是“分为四部，总括群书”。四部，是甲、乙、丙、丁；其丙部书，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它在文献分类上，已不同于《七略》和《汉书·艺文志》，这是一大变化。另一大变化，是史书独立为四部之一，这是史书与其他文献在分类上的里程碑。东晋李充著《晋元帝书目》。因荀勖四部之法，“换其乙丙之书”，史书升为第二位，“自是厥后，世相祖述”。自此，史书在文献整体分类上的位置就确定下来了。南朝宋、齐间人王俭著《七志》，梁人阮孝绪著《七录》，以及隋朝许善心著《七林》，都是对文献作七种分类。《七志》对于史书分类，没有多少意义。《七录》作者阮孝绪因“今史家记传，倍于经典”的事实，特“分出众史，序《记传录》为内篇第二”。他说的“内篇”，是指经典、记传、子兵、文集、技术等五录；“外篇”，是指佛、道二录。《七录》继承了李充列史书于第二位的分类法，同时又扩大了荀勖对于史书内部分类的范围，分史书为12类，是史书分类上的又一里程碑。《七林》是仿《七录》而作，它的特点是：“各为总叙，冠于篇首。又于部录之下，明作者之意，区分其类例焉。”《七录》和《七林》，在史书分类方法和文献学思想方面，为史书分类更加完备和走向定型，提供了重要的成果。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隋书》十志（即《五代史志》）修成，其中《经籍志》是《七略》《汉书·艺文志》以来最重要的目录书，是对两志之间目录书的总结性成果。《七录》已有经、史、子、集的文献分类思想，《隋书·经籍志》把前人的四部分类法和按经、史、子、集加以部次的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的文献分类格局。其中史部又分为13类，每类均有小序1篇，加上史部大序1篇，共14篇序，约4100字。各类小序概说此类史书性质、体例、源流、存佚情况、代表作品；史部大序略述史职要求、史学功用、史官制度。《隋书·经籍志》已超出一般目录书的价值而具有学术史雏形的意义，其史部则具有史学史雏形的意义。至此，史书分类不论在与相关文献之关系的部次上，还是在内部分类的格局上，都基本确定下来。历史文献学在广义的文献学领域里，已卓然自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