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大繁荣——杜佑的史学思想和朴素的历史进化观

经邦、致用，是杜佑史学思想的核心。同以前的历史著作比起来，《通典》具有更明确的经世致用的目的。杜佑在《通典》自序中首先落笔说：“佑少尝读书，而性且蒙固，不达术数之艺，不好章句之学。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像他这样由史家本人明确地表示，把历史撰述同“将施有政”直接结合起来，在以往的史家中同样是不曾有过的。从唐代史家对史学之社会功用的认识来说，这可以看作是对刘知幾的“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的史学思想在历史撰述实践上的发展。

杜佑的经邦、致用的史学思想有三个鲜明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具有勇敢的批判精神。他在《献〈通典〉表》中写道：

夫《孝经》《尚书》《毛诗》《周易》“三传”，皆父子君臣之要道，十伦五教之宏纲，如日月之下临，天地之大德，百王是式，终古攸遵。然多记言，罕存法制，愚管窥测，莫达高深，辄肆荒虚，诚为臆度。每念懵学，莫探政经，略观历代众贤著论，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救之方。

在这里，杜佑以婉转的口气指出儒家经典中有许多空泛的言论而“罕存法制”；同时，又直接批评“历代众贤”，说他们大多局限于指陈“紊失之弊”，很少有“匡救之方”。从他的这种批判精神中，更可以看清楚他为什么“不达术数之艺，不好章句之学”了。

第二个特点，是重实际，讲功效，把对历史的认识转化为现实的实践。杜佑撰《通典》着眼于现实而关注于“理道”。他主张“理道不录空言”，必然认真探讨“礼法刑政”，进而研究“政理”的具体措施。贞元十九年（803年），杜佑入朝为相的第一件事，就是辑录《通典》要点，另成《理道要诀》33篇，编为10卷，上奏德宗，重申“详古今之要，酌时宜可行”之旨。《理道要诀》是《通典》的简本，从前者的书名，可以看出《通典》的主旨实在于“理道”的“要诀”，在于历史认识之转化为现实的实践。为《通典》作序的李翰自谓“颇详旨趣”，他在序中强调指出：“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学者之群迷欤！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古今之宜，穷始终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问而辨之，端如贯珠，举而行之，审如中鹄。夫然，故施于文学，可为通儒；施于政事，可建皇极。”这一段话，把《通典》意在“经邦”、“致用”的主旨阐述得十分透辟。“师古”的目的不是复古，而是“随时”；“随时”是为了“立事”，以达到“经邦”的最高目标。这就是《通典》“将施有政”的“致用”之旨。

第三个特点，是把握了社会的症结、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杜佑“经邦”、“致用”史学思想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潮流的反映。杜佑青年时代经历的“安史之乱”所造成的唐皇朝政治力量的削弱和财政收入的困难，极深刻地影响着他的思想、学风和撰述旨趣。这在《通典》中有突出的反映。他在讲到“历代盛衰户口”时列举了一些统计数字，以衬托“盛衰”之变。建中初年，杜佑上《省官议》，内中写道：“当开元、天宝中，四方无虞，编户九百余万，帑藏丰溢，虽有浮费，不足为忧。今黎苗青，天下户百三十万，陛下诏使者按比，才得三百万。比天宝三分之一，就中浮寄又五之二，赋者已耗，而食之者如旧，安可不革？”他在文中还批驳了一些阻碍“省官”的言论。这些都表明，“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的变化，是杜佑经世致用史学思想的社会根源。他的许多见解，既是政治家对历史的卓识，也是史学家对现实的洞察。

中唐时期，国势衰弱，社会动荡，这种客观情势把一批有识之士推到了历史潮流的前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理财家、思想家、文学家和诗人，如陆贽、李吉甫、裴度、郭子仪、李晟、李愬、刘晏、杨炎、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杜甫、白居易等，都是杜佑的同时代人。他们的言论、行事、著作和作品，大多反映了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在思想上有相通之处。杜佑无愧于他的这些同时代的优秀人物，是站在历史潮流前头思考问题的杰出的政治家和史学家。他的“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的政治胸襟和《通典》的经世致用史学思想，证明他是这个历史潮流中的史学领域里的先驱。故“其书大传于时”，“大为士君子所称”，绝非偶然。杜佑“将施有政”的撰述宗旨，《通典》“经邦”、“致用”的社会目的，充分证明中国史学之具有自觉的和明确的经世致用意识，当自杜佑始，当以《通典》为里程碑。

朴素的历史进化思想是杜佑历史观的核心。杜佑继承了史学史、思想史上的朴素的历史进化思想，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史学上的历史进化思想。杜佑的历史进化思想，一是反对“非今是古”，从人口、地理等物质因素分析历史进化的“势”和“理”；二是主张“变通”和“适时”，以顺应历史进步的趋势。杜佑对于秦、汉、隋、唐以来的政治形势，着重从郡县、封国的利弊分析它们的得失，论证历史的进步趋势。他在《职官典·王侯总叙》中写道：

天生烝人，树君司牧。人既庶焉，牧之理得；人既寡焉，牧之理失。庶则安所致，寡则危所出。汉、隋、大唐，海内统一，人户滋殖，三代莫俦。若以为人而置君，欲求既庶，诚宜政在列郡，然则主祀或促矣。若以为君而生人，不病既寡，诚宜政在列国，然则主祀可永矣。主祀虽永乃人鲜，主祀虽促则人繁。建国利一宗，列郡利万姓，损益之理，较然可知。

在这一段文字的分析中，他从人口庶寡、政治的安危以及“利万姓”和“利一宗”等三个方面，论证了“列郡”代替“建国”的进步性。杜佑还辩证地指出：“立法作程，未有不弊之者，固在度其为患之长短耳。”而历史已经证明：“政在列国也”，“其患也长”；“政在列郡也”，“其患也短”。自南朝以下，“建侯日削，欲行古道，势莫能遵”。杜佑在《兵典·兵序》中，又从政治、军事上的得失，进一步肯定了秦、汉以来“罢侯置守”、“以为强干弱枝之势”，“诚得其宜”。同时又指出，“强干弱枝之势”的破坏造成了玄宗后期的社会动乱，是“地逼则势疑，力侔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杜佑一方面指出了发展趋势的不可逆转，一方面又看到了具体形势的变化也会影响到总的趋势和进程，其中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思想。

杜佑反对“非今是古”的思想，在对待民族问题和人才问题上，也表现得很突出。他在讲到“三代”的“立尸义”时，分析了“中华”与“夷狄”在礼俗上的同源和后来的变化，认为：“古之人朴质，中华与夷狄同，有祭立尸焉，有以人殉葬焉，有居巢穴处焉，有不封不树焉，有手抟食焉，有同姓婚娶焉，有不讳名焉。中华地中而气正，人性和而才惠，继生圣哲，渐革鄙风。今四夷诸国，地偏气犷，则多仍旧。”杜佑从地理条件不同来说明中华与夷狄在礼俗文明发展进程上产生差别的原因，虽不尽全面，却是很有意义的见解。他从社会心理考察，认为：“人之常情，非今是古。”但他根据丰富的历史事实，明确指出：“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这不仅坚持了历史进化思想，也是对上述错误的社会心理和复古论调的有力批评。关于人才问题，杜佑认为：“非今人多不肖，古人多材能，在施政立本，使之然也。”他主张通过“务勤其教”达到培养人才的目的：“若不敦其教，欲求多贤，亦不可及已。”这是强调教育对于培养人才的重要，批评了非今是古的人才观。

杜佑的历史进化思想，还表现在他具有鲜明的“变通”和“适时”的历史见识。他不赞成前人所谓“子产铸刑书，而叔向责之；赵鞅铸刑鼎，而仲尼讥之”的旧说，称颂子产“观时之宜，设救之术，外抗大国，内安疲甿”的政绩，认为把孔子批评“乱制”看作是他反对“法度”，本身不过是一种“臆说”。杜佑再次批评“滞儒常情，非今是古”的陈词滥调。而肯定“秦始皇荡平九国，宇内一家……所以尊君抑臣，列置郡县，易于临统，便俗适时”的历史贡献。他的这种“观时之宜”、“便俗适时”的思想，在《通典》中有多处反映：“随时立制，遇弊变通，不必因循，重难改作”；“弊而思变”；“随时拯弊，因物利用”。这些都表明了杜佑历史进化思想中的时代精神和政治实践要求，这跟《通典》的“将施有政”的主旨是相通的。

然而，杜佑的历史进化思想却同他的传统门阀观念发生了冲突，这使前者的发展受到了限制。《通典》以100卷的篇幅记历代沿革礼和开元礼，又以7卷的篇幅记乐，礼、乐合起来超过全书半数。自两汉以下，历代都重礼，这在史书编著中均有所表现。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礼更成了区别士庶界限、维护这种新的等级秩序的工具而受到特别重视。所谓“礼仪繁博，与天地而为量，纪国立君，人伦攸始”，所谓礼可以“弘宣天意，雕刻人理”、“礼亦愆家”，礼还可“增辉风俗，广树堤防，非礼威严，亦何以尚”等。礼，成了门阀时代的一个重要的象征。《通典》以礼乐作为“教化”的主要内容，正是这种象征的集中表现。杜佑在论述到盛唐时期的《贞观礼》《显庆礼》《开元礼》这三部礼书时兴奋地写道：“百代之损益，三变而著明，酌乎文质，悬诸日月，可谓盛矣！”他表明：《通典》论礼，是为了“振端末，备顾问”。在《通典·礼典》的《礼序》中，杜佑在自注里列举自孔颖达以下至韦縚等60个唐代礼学家的姓名；《通典》的论议，大多集中在《礼典》的沿革礼部分。这都反映出杜佑对于礼的非同寻常的重视，反映出他对于门阀制度的热切留恋。

诚然，在门阀时代，礼对于稳定统治阶级内部的等级秩序，曾经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在杜佑所处的时代，门阀地主已经走下坡路了。因此，作为反映门阀地主之历史记录的姓氏之书日渐衰微，而作为反映门阀社会之现实秩序的礼书的价值也日渐缩小。贞元、元和年间，尽管还有人在编撰“新礼”，但实际上只是“具有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谓‘礼乐为虚名’也哉！”这种变化，标志着一个时代行将结束，《通典·礼典》似是为这个时代所奏出的一曲悠悠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