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大繁荣——神灭论与兴亡论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史学，在思想领域方面异常活跃，不论是对历史的认识还是对史学的认识，都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关于对史学的认识，有南朝梁人刘勰所撰《文心雕龙·史传》篇，是讨论史学问题较早的专文，这样的专文在唐代逐渐多了起来；盛唐时刘知幾所著《史通》，是讨论史学问题最早的系统著作，它在中国史学发展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关于对历史的认识，情况要复杂得多。这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也是一个大发展的时代，许多重大历史问题提到了当时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面前，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推动了历史思想的进步。其中以关于神灭论、兴亡论、封建论、民族论、人物论、帝王论这六个方面的问题的讨论和辩难尤为重要。

针对佛教的盛行和有神论思想的泛滥，南朝齐、梁之际的无神论思想家范缜曾与齐竟陵王萧子良作不信因果的辩难，认为富贵贫贱，纯属偶然，非命中注定。其后，他又著《神灭论》，指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也。”此论一出，“朝野暄哗”。萧子良发动僧俗名流数十人与之辩难而终不能屈，于是“子良使王融谓之曰：‘神灭既自非理，而卿坚执之，恐伤名教。以卿之大美，何患不至中书郎，而故乖剌如此，可便毁弃之。’缜大笑曰：‘使范缜卖论取官，已至令仆矣，何但中书郎耶！’”在有碍“名教”的压力和高官显位的诱惑面前，范缜显示出了在理论上的坚定信念。有神无神，有佛无佛，是当时思想领域的大论争。在这个论争中，史学家也是壁垒分明的。略早于范缜的范晔，“常谓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认为“天下决无佛鬼”。而与范缜同时的沈约，在梁武帝发动“王公朝贵”60余人撰文围攻范缜时，连续写出了《神不灭论》《难范缜<神灭论>》等文，申言“神本不灭，久所服膺；神灭之谈，良用骇惕”。这种思想上的分野，也反映在他们所撰的史书当中。把无神论思想真正推进到历史思想领域的，是唐代文学家、思想家、史论家柳宗元。柳宗元的无神论思想的一个明显特征，是要把久已存在的“天命”论从对历史的认识和解释中驱赶出去。他在《天说》一文中，批评了“天可赏罚”的论点，认为：“天地，大果菔也，元气，大痈痔也；阴阳，大草木也。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天地、元气、阴阳都是没有意志的物质，怎么能赏功罚祸呢。他的《天对》一文，回答了屈原《天问》中提出的许多历史问题，认为朝代的兴亡、人事的成败，都跟昏昧无知的“天”毫无关系。柳宗元坚持“天人相分”的理论，指出：“夫圣人之为心也，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盖子人也。”“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这是用跟人事相联系的“道”排斥了“神”和“天”在历史中的作用。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古之所以言天者，盖以愚蚩蚩者耳，非为聪明睿智者设也。”柳宗元在所著《非国语》67篇中，约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是批评史家在“天人之际”认识上的错误，认为史家用“天命”、梦寐、卜筮、童谣来解释历史，都是不足取的。在这里，他的无神论思想也反映出更鲜明的历史形式。

兴亡论也是这个时期思想领域讨论的大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朝更迭频繁，一方面是由于“风行万里”的隋皇朝的骤兴骤亡，从而使这个问题的讨论始终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三国魏人曹冏的《六代论》，论夏、殷、周、秦、汉的历史经验教训，分析曹魏面临的现实问题，指出：“观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长策，睹前车之倾覆，而不改其辙迹；子弟至空虚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窜于闾阎，不闻邦国之政；权均匹夫，势齐凡庶，内无根深不拔之固，外无盘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为百代之业也。”作为魏的宗室，曹冏已预感到曹爽、齐王芳将面临“疾风卒至”、“天下有变”的局面。西晋陆机的《辩亡论》两篇，写出了三国孙吴政权兴亡的历史。作者作为吴国的遗民和名将陆逊的后人，对吴国之亡深致惋惜之情，但他也指出：“吴之兴也，参而由焉，孙卿所谓‘合其参’者也；及其亡也，恃险而已，又孙卿所谓‘舍其参’者也。夫四州之萌，非无众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险，易守也；劲利之器，易用也；先王之策，易循也：功不兴而祸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这里说的“合其参”、“舍其参”，是指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因素与政治兴亡的关系。东晋史家干宝的《晋纪·总论》严肃地剖析了西晋灭亡的原因，认为它“创基立本”不广不深，固是其重要原因，而朝风、政风、世风的“淫僻”，人们“耻尚失所”，则是其败亡的直接原因。他指出：“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由是毁誉乱于善恶之实，情慝奔于货欲之途，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身择利。而秉钧当轴之士，身兼官以十数，大极其尊，小录其要，机事之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贵戚之子弟，陵迈超越，不拘资次，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礼法刑政，于此大坏。……‘国之将亡，本必先颠’，其此之谓乎！”这里着重讲了社会风气跟政治得失的关系。这三篇讨论兴亡的文章，文辞都很好，因而被萧统辑入《文选》，有很大的社会影响。隋唐时期，也有许多讨论政治兴亡的名篇。北宋李昉等所编《文苑英华》，内中有三卷为“兴亡”论。所收论议都是隋唐人的撰述。它们是：隋卢思道的《北齐兴亡论》《后周兴亡论》，李德林的《天命论》；唐朱敬则的《魏武帝论》《晋高祖论》《宋武帝论》《北齐高祖论》《北齐文襄论》《北齐文宣论》《梁武帝论》《陈武帝论》《陈后主论》《隋高祖论》《隋炀帝论》，权德舆的《两汉辨亡论》，罗衮的《秦论》上下二首。同书所收卢照邻的《三国论》，李德裕的《鼎国论》（亦作《三国论》）、《宋齐论》，也都是以讨论兴亡为主旨的。朱敬则在武则天时曾兼修国史，“尝采魏晋已来君臣成败之事，著《十代兴亡论》”。《十代兴亡论》原为10卷，今存11篇，可能是它的一部分遗文，从中仍可看出这位史论家的深刻的历史见解。唐代的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之论兴亡，一是专讲人事，不再空谈“天命”；一是对现实和历史前途显示出来充分的自信，很少回过头去陶醉于对三代、两汉的追寻。这个时期关于兴亡的讨论，有许多精彩的论点，还包含在一些有成就的皇朝史撰述和专史撰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