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大繁荣——杨坚在位的15年



杨坚建国的当年，就确定了朝廷的官制，有内史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内史省的主管叫内史令，掌管机要，发布政令。门下省的主管叫纳言，负责政令的审议。尚书省的主管称尚书令，负责处理全国行政事务。这三省的长官都相当于秦汉时的丞相，但把丞相的职权分为三部分，由皇帝直接驾驭。

杨坚，隋文帝（541—604年），弘农郡华阴县（今属陕西）人。西魏大统七年（541年）六月十三日，杨坚是母亲吕苦桃在冯翊般若寺里所生。杨坚长成人，“性严重，有威容，外质木而内明敏，有大略”。

杨坚的父亲杨忠，是一位扶助宇文泰开创北周基业的功臣，位至柱国、大司空，封为隋国公。

杨坚凭着自己的才能，又借助父亲杨忠当年的地位和威望，最初才任得成纪县公、大兴郡公的职位。此后，杨坚继承了隋国公的爵位。建德五年（576年），杨坚为右三军总管，从北周武帝伐齐，攻克邺城，进位柱国。此后，杨坚又与宇文宪击灭了北齐的最后反抗势力、任城王高湝，并以功除定州总管。

宣政元年（578年），北周宣帝继位，娶了杨坚的长女杨丽华，并立她为皇后。由此，杨坚得升为上柱国，又大司马。不久，杨坚又迁升为大前疑。宣帝每次出巡，常命杨坚留守京城，因此位望日隆，深得宣帝的信任。然而，宣帝是一个荒淫无耻的暴君。他恣情声乐，“多聚美女，以实后宫”，速立了5个皇后。宣帝颁布了《刑经圣制》，用法苛刻，就连群臣、宫女也被杖打。以致“内外恐惧，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宣帝的昏庸，以及杨坚当时所处的地位，对于他野心夺位，独持政权，自然是极为有利的。

鲜卑宇文氏建立的北周政权，本来在很大的程度上要依靠汉族士人的力量。杨坚出自弘农杨氏，士族中也很显赫，拥有宗兵（杨氏私兵）多至3000人。杨坚原本在政治上就有野心，他曾经对密友郭荣说过，“吾仰观天象，俯察人事，周历已尽，我其代之”之类的话。他做定州总管的时候，庞晃（后为隋文帝的右卫将军）就曾向他建议：“燕代精兵之处，今若动众，天下不足图也。”当时，杨坚虽然觉得时机还不成熟，但所结纳的人，却是越来越多，这样遂而形成了一个有实力的政治集团。在这个政治集团中，刘昉、郑译、高颎、李德林等人便是支柱人物。大象二年（580年），宣帝驾崩，他8岁的儿子宇文阐继位，做了皇帝。从此，杨坚为首的这个政治集团，乘机开始了篡夺政位的阴谋活动。在内史上大夫郑译等的策划下，下诏举杨坚入总朝政，都督内外诸军事。同时，借以赵王宇文招将要嫁女于突厥为名，把北周在外的藩王都征召到京城来，防止他们在外反抗。这样一来，杨坚便以左大丞相的重职，迅速掌控了北周的军政大权。此时，以相州总管尉迟迥为首的反杨集团的地方势力，并不示弱，发动了武装对抗。继而，郧州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总管王谦，起兵响应。尉迟迥以北周重臣，据形胜之地，众至数十万人，“又北结高宝宁以通突厥，南连陈人许割江淮之地”，可谓声势浩大。杨坚此时也摆开了阵式，派韦孝宽率重兵，进攻相州；并以王谊、梁睿分别进击郧、益两地。这表面上看，虽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但久已厌乱的百姓，却极希望有个“好皇帝”，能使百姓们安居乐业。尉迟迥“昏耄已甚，消难、王谦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而“在朝将相，多为身计，竞效节于杨氏”，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当时的人心有所向背，再加上杨坚在军事上的措置得宜，上述的反杨武装很快就被击破。尉迟迥兵败自杀，司马消难南逃于陈朝，王谦也被杀死。杨坚在这关键的时刻取得了胜利，既扫除了他前进中的障碍，又迅速稳定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秩序。

杨坚得势，乘胜追击，紧接着便以谋反的罪名，先后杀掉了北周宗室毕王宇文贤、赵王宇文招、越王宇文盛、陈王宇文纯、代王宇文达、滕王宇文逌等，力削宇氏家族的势力，清除鲜卑族中的反杨力量。与此同时，杨坚又拉拢元谐、元胄、宇文忻等部分鲜卑贵族。杨坚所做的这一切，为他改朝换代，顺利登上皇位，扫除了一切障碍。大定元年（581年）二月，杨坚由隋国公晋封隋王。“位在诸侯王上”的杨坚，经过一番“禅让”之后，便“理所当然”地正式做了皇帝，国号为隋，改元开皇，定都长安。历史上称他为隋文帝。

隋文帝在开始掌权之时，就一反周宣帝所为，“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这位皇帝，“勤于为治，每临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卫士传餐而食”。在如此励精图治的情况下，隋文帝在政治、经济方面都采取了许多革新的措施，用以巩固和发展新建立的隋政权。

隋文帝首先改革行政制度，废除了北周时代从《周官》抄袭来的那一套古老的制度，命苏威等人，综合汉魏以来的历朝官制，制定了新的制度。在朝廷分设了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5省，御史、都水2台，太常、光禄、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国子、将作11寺，左右卫、左右领军等12府。政权所寄，全在尚书、门下、内史3省。尚书省事无不总，是一个执行各种政令的机构。置尚书令1人，左右仆射各1人，统领吏、礼、兵、都官（后改刑部）、度支（后改民部）、工6部。6部各设尚书1人，分别统管36侍郎，执行部务。门下省置纳言2人，内史省置内史令2人。3省官史共同制令立法，参加决定军政大事，担任宰相的职务。3省6部制度便从此确立起来了。

此外，又进行了地方建置的改革，把北朝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后来又改为郡、县两级制。并规定：九品以上的地方官，一律由朝廷任免，每年由吏部考核政绩。以后又规定地方上的正官三年一迁，佐官四年一迁。这些办法都加强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

在地方上，隋初沿袭前代的州、郡、县三级制。但当时南北各地均置侨州、郡、县，“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造成“民少官多”的状况。开皇三年隋文帝根据杨尚希等人的建议，废除了郡级机构，并省州县，裁减冗官。不仅节省了国库开支，而且提高了行政效率。对于地方各级官吏，统由尚书省的吏部负责选任，所谓“大小之官，悉由吏部”。这样就使“执政参吏部之职，吏部总州郡之权”，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

杨坚还废除了魏晋以来由地方州郡长官负责选拔官吏的制度。他在地方上设立州学和县学，每年推选学习优秀的生徒到朝廷进行考试，根据成绩予以录用。这样，就为入仕多开辟了一条道路，给较多人入仕的机会，有利于扩大封建统治的阶级基础。

在整顿吏治方面，隋文帝“妙简良能，出为牧宰”。擢“仁明著称”的广汉太守柳俭为蓬州刺史，以“奉国尽心”的驾部侍郎辛公义为岷州刺史，擢“治术尤异”的临颍令刘旷为莒州刺史，“清名善政，为天下第一”。任“达于从政”的房恭懿为新丰令，“政为三辅之最”。文帝还经常遣使考察地方官吏，褒奖良能，惩处贪污。治书侍御史柳彧巡省河北52州，奏免贪污不称职的长吏200余人。库狄士文为贝州刺史，对官吏尺布升粟之赃，无所宽贷，检举了1000多人，隋文帝都把他们发配到岭南去了。文帝又以“典吏久居其职，肆情为奸”，下令“诸州县佐史三年一代，继任者不得重居之”。这些措施对澄清吏治，减轻人民的苛刻负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隋以北魏、北齐的刑律为基础，制定了新的刑律。隋律计分为12篇，刑罚有死刑、流刑、徒刑、杖刑、笞刑等5种，比以前的刑律减省了千余条，并规定了有冤屈可以逐级上诉，直告到皇帝跟前。但隋律对于谋反等所谓“十恶”之罪，不予轻恕。

开皇初年，隋文帝力矫北周末年“用法深重”、“诛杀无度”的弊政，命高颎、郑译、杨素、裴政等修订刑律。裴政为主要修订人，上采魏晋旧律，下及齐、梁，讨论折中，制定新律。废除了前代的枭首、轘裂及鞭刑，还废除了大棒、束杖、车辐、鞵底、压踝、杖桄等讯囚酷法。民有枉屈，县若不理，可以逐级上诉至朝廷，凡属死罪，都应上报朝廷，“三奏而后决”，以昭慎重。开皇三年，隋文帝根据刑部的奏报，认为犯罪人数还很多，乃因刑律太严。命苏威、牛弘等再定新律，删去死罪81条、流罪154条、徒杖等罪1000多条，从此“刑网简要，疏而不失”。当然，隋律的职能仍旧是镇压劳动人民，而且相当残酷；但它终究废除了前代许多“苛惨之法”，而且标榜“以轻代重，化死为生”的立法原则，在中国法律史上已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为了查实应纳赋税和负担徭役的人口，杨坚采取了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的措施。大索貌阅在585年实行，那是由州县官吏按照户籍上登记的年龄，跟本人的体貌进行核对，检验是否有诳报年龄，诈老诈小的情况。通过大索貌阅，第一次查出40多万壮丁，第二次又查出了20多万壮丁。输籍定样也在同年实行，办法是：由朝廷按照财产和人口的多少，确定划分户等的标准，叫作定样，颁布各州县。每年正月，由县令派人到乡村，根据定样划分户等，征发固定的赋税和徭役。因为朝廷规定的赋税和徭役负担较轻，就能吸引那些在大地主的荫庇下的农民，来改作朝廷的编户，增加了朝廷控制的劳动人手。

灭陈后，杨坚在江南实行了一些抑制地方势力的措施。590年，在地方上有势力的地主纷纷起兵反对。婺州（治所今浙江省金华市）的汪文进，越州（治所今浙江省绍兴市）的高智慧，苏州的沈玄等，都自称天子，一些力量较小的地主则自称大都督。他们攻陷州县，杀死朝廷派去的官吏，弄得局势十分紧张。杨坚派大将杨素去讨伐，征服了这些反抗势力，加强了对江南的控制。

隋文帝对于魏、周以来的府兵制度，也做了重要的改革。因为“府兵制初建立时，在主观上是要以军民分治的形式维持种族矛盾，以部曲制度的形式维持部落组织”，所以起初兵士都是鲜卑人，“自相督率，不编户贯”。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一制度也就逐渐发生变化。北周武帝时，“改军士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是后夏人半为兵矣”。开始打破了兵制上的民族界限，但仍然“兵农各籍”。开皇十年，隋文帝下令：“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于是府兵“始一寓之于农”。这不仅使府兵制的民族意义完全消失，并使大批的劳动力投入生产，对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隋文帝那时，对于选举制度也做了重大改革。随着南北朝以来封建经济的发展，中小地主与富裕农民的数量日益增多，他们要求打破门阀士族的限制，在政治上得到发展。这一要求与隋朝打击豪强地主，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是相符合的。因此，魏晋以来为豪强地主所操纵的选拔官僚的“九品中正制”，就在开皇中废除了。代之而起的是以考试选士的科举制度。开皇三年正月，“诏举贤良”。开皇七年，“制诸州岁贡三人”。开皇十八年，“诏京官五品以上及总管、刺史，并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这里的贤良，志行修谨、清平干济等科，就是唐代制科的由来。还有词科也在这时出现了。如韦云起“开皇中，明经举”；杜正玄“开皇末，举秀才”；房玄龄“年十八本州举进士”，正当开皇十六年。由此可见，明经、秀才、进士诸科都在开皇时设立了。唐以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隋文帝建立隋朝之初，周边的一些少数民族，如突厥、吐谷浑等每每劫掠边疆，严重地威胁着隋朝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的统一，也采取了武装防御的措施，以求得边疆的安定。

突厥是匈奴的别支，兴起于北魏末年。到了木干可汗时，势力极盛，“西破 嚈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成为北方一个强大的军事政权。北周与北齐对峙时，争与突厥结姻好，输财物以求援。北周末年，曾以赵王宇文招女千金公主嫁与沙钵略可汗。隋文帝夺取北周政权时，沙钵略可汗与营州刺史高宝宁合谋，进拢边地，攻占临渝镇（今山海关）。千金公主又极力劝说沙钵略替她娘家北周报仇，于是突厥大举进攻。武威、天水、安定（今甘肃泾川北）、金城（今甘肃兰州）、上郡（今陕西富县）、弘化（今甘肃庆阳）、延安等地遭到严重的抄掠杀伤，弄得“六畜咸尽”。面对突厥的侵犯，隋文帝坚决进行了还击。他派河间王杨弘、上柱国豆卢勣、窦荣定、左仆射高颎、右仆射虞庆则并为行军元帅，分道迎击突厥，打败了沙钵略的进攻。于是隋文帝一面加强防御工事，兴筑长城和沿边的城堡，一面采取长孙晟“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建议，利用突厥首领沙钵略可汗、达头可汗、阿波可汗等人之间的矛盾，进行离间，使他们互相攻击。结果，阿波可汗投归建牙葱岭以西千泉（怛罗斯河畔）地方的达头可汗。此后，达头可汗也正式从沙钵略大可汗的统属之下分裂出去，成为一个独立的势力，于是突厥便分为东西两部分。沙钵略在西突厥和契丹东西两面威胁之下，便在开皇四年上表称臣，愿意“永为藩附”。从此保持了边境的和平。吐谷浑，本为羌族，据有今青海和新疆南部。其首领则为鲜卑人，魏、周之际始称可汗，都于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隋文帝初立时，吐谷浑统治者吕夸也乘机进扰，致使隋文帝一度废弃弘州，给隋朝很大的威胁。文帝命上柱国元谐率步骑数万出击，吕夸战败逃走。但不久又来寇边。开皇三年，汶州总管梁远又大败吐谷浑。到隋统一南北后，势力强盛，吕夸才不敢再来骚扰。开皇十一年，吕夸死，子世伏立，隋把光化公主嫁给他。世伏为部下所杀，弟伏允立，仍以光化公主为妻，“自是朝贡岁至”，双方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此外，地处东北的契丹、靺鞨等族，或款塞归附，或遣使贡献，隋文帝对他们都做了妥善的处置。

隋文帝对周边各族，采取了军事上的防御和政治上的招抚政策，有效地处理了民族矛盾，使各族人民赢得了一个“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的生活和生产的安定环境，为隋代统一南北，发展经济，提供了有利条件。

隋朝很关心跟边疆各族的关系。台湾，当时称作流求，自从吴的卫温、诸葛直到过那里以后，大陆人民移居去的日渐增多，与当地的高山族人民共同开发了台湾。607年，杨广派羽骑尉朱宽和海师何蛮到流求视察。第二年，朱宽又去慰抚流求人民。610年，杨广又派人从义安（今广东省潮州市）出海，进驻流求。当地的高山族人民见大量船舰到来，以为是商旅，许多人拿了土特产到军中来请求贸易。从隋朝起，台湾跟大陆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住在东北辽河流域和黑龙江、额尔古纳河一带的契丹、室韦、靺鞨，住在阿尔泰山以南的突厥，住在祁连山以南、雪山以北的吐谷浑，以及高昌、龟兹、焉耆、于阗等，都跟隋朝有来往，经常派人到内地来交换方物。隋朝曾以宗室女分别嫁给突厥的可汗、吐谷浑的首领和高昌王，并派裴矩进驻张掖（今属甘肃省），主持跟西方边疆的联系和商业交通等事宜。

隋时通西方的商道，共有三条。北道，从伊吾（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经蒲类海（今巴里坤湖）、铁勒等部，至拂国（今叙利亚）。中道，从高昌（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经焉耆、龟兹等地，过葱岭，至波斯（今伊朗）。南道，从鄯善（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罗布泊附近），经于阗，过葱岭，到北婆罗门（今印度北部和巴基斯坦一带）。中道和南道，还更向西延伸。

隋文帝在平定南方，统一全国方面，同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隋文帝取代北周之前，内迁的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迫使晋室南移，逐而形成了南北分裂的局面。各族人民经过长期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以及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促进了北方经济发展和民族组合的进程；南方地区由于北方人民不断南迁，人口增加，生产技术有所进步，南方经济也得到了发展。南北分裂，给人民造成了战乱的苦难，阻碍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因此实现统一便成为当时南北人民一致的呼声。

隋文帝取代北周以后，便要吞并江南，即任用贺若弼为吴州总管，镇广陵（今江苏扬州）；韩擒虎为庐州总管，镇庐州（今安徽合肥），以侦察陈国的动静。同时，又在永安（今四川奉节）大造战舰，以为水战的需要。当时群臣竞献平陈之策，虢州刺史崔仲方上书：“今唯须武昌已下，蕲、和、滁、方（今江苏六合）、吴、海等州更帖精兵，密营渡计。益、信（今湖北巴东）、襄、荆、基（今湖北钟祥）、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张形势，为水战之具。蜀、汉二江，是其上流，水路冲要，必争之所。贼虽于流头、荆门、延州、公安、巴陵、隐矶、夏首、蕲口、盆城置船，然终聚汉口、峡口，以水战大决。若贼必以上流有军，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诸将即须择便横渡。如拥众自卫，上江水军鼓行以前。虽恃九江五湖之险，非德无以为固，徒有三吴、百越之兵，无恩不能自立。”隋文帝看了崔仲方对平陈之战的分析，非常高兴，从此也确立了平陈的方略。

开皇七年（587年），隋文帝因萧琮入朝，遂灭后梁。梁宗室萧岩等投奔了陈国。晋州刺史皇甫绩进言隋文帝，说有三条理由可灭陈国，“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无道，二也；纳叛臣萧岩，于我有词，三也。”于是隋文帝便以陈国收纳萧岩为借口，攻打陈国。于开皇八年3月下诏伐陈，并且宣布了陈后主的20条罪状。10月，命晋王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为行军元帅。于是杨广出六合，杨俊出襄阳，杨素出信州，刘仁恩出江陵，王世积出蕲春，韩擒虎出庐江，贺若弼出吴州，燕荣出东海，合总管90，兵518000，都受杨广节制。隋文帝亲自到定城（今河南潢川）誓师，以要必胜。

正当隋军分道进发的时候，消息传到陈朝，施文庆、沈客卿用事，“并抑而不言，故无备御”。及闻隋军临江，陈后主还说：“王气在此，齐兵三度来，周兵再度至，无不摧没，虏今来者必自败。”孔范也说隋军决无渡江之理。这个腐朽的统治集团，在末日已经降临的顷刻之暇，还“奏伎纵酒，作诗不辍”。

开皇九年正月，贺若弼自广陵渡江，攻下京口（今江苏镇江）。韩擒虎自横江渡采石，进拔姑孰（今安徽当涂）。贺、韩两军东西夹攻建康。陈将萧摩诃被俘，任忠出降。隋军直入朱雀门，城内文武百官纷纷逃散，陈后主与张贵妃、孔贵嫔躲到景阳宫内枯井中，为隋军所获。杨素与刘仁恩率水军下三峡，大破陈将吕忠肃，乘胜至汉口，与杨俊会合。此时，建康城已破，杨广使陈后主以手书招降上江诸将及岭南女首领冼氏，于是南方全部平定。

隋文帝的这一平定南方的巨大胜利，结束西晋末年以来270多年的分裂局面，又重新获得了统一。

不久，又镇压了婺州、越州、苏州等地的豪强地主的叛乱，并下令销毁“人间甲仗”，对于江南诸州私造的大船，也“悉括入官”，进一步巩固了全国的统一。

政治上的改革和江南叛乱的平定，使隋初的政局得到了稳定。社会经济很快地发展起来。隋初十几年粮食经常丰收，手工业和商业也有了较大发展。朝廷修建了许多粮仓，如洛阳的含嘉仓，能储粮48万石。洛口（今河南省巩义市）的兴洛仓，能储粮240万石，洛阳北的回洛仓，能储粮240万石。据说到杨坚末年，储藏的粮食能供好多年食用。

隋文帝在发展经济方面也采取了许多措施。首先是继续推行魏、周以来的均田制。除授予贵族官僚大量土地外，农民每户夫妇规定授田140亩。开皇十二年（592年），隋文帝派遣使者到全国各地推行均田法，宽乡农民可以得到足数的土地，狭乡每丁才得20亩，老幼所得更少。但无地少地的农民终究得到了一些土地。隋文帝又把北周岁役1月的12番法，减为岁役20日。又改定服役年限，由北周规定的18—59岁，改为21—50岁。裁减了服役年限，并缩短了每年的役期。隋文帝还注重农田水利的兴修。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开皇二年，隋文帝以长安城“凋残日久”，在城东南龙首山创建了一座新的都城，名叫大兴城。城内有东西二市，东市名都会，西市名利人。因系国都所在，“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成为当时最大的商业都市。隋文帝鉴于前朝币制的混乱，铸造标准的五铢钱，禁用古钱和杂钱。五铢钱“所在流布，百姓便之”，使货币得到统一。开皇时，又规定以古尺1尺2寸为1尺，以古斗3升为1升，以古秤3斤为1斤，采冀州刺史赵煚所定的“铜斗铁尺”，颁行全国，度量衡也统一起来了。至于“除入市之税”，“罢酒坊，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这都有利于商业的发展。

由于隋初以来政治安定，经济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隋书》称：“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陵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这虽不免有溢美之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所谓“开皇之治”的实际情况。

隋文帝与历代的封建统治者相比，算是比较节俭的皇帝。他即位之初，就宣布“犬马服玩，不得献上”。对于以布袋进干姜，以氈袋献香料的官吏，都认为是浪费，“大加谴责”。史称，“其自奉养，务为俭素，乘舆御物，故弊者随宜补用；自非享宴，所食不过一肉；后宫皆服浣濯之衣”，生活特别俭朴。

隋文帝的皇后独孤氏（553—602年），是北周功臣独孤信的女儿。14岁嫁给了隋文帝，两人感情一直很好。有一次幽州总管阴寿报告一个情况，在与突厥的互市中，有一箧价值800万的明珠，劝她买了。独孤后说：“非我所须也。当今戎狄屡寇，将士罢劳，未若以800万分赏有功者。”隋文帝为此十分感动，并很敬重她，许多事情都与她商议。隋文帝临朝时，独孤后一同前去，坐在阁内，派宦官打听情况，“政有所失，随则匡谏”，因此宫中尊称独孤后为“二圣”。

开皇十三年（593年），隋文帝下诏，要杨素于岐州之北，新建仁寿宫。平山填谷，以建宫殿，规模很大。又因督催工期，丁夫死者上万。开皇十五年，仁寿宫修成。隋文帝到了那里，看到宫殿十分壮丽，反而大怒道：“杨素殚民力为离宫，为吾结怨天下。”杨素听了，很是害怕，但是独孤后对这所离宫很是满意，隋文帝的态度也就随之变了。第二天召见杨素，赐钱100万，锦绢3000段。由此于见“二圣”的感召，对于隋文帝来讲，也是很灵的。

独孤后生性嫉妒，后宫不敢进御。尉迟迥的孙女有美色，隋文帝很喜爱她，在仁寿宫得幸。独孤后伺文帝上朝，暗地将她处死。隋文帝得知后，大为愤怒，从苑中单骑出走，入山谷20多里。高颎、杨素慌忙追去，苦谏相劝。隋文帝叹息道：“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高颎说：“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这才把隋文帝劝回宫中。后来皇后听到高颎说她是一妇人，心怀愧恨，便常在隋文帝面前诋毁他，高颎终于被陷害，除名为民。

太子杨勇性宽厚，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他曾经把蜀人所做精美铠甲再加装饰，隋文帝看了很不高兴，告诫他：“当以俭约为先，乃能奉承宗庙。”后来遇到冬至节日，百官都到太子宫，太子张灯奏乐来庆贺。隋文帝又是不快，下诏责难太子，从此父子便生猜忌。独孤后又因太子妃元氏无宠，心疾而死，疑有他故，颇为不平，乃派人暗察太子。而晋王杨广则矫情饰诈，谄媚母后，外结朝士，拉拢权臣杨素，积极进行夺取太子地位的活动。开皇二十年，隋文帝在众口铄金的情况下，废黜了“抚军监国几二十年”的太子杨勇，立杨广为太子。

仁寿四年（604年），隋文帝卧病在床，一次看到宠姬宣华夫人仓促从外面进来，神色有异，问她出了什么事。陈氏不觉流泪说：“太子无礼！”隋文帝大怒道：“畜生何足付大事！独孤诚误我！”又时值杨广与杨素勾结密谋之信为文帝所知，便叫柳述、元岩，让他们草诏，召回杨勇。杨素得知，立刻告诉太子，矫诏逮捕了柳、元二人，派亲信右庶子张衡入寝殿侍疾，把宫人全部赶走。事隔不久，隋文帝就死了，时年64岁。

《隋书》在列举了隋文帝的主要政绩以后，称赞他为“近代之良主”。并且列举了他的许多不足。但未说明隋文帝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范文澜先生就此有所评价：

隋文帝主要的功绩，在于统一全国后，实行各种巩固统一的措施，使连续300年的战事得以停止，全国安宁，南北民众获得休息，社会呈现空前的繁荣。秦始皇创秦制，为汉以后各朝所沿袭。隋文帝创隋制，为唐以后各朝所遵循。秦、隋两朝都有巨大的贡献，不能因为历年短促，忽视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