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帝国——党争

宪宗之后的二十多年里有接连三位弱势的统治者，他们都是被宦官扶上皇位的。宪宗死后每次皇权更替中宦官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三位皇帝不能或是不愿向朝廷发号施令，因此，党争是这几十年，甚至可以说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政治史的主题。

实行帝制之前，“党”一词就是贬义词。人们认为官员应该一心一意奉献于由君主代表的公共利益，所以任何官员间的朋党都显示出对私利的追求，导致朝廷和国家的道德败坏。如果官员结党公开地推进自己的目标和目的，一个强势的君主将会惩罚这种行为。因此，虽然结党成为朝廷上的常态，但只有当缺少铁腕控制使为了个人仕途的公开结党变得安全之时，他们才被记载下来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唐朝统治的最后百年正是这样一个时代。

最著名的党争在牛僧孺（死于847年）和李德裕（787—850）的朋党之间发生，始于821年进士考试，当时宪宗刚刚去世。当年科举入榜者的很大一部分是朝廷高官的子弟。几位官员对考试发起抗议，包括李德裕，提出必须重新进行考试。在新的考试中，除了一人外，上一次的及第者都落榜了。这使原来的考官感觉被侮辱了。然而唐朝其他科举考试实际都与这场考试一样腐败，一样会受到外部影响，因为唐代的科举并不像宋朝和之后的王朝那样完全以文学写作为基础进行选拔。在唐代，举人在考试前要象征性地提供给考官一个名单，上面有五位担保自己品行和背景的州县官员。他们接着要和考官们建立社会关系，登门拜访，抬出家室原来的纽带关系，献上自己创作的作品（一般是代表作）。考生期待和考官之间的情谊能帮助自己通过科举。因为品德和德行被认为比才能更重要，一些人主张对考生的背景和品格的了解有助于挑选有价值的人才，反之，如果单纯以匿名写作录取，只是奖励了善弄虚文的油嘴滑舌之辈。实际上，有文字记录显示，821年几个为首的抗议者也要求考官偏袒他们自己的门生。

无论在9世纪20年代牛僧孺和李德裕之间最初争论的是非曲直如何，两党之争继续左右朝政四十多年。党争似乎局限在官僚群体的高层，几乎完全被寻找能帮助自己获得更高职位和避免被放逐到外地的盟友的愿望所驱动。然而，朝中党争也与与科举考试相关的重要礼节有关。在“谢礼”中，所有通过科举考试的人聚集在主考官家中，他们高声念出自己的名字和家庭背景，充满感情地感谢考官（常常喜极而泣），获得衣钵。这一最终的仪式活动吸收了佛教师徒传承的礼仪，相似之处通过称呼考官“座主”和称呼考生“门生”而加强。这些仪式强调情感纽带、个人感恩和终生责任，在官员中形成主客关系，从而导致朋党的出现，因此遭受很多人批评。李德裕成为宰相后这一规则一度被禁止，但是武宗死后李德裕随即被免职，禁令被废。自此到王朝结束，这一规则始终作为标准惯例来实行。

党争除了与科举有关，也与宦官权力的上升紧密相连。当宦官变得更有权势后，他们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分成利益相冲突的几派：神策军将领、内诸司使、枢密使。宦官权力越来越巩固，更多的官员接受了这一现实。宦官和官员之间接触增多，对权力的追求促成了跨越内外朝界限的联盟。

宦官权力和党争纠结的问题在835年以“甘露之变”为标志发展到高潮。17岁的文宗皇帝（826—840年在位）于826年由谋杀其前任敬宗的宦官扶助登基。虽然宦官有恩于他，但他们的跋扈让皇帝不满，830年他开始讨论抑制宦官的方法。牛李两党的争论让他疲惫不堪，于是他逐渐支持他的御医和一位翰林学士，他们密谋行刺大宦官。可是，计划在执行前被发现，神策军强行控制官廷。之后的清洗仅凭严刑拷打获得的证据诛杀为首密谋者及其家属，此外还有大量无辜官员受到牵连。宦官不实行公开的统治，可能是惧怕藩镇的军事干涉，但接下来的五年里，文宗皇帝，如同他自己所说，成了家奴的奴隶。

接下来的20年，在有为的皇帝武宗（840—846年在位）和宣宗（846—859年在位）治下，皇权得到了有限的振兴。与几年前倾向于一党的优柔寡断的前任君王不同，武宗任命李德裕为宰相并使之持续留任，党争暂时平息。李德裕暂时中止了唐朝在至少两位宰相之间分权的制度并取得了几项重大成就。

李德裕首先把政府事务管理放在中书省而不是翰林院。他也增加了自己干预宫廷历史编纂的权力，因此宣称自己有特权规定某些信息为“机密”，这样他就能够自由行动。皇帝的支持加上最有权势的宦官的死去，使李德裕逐渐削弱了宦官的影响。在对外政策方面，他利用黠戛斯对回鹘的军事胜利最终消除了他们对中国的入侵，并压制了得到回鹘人保护的摩尼教。他夺回昭义镇的控制权，昭义是控制河北地区与中国其他地区之间贸易的商人的据点。最后，李德裕在845—846年间支持武宗灭佛，这一政策没收了大量铸造雕像的铜和稀缺金属以及大量土地、粮食和奴婢，对政权和国家经济有利。灭佛也间接打击了热心赞助佛寺的宦官。

宣宗是之前三位皇帝的叔父。如同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他能安全地长大成人主要是因为他看起来是个对政治没兴趣的怪人。然而，一旦掌权，事实证明他是一位活跃且聪慧的君王，特别关心并愿意资助文学创作，支持编纂行政、法律和历史方面的书籍，特别关注通过进士考试获得升迁的人。宣宗因其上朝之前的细致准备和严厉质问官员而闻名。对外政策上，7世纪后半叶唐朝最大敌人吐蕃最终的瓦解，以及随后对西北部分地区的重新收复都发生在他的统治时期内。

859年宣宗去世后，唐帝国进入了最后的衰落时期。最后三位拥有实权的皇帝眼见朝廷权力逐渐萎缩，同时还要面对地方军事化和盗匪横行的困扰，从“安史之乱”到此时为止，唐朝的政治结构体现为中央政府和地方藩镇节度使之间的对立。节度使努力扩张自己的权势，以维持独立行动和选择本镇继承人的自由。不过，节度使们保持对唐朝名义上的服从，甚至支持朝廷反对由于宦官篡权而带来的不断增长的威胁。但是在唐朝统治的最后半个世纪里，维持朝廷开支的负担主要落在了长江流域地区的肩上，这致使当地陷入大规模贫困，并导致匪患、贩卖私盐和其他形式的地方犯罪与作乱行为加剧。856年以后，唐朝也遭遇了因欠饷而引发的军队哗变，特别是在南方，以前这里是唐朝后期的权力基础。

但是匪盗和兵变只是唐朝衰落的背景条件。从858年开始，南方发生了一连串的叛乱，引起了最终摧毁王朝的严重社会动荡。858年，康全泰在南方的宣州所领导的叛乱事实上是由地方精英与地方官员联合煽动而引发的。叛乱分子包括购买军官职务的商人和地主。一些人也组织地方武装起来反抗官府，这种牵扯到地方官员的武装力量的出现损害了唐朝统治的基础。此外，叛乱使得朝廷开始在南方任命节度使。南方的节度使和北方一样，都倾向于地方独立。859年，在杭州湾以南区域暴发的一场叛乱中，叛乱分子首次把大量分散的部队联合成一股统一的军事力量。政府任命团练使大规模动员地方武装予以镇压。因此，在这些叛乱的过程中，国家和叛乱者都促进了地方广泛的军事化。

下一拨起义包括868年在遥远的南方由庞勋领导的卫戍部队哗变，从874—878年以王仙芝为首的全国范围内的起义军，最后还有黄巢领导的起义军。在878年和884年之间，黄巢占据了洛阳（在 762年回纥劫掠后重建），通过反复劫掠摧毁了长安，实际上推翻了唐王朝。这些起义军中充斥着失地农民、地方起义军和乱兵，他们的首领来自晚唐社会崩溃过程中出现的精英。这新的精英混合了军事化的地主、私盐贩子和地方豪强，这些地方豪强有时只是匪首或武装的地方暴徒。他们的共同点是具备一定程度的军事技能和遵守“侠”的品行道义。侠义精神包括相互忠诚的伦理，同生共死，结合自卫。侠的范围从和流氓强盗相差无几的人一直到作为后世流行小说原型的“剑侠”。在一个充满暴力的世界里，国家不再能提供保护，使命落在了这样的领导者身上。他们几十个到一百人不等，结成盗贼团伙或武装集团自保，经常将自己的姓授予属下，然后再一起加入能提供安全或财富的势力更大的军事首领麾下。

规模越来越大的起义军在晚唐大地上到处活动，以复杂的形式联合和再联合，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官军则常常失利。党争继续分裂朝廷，以致没有策略可以有效实施。任何将领得胜后都会马上成为疑惧的目标，于是成功的将领不再受到奖赏。结果，主要将领不再一心一意效忠朝廷，反而把他们的军队作为个人的工具，希望像早期节度使一样，成为地方统治者。因此，虽然朝廷军队取得了几次胜利，他们并不将其转化为任何永久性的国内秩序。几年过去，很少有将帅和地方官愿意冒牺牲和丢官的风险来挽救一个必将背弃他们的朝廷。当朝廷和都城的处境都变得更加危险时，连与之联系最紧密的宦官也在四川和其他安全的地方经营自己的地盘。这通常包括收养子，任命他们做自己在地方上的代理人。

随着政府不能有效地镇压起义，重任落在地方政府头上，地方政府在某些方面变得和起义军很相似。唐朝末年整个帝国遍布着地方武装自卫力量和军事化的藩镇，地方军队为了争夺建立下一个王朝的优势地位而相互攻伐。唯一没有武装部队的政治角色是唐朝皇室自己。当唐朝都城被黄巢的军队在880年烧成平地并最终在883年完全平毁后，僖宗皇帝（873—888年在位）被宦官带到四川。他在885年返回都城废墟，但他及其两位继任者昭宗（888—904年在位）和哀帝（904—907年在位）仅仅是几个野心勃勃的军阀手中的傀儡。 907年，最强的军阀朱温接受了十几岁的小皇帝的禅位，这个小皇帝是朱温为取代唐王朝而立的。至此，大唐帝国正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