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帝国——中国的中世纪“贵族”

早在9世纪，中国历史学家就已经注意到少数大族在汉朝晚期持续发展，在汉朝崩溃之后几百年里占据着有力的社会和政治地位。较少的姓氏和血统集团的成员通过世袭的恩荫特权自动进入官僚体系。虽然没有大族可以超过两三代还能保持在权力顶峰，但这一世袭集团的地位使之能够同时享有地方和全国的特权达数百年之久，比很多汉唐之间兴替的王朝时间更长。

宋朝沈括（1031 —1095）首次提出唐朝精英由两个明显不同的阶层组成。在顶峰的是少数全国知名的世族，在朝廷上享有高官厚禄。地位最为显赫的是位于当时河北的四个大族，他们自居代表最纯正的华夏文化传统，只在圈子内部通婚。这些家族看不起李氏皇族，把他们视为有胡人血统和文化的暴发户。

关中精英同样骄傲，甚至可能更有权势，李氏皇族即是其中之一。这些大族在5—6世纪游牧民族建立征服王朝时开始崛起，经常与胡人统治集团和贵族通婚。在武后掌权之前他们占据朝廷上的最高职位。玄宗时期他们逐步夺回以前的权力，在李林甫任宰相期间他们垄断朝廷权力。山西大族和曾统治长江流域的南朝的贵族权势稍弱，在唐朝最初百年中通常不能占据最高的位置。

在这些高门之下是几千个在自己的乡里或州郡享有特权但没有机会进入朝廷占据要职的家族，那些要职只留给出身于高门大族和上一辈曾任要职的人。这些地方精英家族在唐朝历史上并不突出，但他们中很多人的名字被敦煌出土的家谱残片保留下来。这些家族是武后统治期间通过科举制和其他渠道取士的主要受益者。但比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官职更重要的是，在仕途之外为他们开放为新使职和将帅服务的机会，以及后来出现的盐铁管理部门的官职。

虽然唐朝从未正式承认贵族的存在，但把朝廷上的最高职位留给某些家族，并与之特别法律优待，给予了帝国精英事实上的承认。早在638年，太宗皇帝准予一部全面的《氏族志》颁布全国，《氏族志》“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按其社会地位排列。这一目录内容广泛，除了少数的帝国精英之外，还包括了很多地方名门。考虑到它是在以前族谱的基础上编纂而成，这显示出帝国对已被社会广泛接受的门第等级制度的认可。（《氏族志》曾做过一些修订，因为太宗坚持把皇室李氏放在第一位，把自认为具有最高等级的河北四大族之一降级。）

659年的一个类似谱录甚至包括更多的家门，但这可能反映出武后削弱大族权力的企图，这个谱录完全以在唐朝的官员品级和声望为基础。她也发布敕令禁止地位最高的大族之间通婚，并规定嫁妆的数量要与当事人的官阶相符合。但在8世纪头几十年里，在武后被推翻后，族谱编写活动的热情重燃，不管是私家的还是官方资助的，都被重申以大族声望而不是以唐朝官阶为基础的等级原则。

“安史之乱”后，修订族谱的热情迅速降温。9世纪重要的族谱不再出现全面的排序，而只有用韵句编写的冗长且无官阶的大族谱录，这相当于按照字序排列。到继唐朝之后的五代时期，宏大的中世纪贵族政治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