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帝国——唐帝国的巩固

613年发生的叛乱使隋朝分崩离析，此时未来的唐朝创立者李渊还是一位太原留守（地图2）。他的家族来自边镇且几乎可以肯定是混血，自其高祖之后便世代为将，李渊担任军职也长达10年。在太行山掩蔽下，李渊韬光养晦了数年之后，于617年攻陷了隋都大兴城。接下来的几年里，他接受隋恭帝禅让，开创唐朝。

起初，李渊的新王朝只控制关中。东北部地区、中原和南方仍旧被拥兵数十万的对手占据。经过主要由皇子李建成和李世民领导的五年平叛战争，最后一个对手被打败。直到628年武装抵抗才彻底平息，但在624年情况就已经安全到李渊能够解散大批军队而只把剩下的士兵统合在一起。新的军制把全国分为633个军府，每个军府统领800—1200名士卒，这些军府大多数镇御关中。李氏家族及其支持者承袭建立王朝的经典方式，是寻找超自然的预兆，举行庄严的皇家仪式。他们受到大部分道士的积极支持，而道士们追随道教创始人老子留下的古老信仰。老子姓李，因此同姓氏的君王被认为会如“救世主”一般带来道教的千年王国。

尽管628年公开的敌对活动结束了，但仍有很多地区不完全安宁。从过去几百年的政治动荡中幸存下来的华北地方精英将追随者聚集在坞堡，仍旧据此抵抗新王朝。在初期的几十年里，唐朝政府在全国设立了43个总管府，试图在关中之外恢复秩序，但各总管府间有大块空白区域，完全没有唐朝的军队。通常地方势力名义上从属于总管府，但当皇帝考虑分封皇室宗亲领地时，赏赐给他们的土地不会包括这些地方。这说明这些地方并不真的在唐王朝行政控制之下。

地图2

除了重建帝国的安全，唐朝前期还需要恢复财力。面对被战争掏空了的国库，政权为了保证税收的稳定流入，重建由国家授予土地的均田制。唐朝通过建立一套府和州的体系，成功地为均田制正常运行提供了有效率的地方行政。为了稳定自隋朝末年因贬值和私铸而崩溃的货币，621年唐政府开始铸造铜钱。755年，在“安史之乱”前夜，政府有11个铸币厂和99个铸造炉可生产铜币。尽管有这些努力，钱币短缺在整个唐代都持续困扰着国家，在很多情况下，交易和纳税的媒介是布帛而非钱币。

新王朝遭遇的另一个问题是突厥帝国对中国西部和北部的武力侵扰。6世纪之后突厥人统治了中国北方的草原，使自己成为隋朝外交的焦点。在导致隋朝崩溃的内战中，突厥人期望使中华帝国继续分裂和虚弱，因此挑动不同的军事集团相互作战。当唐朝内部反对力量衰弱时，突厥人从623年开始接连三年发动大规模入侵。唐朝创建者李渊试图通过向突厥纳贡来减轻压力，但这阻止不了入侵。

当李渊的次子李世民于626年发动政变杀死兄弟、囚禁父亲后，北方边疆的形势开始改变。李世民曾在平定东北部地区和中原的过程中展示出优秀的军事才能。他（其谥号唐太宗广为人知）起初延续其父亲的纳贡政策以阻止突厥入侵。但在627年突厥人分裂为东西两汗国，内部发生了反对可汗的叛乱，同时一场严重的暴风雪杀死了突厥人的牧群，这是唐朝的福运，给了太宗可乘之机以摧毁东突厥帝国，并把唐朝自己的突厥盟军安置在边疆。630年，他们尊太宗为“天可汗”，明确承认太宗在汉人边疆之外有权仲裁争端。太宗很快把投降的东突厥人安置在鄂尔多斯高原，实施了鼓动控制着从玉门（今天甘肃的玉门关）到萨珊波斯大片疆域的西突厥帝国内部发生内战和叛乱的政策。642年西突厥可汗臣服唐朝，唐朝宣布了其对中亚的至高无上的统治权。

太宗对突厥的胜利是他在位期间的重大成就，但在中国他最被称道的原因与其说是他在位时的表现，不如说是因为唐朝之后的历史。下一位君主高宗皇帝被皇后武氏控制。武后受到中国历史学家的猛烈批评，因为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妄想称帝的女性。690年，她改国号为周，直到705年才被推翻。中宗皇帝重登大宝，但他无能统治的五年是由其妻韦后把持朝柄。韦后饱受史家谴责，被冠以毒杀亲夫之罪，但没有实证。712年，唐玄宗夺取政权，其漫长的统治标志着唐的极盛。然而，他晚年的昏聩引发了756年的“安史之乱”，从此王朝再也没有完全恢复。因此，太宗时代经常被单独提出，太宗被形容为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王朝的真正成功的统治者。

中国历史学家因太宗展现了卓越的儒家美德而纪念他，这是他为了抵偿夺取王位的血腥不孝行为而采取的政策。他早年献身于高度勤勉与节俭的政治统治，选拔了大批文武官员，重视并采纳他们的谏言。太宗统治期的年号“贞观”（627—649），故史称“贞观之治”，在后来中国历史上成为“好的统治”的同义词。然而，到7世纪30年代，太宗开始自觉皇位稳固，便停止了对德行、节俭及其他优秀品质的倡行。太宗统治的最后20年充满了与官员的争吵，甚至他自认为最为成功的外交政策也因对朝鲜半岛高句丽政权发动的几次战役中遭遇的灾难性失败而黯然失色。649年太宗的及时薨逝使他免于重蹈上一位入侵朝鲜半岛的皇帝隋炀帝的覆辙。

在太宗统治结束之时，华北平原大部分地区仍旧被地方势力实际控制。军府和军队仍然集中在关中和其他早前就被唐朝控制的区域。尽管两次制订计划，太宗还是不能去东部平原上的泰山完成封禅祭祀仪式，因为在当地缺乏安全保证。此外，尽管付出重大努力规范地方行政和登记户口，现存记录表明在太宗统治末期，唐朝控制的人口仅是隋朝的三分之一，刚超过其父皇统治时期。中国大面积土地仍然不属唐控制。

高宗皇帝（649—683年在位）统治时，武则天（武曌）的权势明显上升，她由妃子晋升为高宗的第二位皇后。尽管高宗主要追随其父太宗的政策，但也有一些重大改变。他主持了唐律的修订，颁布了建立在新的亲属关系原则上的全帝国范围的氏族谱。在对外事务中，尽管继续统治突厥人开支很大，高宗仍设法在668年征服高句丽。该国统治者的死给唐朝提供了可乘之机，唐朝形成了和新罗的联盟，放弃了过去以陆地为主的进攻，改以跨海穿越百济（地图3）。然而，这些外交成果被证明是转瞬即逝的。

地图3

7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武后开始执掌朝政，自其丈夫683年死后到705年退位期间，她以孀居的皇后和开创自己王朝的女皇的身份进行统治。尽管这一时期很长很重要，但除了一些碑文和佛教文献，关于武后的活动我们只掌握了很少的可靠且有用的资料。资料缺乏的原因是武曌是女人，而所有关于这一时期的记录都是男人编著的，他们不仅是其政敌且将其政治生涯视为对自然的扭曲。虽然现代历史学家完全知道历史记录的不可靠，却仍旧无法跳出充满敌意的成见。值得尊敬的《剑桥中国史》的作者，在指出历史记录的偏见后，仍然毫不怀疑地接受了武后为嫁祸某个敌人而谋杀亲子，处死人之前先毁损其肢体（对于女性统治者在位期间的此类描述已经成为老生常谈），豢养大量面首（另一个陈词滥调），迷信且易于受巫术的操纵（传统女性都有的毛病），以及很多其他此类诋毁。

虽然不能证明其中哪些事件没有发生（如何证明一个否定的观点？），但历史学家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让他们相信这些事是真的。不幸的是，这就意味着唐朝廷这段60年的历史将完全空白。不过历史记载确实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针对武后的憎恨达到了很高的程度。武后长时间执政充分说明了她的才智和决心，也暗示了在一个充满永远不会善罢甘休的敌人的世界里，为了生存，她的某些残酷做法是必要的。

虽然这一阶段的朝廷政务保持不透明的状态，但仍旧能够通过公开活动进行探究。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是迁都洛阳。太宗统治时期朝廷至少三次暂时迁往东都，原因是长安的食物和其他供应紧缺。657年，洛阳被设为永久性的东都，在高宗皇帝治下朝廷曾至少七次迁往洛阳。684年，寡居的武后控制了其子的朝廷，为自己的祖先建立七庙，这是从古至今只有皇室才有的特权。她大赦天下，宣布洛阳为神都。废黜儿子睿宗后，她正式在690年建立了一个新王朝，迁都洛阳，直到705年李氏家族的支持者推翻她之前，洛阳一直是帝国首都。

至少有两个原因导致迁都洛阳：第一，把朝廷从唐朝统治中心迁出，离开李氏的支持者。第二，从与全国交通和贸易的方面看，洛阳的位置比长安优越。坐落在大运河畔，洛阳较容易与向南的贸易路线和向东北的交通线联系起来。相反，长安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唯一联系是常常淤塞和干涸的河道与运河航线。虽然唐朝再次把长安定为首都，但之后的皇帝仍然经常被迫把朝廷迁往洛阳。唐朝崩溃之后，长安（今天的西安）衰落成为省会级别的城市，几乎不具有政治重要性。

除了具有前瞻性地把首都迁离长安，武后的统治也标志着统治者和官僚群体两者之间关系的改变。某些历史学家认为，她通过新近建立的考试制度征募官员，依靠科举弱化原有的世家大族和关陇贵族的势力，让寒门士子充斥朝堂，他们要完全听从她的意志。在其统治期间确实有很多高官来自东部和东北部，他们通过科举进入朝廷。然而在整个唐代，科举考试是一个非常途径。与前后的统治者相比，武后较少通过科举提拔官员。她还有其他办法弱化官僚群体的权力，建立一个专制的政体。

首先，就像唐朝开国皇帝李渊一样，武后设立了大量的新职位来满足自己的盟友，同时使用皇权定期解除宰相职权。最初，宰相的头衔只授予三省长官，但有时也被授予任其他官职者，有时多达15人。在太宗统治早期，宰相高度团结，使之能够挑战皇帝的权威，太宗似乎允许，或者说甚至鼓励这种行为。到武后统治末期，她撤除了五分之四的宰相，把很多宰相流放或处死。她也发展了一个奖励合作者的弹性体制。

在官僚机构之外，武后发展了一个由非官员的文人谋士组成的“北门学士”，它类似于今天的智库，负责起草诏令，创作大量文学作品后署上武后的名字，制定政策。有时官僚群体表现出不服从，北门学士就代之讨论和起草政令，这些工作对构思和执行帝国法令是必要的。依靠他们对女皇的态度，现代学者对这一群体的描述差别很大。他们用“在暗处的”“秘密”的秘书处或是翰林院（由一群没有行政职务却参与政府活动的学者组成）的前身等说法称呼这一群体。在历史上，翰林院的兴起被认为是向有效率政府的转变。对女皇谋士们一个更准确的称呼可能是以汉朝及其之后的模式称其为“内朝”。武后的政策部分上是权力向中央转移的重演，这是到那时为止中华帝国历史的周期性特征，部分又是她现在需要树立自己对对立官僚群体的权威，后者也参与到了中华帝国专制体制的长期发展中。

武后统治时期，朝廷关于对外政策的争论很激烈，特别是困扰了中国统治者百余年的高句丽问题。也是在这一时期，中国人第一次遭遇开始蚕食中亚的吐蕃人势力的扩大，他们从670年开始侵入中国疆域的西陲。从670年到680年，中国人丢失了塔里木盆地和四川盆地的几处战略要地，在695年吐蕃对长安以西的一支中国大军发起了一场致命的袭击。同年东北部地区先前的盟友契丹和复兴的东突厥发动叛乱，他们的入侵导致了边疆多处危机。武后及其政府努力在突厥人中制造分裂，经过两年的大规模动员，击退了契丹军队。在战争之后，她在北方和东北方建立了永久性的藩镇，这是她统治期间防务方面最大的创新，但给唐朝造成了长期的灾难性后果。

推翻武后和其子中宗（705—710年在位）的复辟并未让李氏家族迅速重掌权力。接下来的七年里，朝廷继续由一群强势的女人及其党羽控制。这些人包括中宗的妻子韦后和韦后之女安乐公主。但最主要的是武后之女太平公主，她在整个时期都在朝廷上掌权，有时与表兄武三思联合，有时则与包括上官婉儿在内的一群女性结盟，有时则孤军奋战。

在710年中宗死后（可能是被毒死的），之前被武后废掉的儿子睿宗皇帝重获皇位。然而，因为没有实权以及一颗彗星带来的不祥预兆，心灰意冷的睿宗在即位两年后就决定让位于自己的一个儿子。太平公主不能劝阻睿宗退位，而且害怕新的权力平衡对自己不利，于是她先是试图毒死新皇帝玄宗，接着又企图推翻他，扶睿宗的小儿子登基。这些举动失败后，她被迫自杀，从而结束了中国史无前例的女性统治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