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帝国——地方权力的多元化

唐朝前期统治的基本原则和汉朝类似，把行政区划设得很小，以致没有地域能够威胁国家的安定。最重要的管理层级是州，拥有25650户或14.68万人口的平均规模。州以下为县，平均人口数大约 3万。这些行政区的长官直接向帝国政府负责，且在其职权内无军事部队可供指挥。赋税送往中央政府，拨还被认为足够满足地方需要的钱财。那时候不许地方官员任职于原籍所在的州，家族纽带和个人联系会影响他们对朝廷的忠诚。他们也被定期调离，以防止形成自己的新地方势力。地方官员的直属下级也受到相似的限制。他们对王朝效忠，获得朝廷的官职是他们最重要的目标。唐朝大部分时间里，在都城之外担任官职，即使是重要职位，也被认为是一种放逐。

地方管理的连续性依靠的并不是这些雄心勃勃的官员，而是那些很少离开当地的地位卑微的吏。这些人虽然官阶很低，但大部分日常行政事务由他们来处理，而且他们具有丰富的地方知识，熟悉典章和惯例，因此他们是不可或缺的。这么说绝非夸张，因为法律和习俗的变化在唐代是相当大的。在很多地区，地方官甚至不能理解他所管理的民众所说的方言，所以他完全依靠他的吏。吏对于地方管理是必不可少的，但看起来他们代表的并不是地方的真正利益。吏的职位往往变成世袭，由于要求能书会写和对以前案例的充分了解，吏经常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小群体。他们要依靠地方官来获取声望和权力，因此不参与任何寻求地方自治的图谋。

和吏相比，真正关心地方利益的是居住在州府城镇之外的强大农村地主家族。不像下级官员，这些家族形成一个乡村社会结构的完整部分。他们的社会网络不仅包括其他强有力的宗族，也包括小农、佃农和手工业者。鉴于州刺史只有一个57人的班底来治理14万人民，他必须依赖这些大族的影响在农村地区仲裁争端和维持秩序。这些大族更能代表地方利益，但他们一般并不因此而反对中央集权。朝廷官员保护他们的财产，把税负转移给比他们穷的邻居。此外，刑罚的威慑通常足够约束这些地方权贵。

总之，整个唐朝地方制度的设计是用以防止任何代表地方利益的权威的形成。只要唐朝政府保持有力的控制，制度就能运行如初。但在“安史之乱”前后的几年里，军事组织的变化使地区权力可以在边境地域得到发展，并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力。为了平定叛乱，政府不仅在边境也在整个黄河平原设立藩镇。帝国被分成大约40个道，其节度使被授予支配下属各州县的大权。藩镇成为被削弱的中央政府和州县当局之间的中间区划。到了唐朝末年，当朝廷被剥夺了所有军事权力后，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大约50个藩镇之手。

“安史之乱”后独立程度最高的是河北四镇。四镇节度使原来随安禄山叛乱，之后掉过头来投降朝廷，因而被允许保留对自己部队的指挥权，并且统治大片土地。在775年，其中一位将领吞并了另一位，于是留下了“河北三镇”（幽州、承德和魏博）。虽然这些以前的叛将接受唐朝所赐名号，并对长安的帝国政府名义上效忠，但他们自己的领地如同独立的王国。他们任命自己的官吏，招募军队，征收赋税，并且试图通过相互之间的通婚固守家业。

河北藩镇几位为首的节度使不是汉人，这是李林甫为了排除政敌而让外族担任军事将领的政策造成的。当一位节度使去世或被军士哗变驱逐时，唐朝廷有时会实施干涉。然而，唐朝廷干涉的最大收获是通过批准后继者来获得更大份额的税款，实际上唐朝廷始终无法从东北部地区收取大量税款。元和时期（806—820）及其后很短的时期内，宪宗制伏了河南独立的节度使，河北军队接受朝廷委任的节度使，但很快就被兵变驱逐，形势恢复如前，直到唐末。

河北的半独立不仅仅是几位为首节度使的事，因为如果是那样就不会持续很久。这种状态建立在河北藩镇军队根深蒂固的分离主义情绪之上。这一情绪可能可以追溯到7世纪90年代，当时藩镇曾被契丹攻占，并且持续数年遭到破坏性的劫掠。一些唐朝官员认为契丹的成功入侵部分是因为地方通敌，因此藩镇应为此负责，朝廷不应施以援手。有记录显示，在此后的几十年间，地方对朝廷的背叛怨恨极深。

安禄山在河北叛乱之后，他的朝廷吸引了很多不满唐朝统治的人。叛军在名义上归降唐朝之前，掌握藩镇达七年之久。契丹和其他部落移入这一地区，此地区在6世纪已经显著地“胡化”，更加降低了对唐朝的忠诚。不缴纳或是少缴纳给朝廷的赋税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因此极少人愿意支持任何唐朝统治的复兴。

在吐蕃人790年军事胜利之后，关中的藩镇成为中国西北边疆的前线，主要由一支或几支禁军守御。这些小藩镇的节度使定期由军人充任，但临近首都、生产衰落、领地狭小等特征使他们无法像河北那样实现地方自治。9世纪时，他们的将领成为一个庞大的世袭群体。砍伐森林，风化，沙漠化，已经开始大大削减了京城以西和以北可耕地的数量，以致军队如同都城一样依靠南方漕运的粮食。

被节度使统管了几十年的其他地区是河南和山东半岛。后者由强大的平卢节度使控制，虽然这个地区成功地被唐朝廷于9世纪20年代分解为三个较小的地区，但仍然保持在军事割据者的统治下。河南主要被“安史之乱”后投降的叛军充任半自治的节度使统治几十年。因为河北和山东享有事实上的独立，河南成为位于朝廷和东北部地区节度使之间重要的前线。河南具有战略重要性是因为那里没有易于防守的自然边界，而且大运河通过那里，大运河是都城的生命线。因此，唐朝廷通过驻扎大量卫戍部队努力保持对河南节度使的控制，但这些士兵在8世纪最后几十年里反复兵变。只是在9世纪10年代的几次战役之后，宪宗皇帝才重建对该地区的有效管理。但曾一度生产发达的地域现在人口大量减少，当地人口和卫戍部队都依靠南方漕运的粮食。

虽然在唐朝最后百年里，河北、山东、河南和关中被节度使统治（河东保持较低的军事化程度），还有西南地区的四川（剑南）边镇（毗邻吐蕃和南诏），但长江流域是不同类型的地方管理制度。大多数职务任命不是节度使而是民政长官，其麾下的军队往往只有象征意义。这些任职官员主要是暂时失宠但仍旧希望回京当官的职业文官。他们和唐初的州官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一个重要的差别：至少在长江下游地区（淮南道及其周边），他们统治上百万民众，有权处置巨额的赋税。虽然这些官员以传统的边塞诗的形式来哀叹这样的际遇，但他们有机会积累巨大的个人财富。在9世纪早期，一位自南方返回的官员能买下整个长安的街坊。

毋庸置疑，这些官员行使着很大的财政权力，朝廷完全依靠他们提供赋税收入或经济支持。南方地方长官成为能够对朝廷施加巨大经济压力的财政大员，正如北方的将军可以施加军事压力。然而，不像北方的节度使，南方的地方长官希望得到朝廷的任命并且最终能回到朝廷任职。此外，没有证据表明这一时期的任何南方地区享有像河北、山东、关中那样根深蒂固而又普遍的地方忠诚，已经确立的地区认同，强烈的地域情感，以及组织严密的地方统治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