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周召东征

除了将一些重要人士迁到周人根据地之外，武王将朝歌一带商人核心区交给了武庚，也就是纣王的大儿子来管理，再安排三个弟弟——管叔、蔡叔和霍叔在旁边监视。三个人都叫作“叔”，表示他们比武王年纪轻。周人的名字主要显示家庭伦理关系。

武王自己回到了丰镐，也就是宗周。没多久，他就生了重病。这场病在《尚书·金滕》中留下了记录。为了哥哥的病，周公旦向天祈求，希望能以自己的生命来代替哥哥。

武王没能熬过这场重病，在伐纣成功后不到两年就去世了。他的儿子这时还很小，所以就由周公即位，成了周人的统治者。

周公有没有即位，后世的史学与经学中有很多争议。从一个角度看，周人的旧系统很清楚，一贯是父死子继，没有兄终弟及的。而且在文王所生的儿子中，武王是长子，排行上接下来的是管叔，也不是周公。由周公来继承武王，当然不符合周人的规矩。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几个非常因素齐聚在此：第一，武王死得太早，儿子成王太小；第二，和商人之间的正面冲突刚刚发生，情势仍然高度紧张；第三，武王的几个弟弟都被派留在商人区域，负责监视武庚，只有周公在宗周。在这种非常局势下，不管有没有正式即位，实质权力就是落到了周公手中，他是真正的政权执行者。

周公掌权，产生了兄弟相争的危机，管叔和蔡叔明确反对周公。使得情况更复杂、更危险的是，在管叔和蔡叔背后，还有武庚统领的商人旧势力。在短短的时间内，翦商成功之后的周，面临着实质性的分裂，一边是周公控制的宗周，另一边是管叔、蔡叔加商遗民在东方的势力。

关键时刻，另外一个姬姓宗族发挥了决定性影响，那就是召族。和兄弟反目的周公，成功说服了召公，召族的领袖和他紧密结盟，他得以拥有足够力量，与管叔和蔡叔的势力正面对决。

于是周公采取了强硬、不退让的态度，出兵东征。后来的历史书上，一般称“周公东征”，但金文资料上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周召东征”。召公和召族在这次军事行动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这场东征规模庞大。从军事行动上看，其规模和困难程度，甚至超过了武王伐纣。战区范围甚广，北到山西的梁山，南到淮河北岸，以宗周为起点，呈扇形展开。在周朝的成立上，这场战争的意义，比翦商更关键。甚至可以说，周朝真正的形成，不是在武王伐纣时，而是在周召东征之后。

在这场冲突中，周人的势力被迫正式向东方推进。武王伐纣后，周人原本的打算，只是象征性地取代商人的共主地位，对于商人以及原本臣服商人的领域，只做最有限的象征性统治。除了要他们承认周人的特殊地位外，其余基本上保留既有的状态。他们不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可以实质控管这么大区域的能力，因此保守地退回原来的根据地，继续战战兢兢地经营，不敢有太大的野心。

“管蔡之乱”以其引发的军事冲突，打破了这样的保守心态。在召公一支的支持下，周公不只带兵东征，而且决定找出在东方留下来的办法。

办法中的一个，是再度处理商遗民。这一次就不只是把他们搬到西边去，还要加强周人到东边对他们的统治。在朝歌附近，成立了东都和成周。后世将东都和成周视作同一个地方，然而至少到《汉书》时都还记得其实这是两个相近却不完全一样的地方。东都是将商遗民集中管理之处，成周则是周人新建的城。换句话说，东都和成周紧邻，但东都是商人居住区，成周则是周人居住区。

另外又将一部分商人交给微子启负责，到别的地方去成立宋国，分散商人的势力。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周召东征成功之后，他们都没有采取强力镇压商人的做法。周公、召公这一代周人，摆脱不了商人强大的记忆，始终对商人有所忌惮。

《尚书·洛诰》和《尚书·康诰》记录了周公教导成王如何统治镐京和任命康叔治理殷遗民的方法。他明确地保证：“你们的仪式我们不会更动，你们崇奉的祖先、鬼神，我们一样尊敬，绝对不会有一丝一毫不敬。将来，由我代表周人，来负责侍奉你们的祖先、鬼神。”（《尚书·康诰》：今民将在祗遹乃文考，绍闻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远惟商者成人宅心知训。）

征服者郑重其事地对被征服者表示：你们最在意的，我们不会予以改变。而且以自己作为周人最高领袖的身份，来主持对于商先公先王的祭典。这是非常聪明、巧妙的政治手腕，用这种方式，一方面安抚商人，另一方面将自己放置在商人的祖先信仰中，利用商人的祖先加强自己的权力。

另外一份重要的文献，是《尚书·康诰》。这是周公颁给康叔的，在微子启带领部分商遗民去建立宋的同时，又将康叔封在卫，那个地区也有不少商遗民。“康诰”的核心精神是“启以商政”（《左传·定公四年》）。周公明白地告诫康叔，要用商人的方式统治商人，不要用周人的方式统治商人。要了解商人的社会规律与文化，尊重他们原有的方法，以他们原本的习惯来治理他们。

也就是说，周公要康叔在卫建立一种二元政治。有管周人的制度，也有管商人的制度，分别对待。特别明显的，是在对待酒的态度上。从“酒诰”里我们清楚看出周人对酒的高度警惕，他们深信商人的堕落、失败，和酒脱不开干系。“康诰”篇中再度重申禁止周人随意饮酒，但同时提醒康叔，不要用同样的方式管理商人饮酒。对于商人饮酒的规定，应该比对周人宽松许多，即使不认同，也该尊重商人好酒的既有生活习惯。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文政治的开端。那是一种谨慎思考如何进行统治的态度。这一态度的背后，还有担心自己握有的权力随时可能丧失的戒慎恐惧。只有始终小心，才能继续维持权力，才能不受伤害。

由商到周，权力的性质与意义，有了决然的转变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