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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历史——“王”字内涵的变迁

历史大观园 上古遗韵 2020-07-14 00:00:37 0


先秦时期说到“三皇”、“五帝”的时候,交叉的情况十分常见,有时说黄帝是“三皇”之一,有时又说黄帝是“五帝”之一,反正意思差不多,就混着随意用。但是,不管是“皇”还是“帝”,有一个基本的意思,那就是“大”。称“皇”称“帝”的人,自以为受命于天,就会有天地间“唯我为大”的感觉,也会有人世间“唯我为尊”的想法。

“王”的基本观念也是“大”,即所谓“物之大者,王也”。在这点上,与“皇”和“帝”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古时就有人说:“今之王,古之帝也。”(《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但是,“王”这一观念的出现,必然是有它的缘由的,而且,“王”的内涵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着。

那么,为何典籍中多把“五帝”后的三代领导人称作“王”呢?这代表着一种观念上的变化,也可以说是观念的深化吧!“皇矣上帝,临下有赫”,总认为自己是上帝派到下土来统治下民的,权威来自上帝,因此什么都不用怕。而称“王”者就不太相同。孔子曰:“一贯三为王。”汉代的大儒董仲舒说得更透彻:“古之造字者,三画而贯中者,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贯通之者,王也。”(引文均见《说文解字》)这明显比简单地认为自己是上帝派来统治民众的观念在认识上要深入了一步。你要当“王”吗,你就要学会把天时、地利、人和三者贯通起来,这里尤其重要的是重视了人的因素,天帝认可你了,地皇认可你了,还要看民众是否认同你呢!“一贯三为王”,最主要的是看你是否得民心、合民意。失去了民心,你就什么都不是了,你那个“王”当然也就当不成了。

董仲舒说“贯通之者”,事实上是在说,重在贯通,难在贯通。要把天时、地利、人和三者贯通起来,不容易,做到了,就谁都会承认你是“王”。

细说历史——“王”字内涵的变迁

甲骨文

《大禹谟》相传是舜、禹、皋陶、伯益在一起畅谈治理天下大道的篇章。当伯益说到“无怠无荒,四夷来王”时,禹深有感触地说:“德唯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唯修,正德利用厚生唯和,九功唯叙,九叙唯歌。”这就是禹提倡的养民“九事”——一是防治水患(水),二是制作金属器具(金),三是防火用火(火),四是保护山林(木),五是注重土木建筑(土),六是播植五谷粮食(谷),七是开展道路建设(正德),八是着重为民服务(利用),九是关注民生问题(厚生)。在大禹看来,只有这九个方面做好了,才可以称“王”,人家才会承认你是“王”,关键之处还在于得民心。

这样看来,大禹这一代“王”,还有上一两代的尧、舜等,他们除了也会有天命观念外,想得更多的是怎样“无怠无荒”地为民做一些实事,怎样为社会办一些好事。可是,到了禹之子夏启一代就又有些不同了。他了解得很清楚,要坐稳王位,为民做好事固然很重要,但在斗争如此复杂尖锐的情势下,还得靠掌握好自己手中的武力。当大禹把王位传给启的时候,情势十分危急,要不是禹早就把部队交给了他指挥,后果很难设想。启在一篇军事宣言中说:“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尚书·甘誓》)其意是说,全军官兵听着,如果你们听从我的命令勇敢击败叛逆的有扈氏,那我将在祖庙前隆重嘉奖你们。如果你们不听话,不奉行命令,那我就会在社台上处置你们,根据情节轻重,或者把一些人杀掉,或者把另一些人降为奴隶。结果这支军队大显神威,把有扈氏彻底消灭了。

古文字学家告诉人们,在甲骨文中,“王”字就是“斧”、“钺”两字的变形。所谓“王”者,就是要动用武装力量,保卫自己“王”的地位和镇压叛逆者。

在夏代的四百七十一年间,环绕着一个“王”字,可说是刀光剑影,争斗不断。有夏王主动征战他方的,也有边远地区的所谓夷狄打到中原来试图取而代之的,更多的是为了争夺王位而兄弟相残的。不管怎样,使用的手段就是武装。大概“成者为王败者寇”这个观念,在夏商间已有了。

夏王实际上是三位一体的。

首先,夏王的“天下共主”身份。这个“主”字,比“王”字多了一“点”,实际意思是一样的,“天下共主”,其实质就是“天下共王”。夏王通过氏族联盟,通过异族联姻,通过政治结盟,通过军事征战,通过经济手段,把那么大的“天下”都“共”在自己这个“主”身边了。这种“王”、“主”混用,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文献中还可以看到,而其源头可能就是夏代。

其次,夏王的军事统帅身份。国王这个统帅下面是六卿的军队。那些担任“六卿”的人,也是亦政亦军,平时管理政务,关注民生,战时参与军事,但都要对国王负责。其实,当时“天下”的各方也都有军队,国王通过与某方联军以打击另一方的形式,调动他们,使他们为自己所用。

细说历史——“王”字内涵的变迁

甲骨文卜辞

再次,夏王的最高祭司身份。不是说“王”就是通天、地、人吗?而通天、通神、通鬼,是通过祭天、祭神、祭鬼的形式来实现的。当时,有专职的祭司和占卜师。比如,在祭祀和办理某一大事前,要进行占卜。夏代已有了占卜术,《左传·哀公十八年》:“《夏书》曰:‘官占,惟能蔽去,昆命于元龟。’”另有二里头文化时期出土的卜骨为证,当然这些卜骨上只有某种符号而没有文字。到了殷商时期甲骨文的占卜是非常神秘的,一条完整的甲骨卜辞应该包括序辞(叙述占卜的日期和贞卜的人物)、命辞(记录所卜问的具体事情)、占辞(记录视兆的人判断吉凶的话)以及验辞(应验的话)。夏代的占卜要比商代的占卜简单些,就是把各类兽骨放在火堆上烤,以显现的各种不同裂痕来加以解读。这些前期事务都可以由专业的巫师去做,而最后的解释权却牢牢掌握在王的手中。各类祭祀活动也一样。夏启即位时的所谓“涂山之占”,占卜的最后解释权完全掌握在夏启手里,巫师的昭告是不能违背夏启的意志的。

这样看来,“王”的观念是不断进步和发展着的。从简单的天、地、人的“贯通之者”,到“天下共主”之主,到走向王的武力色彩,这是一大进步。而从王的武力武装色彩,到王的“天下共主”、最高军事统帅、最高祭师三重身份的三位一体,又是一大进步。而这些进步是通过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文明演化得以发生、发展和完成的。

观念是现实生活的抽象。“王”的观念不断以升级版的形式出现,从一个视角说明了王权的提升和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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