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东汉宗族组织的变化

东汉的宗族组织发生了微妙而复杂的变化。在基层的村里小单位中，宗族相对而言变得不重要了，帝国塑造的人为组织在很多方面取代了原本宗族的作用；然而在上流阶层，也就是拥有大量财富和权力的阶层中，宗族却变得更重要了。豪右基本上是建立在宗族组织基础上的，大姓家族控制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和土地。

下层社会人们对宗族的认同感没那么强烈，宗族也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于是，人们安土重迁的习惯也减弱了。他们留在同一个地方，留在宗族组织中，并不会得到太多好处，遇到困难时也得不到太多协助。相反，在上层社会，人不会也不能轻易离开宗族组织。土地、财富和权力被大姓家族掌握，他们离开了宗族，就相当于放弃获得土地、财富和权力的机会。上层社会的利益分配是封闭的，如果一个人不属于几个大姓家族，就很难获得土地、财富和权力。

东汉中期以后，宗族组织绑不住的中下层人士逐渐游离出来，到新地方寻找生活机会。他们身上拥有的，一是国家授予的爵级，二是不受土地限制的本事。不需要土地、不需要其他条件的本事，最主要的是知识，从狭义角度而言就是儒学。

这些人在社会中寻求向上流动的机会。然而他们闯入的社会环境，已经形成了坚实的天花板，他们再怎么努力向上，也很快就到顶了，再往上是属于豪右的世界，没有先天的大姓家族身份，他们绝对无法进入以宗族为明确界限的豪右世界。

在这样的结构逼挤下，一个特殊的历史人物群体产生，就是“客”。客起源于东汉，在魏晋南北朝时变得越来越重要。“客”是什么？他们是出身于底层，离开了既有的宗族组织，游离出来，在高不成低不就的处境中，选择依附豪右的一类人。

前面提到对普通人而言，宗族的组织原则日渐淡漠，东汉中期之后，出现了许多以个人身份服务大姓家族的现象。他们不是以一家一姓为单位加入国家或其他组织，而是以个人的名义改变自己的归属。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而家族单位也不再那么重要。这种趋势发展，也出现了余英时先生所说的“士的自觉”，也就是一个读书人对自己所学知识的认同，高出他原本对自己所在家族的认同。

这就孕育出全新的个人主义意识，或者说新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佛教开始被普遍接受，家庭和家族的约束力变小了，允许个体选择自己的信仰，佛教也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道家对家族伦理秩序的批判和反抗，也成为读书人的态度，所以后来才会出现像“竹林七贤”这样的魏晋名士。名士的起点，就是一股反抗宗法礼仪约束的个人主义精神。

在东汉，最早出现的客的形式是门生和属吏。东汉中期之后，大姓家族的墓碑出现了新的炫耀身份的做法，那就是在墓碑上列出去世之人的门生姓名。2世纪中叶的一个名臣刘宽，他的一块墓碑上竟然列出约三百个门生的名字，其中有九十六个是当时在职的官吏，其中包括三十五个县官，十一个郡守。不仅如此，他的另一块墓碑上还列出了五十个属吏的名字。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后来中古社会的雏形，每个大姓都形成了世家。世家有其自身的人才和社会资源系统，原本是从帝国体制中发展出来的，但世家的这套人才和社会资源系统慢慢地凌驾于帝国体制之上，转而变成对帝国的最大威胁，甚至左右了帝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