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汉朝二十等爵制对帝国秩序的帮助

二十等爵制将所有人分成二十个不同的等级。从最低的一等到第八等，是属于平民的等级；第九等以上，则是官职的等级。之前在秦的制度中，平民的等级基本上都是由军功来决定的。过去忽视二十等爵制，因为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没有了持续的战争，没有了奖励军功的措施，这样的等级制度自然也就没有意义了。

的确，汉朝没有了普遍的军功晋爵，但人们仍然可以通过许多方式晋爵。最常见的方式，便是朝廷赐爵。朝廷有重大的喜事，比如新皇帝即位或是皇帝改元，在颁布信息的同时，通常也会附加让全民晋爵的恩赐。这就有了一个说小不小的作用——保证朝廷的重要消息，一定能有效地传达到基层组织，而且让基层的人们都对这些重大事件保持关注。皇帝、帝国不是在几千里外遥远而陌生的事物，而是和每个人都相关的。

每个人都有朝廷授予的爵位等级，遇到赐爵时能享受升级的好处，于是连带地，这就需要完整登录爵级的办法。你是第二级升第三级，还是第五级升第六级，如果缺乏有效的、准确的记录管理，那么赐爵要如何落实，赐爵时岂不容易大家吵成一团？

很明显，二十等爵制在地方还发挥了另一个关键作用，即准确有效地保存人们的基本信息资料。甚至再往前推，在战乱流离的失序状态中，二十等爵制有助于社会组织的重构。

周朝以降，中国社会的核心组织是宗族，社会通过宗族中自然的尊卑地位，延伸开来安排社会秩序。祖父的地位比父亲高、堂哥的地位比我高、儿子的地位低于我弟弟、弟弟女儿的地位又低于我儿子……对这样的尊卑高下秩序，大家有强烈的共识，由宗族自然延伸出去，也就提供了地方社会必需的秩序。

只要宗族系统存在，社会就能按照宗族秩序运作，但这样的社会组织原则，最怕各种因素造成的宗族离散，人离开了宗族环境，就相当于失去了彼此产生关联的组织基础。在乱世中，人们不仅从固定的地方离开，还离开了宗族组织，来自不同地方的流民聚集到新地方，如何重新建立有效运作的集体秩序呢？

在宗族秩序失效之处，二十等爵制意外地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这当然不是原本设计二十等爵制时统治者刻意照顾到的。在一个新聚集的群体中，人与人之间没有亲族关系，无法以亲族关系来规范彼此的行为，他们暂时选择按照二十等爵制所规定的秩序来形成上下级关系。

我们可以如此具体地想象：有一群人分别从不同地区、不同宗族中离散出来，都到了一个新地方，如果他们能够尽快建立合作关系，对大家都有显而易见的好处。但这种关系要如何形成？简单而又现成的办法就是按照每个人既有的爵级进行上下等级安排。爵级牵涉国家编户齐民、应向国家履行的义务，以及能从国家获得的权益，人们会有较强的动机保留证明爵级的资料，也会有较强的动机恢复爵级，如此就能提供社会组织的原则，并产生社会组织的方式。

这样的作用，原本并不在二十等爵制的起初构想中，却因历史的变化意外发挥了极大的稳定社会的作用。二十等爵制提升了人们对统一国家的认同和需求。在组织松脱、宗族离散的特殊状况下，要解决新地方的社会组织问题，最容易的方法，就是找到帝国官僚体系中的基层人员，比如三老、游徼和啬夫等，找到了他们，就找到了登录身份和爵级的方法，人们就能按照身份和爵级快速建立临时社会组织，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

如果不是二十等爵制提供了这种方法，流离失所的百姓不会这么快回归帝国统治体系，政府需要花更多时间摸索和试错才能在正常的宗族组织以外建立起地方社会组织。百姓有了较强的“帝国认同”，主动回归编户齐民的系统，对汉帝国稳定大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