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农业技术发展的社会效应

这些农业技术的发展，产生了连带的社会效应，农业生产的规模变大了。而土地不够多，买不起铁器，养不起耕牛的小农，在这波变革中就无法运用最新的代田法，也就享受不到代田法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的好处。

缺乏大型铁器、没有耕牛劳力协助的小农，他们的土地单位面积的收成，低到可能只有实施代田法土地的三分之一。很明显，代田法的实施，导致大农的经济效益高过小农的，有大块土地之人的农业收成，是小土地生产者的许多倍。从财富滋生和积累的角度看，土地多的人越来越富，土地少的人越来越穷。

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对小农，尤其是负担不起耕牛和大型铁器的底层小农极度不利。另外，新的农业生产技术也提供了将土地更加集中的契机。五户底层小农如果把他们拥有的土地合起来，并且使用铁器、牛耕、代田法进行生产，就能获得三倍于原先五户所得的收成。

而在那个时代，没有入股或农业合作社之类的将土地整合在一起的多元方法。流行的方法，只有兼并。于是，本来就有大块土地的人，他们提升了生产力，积累了财富，有更多的本钱去收购更多的土地，而那些只能守住小块土地的农户，长年产出不足，稍遇荒歉，就只好卖土地以维持生计。如此，当然小农越来越少，土地所有权越来越集中了。

从西汉末年到东汉，我们看到的农业生产现象，不仅包括土地兼并，连带发展的，还有生产制度上的大农制。地主买来许多土地，并非将这些土地交给原本一户一户的小农——现在变成了佃——去耕种。在集中土地所有权的过程中，他们还进行了生产上的整合，将小块土地合在一起，成为实施代田法轮耕的大单位，很快，大单位的农作收成就多过了原先这些小块土地个别收成之和。

在东汉，土地所有权上的兼并和生产制度上的大农制，是并肩进行的。土地兼并到一定程度，另一个进一步有利于大农制生产的重要因素也出现了，就是水利工程的发展。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1：中国是怎么出现的》论到中国文明的发生，曾提到卡尔·魏特夫的“治水社会说”，他主张中国起源于大型水利工程的发展，灌溉的需要刺激了中国发展出大型的、集中的政治组织，换句话说，中国相对早熟的政府，是因大型水利工程的需要而出现的。

现在我们确知魏特夫的说法不符合中国古史的实际情况。中国古代农业主要是旱耕，没有那么多水利工程；中国国家起源也另有途径。不过“治水社会说”之所以出现，就在于它指出了水利工程发展的一项关键特征——需要大规模的组织。个别农户在水利工程方面做不了什么事，简单挖个水塘都需要大块土地，需要大量人力，更不用说挖水道引水。有土地，有人力还不够，水利工程需要能联结相关人士的组织和权力。

在东汉，水利工程建设获得了空前的优势条件。前面提到帝国社会的形成，人们愿意臣服在帝国之下，接受帝国的管辖，于是，政府就能有效地整合资源，进行农田水利建设。另外，土地集中和大农制的发展，也有助于大地主进行区域性的水利工程建设。

政府各处修建并维护灌溉渠道，地主豪族则到处挖水塘。相较于灌溉渠道，水塘在所需人力上较为减省，但即便是挖水塘的支出，也不是小农的资源可以负担的，而能够负担开挖水塘的大户地主，在农业用水上有双重保障，当自然降雨不足时，他们能从国家修建的灌溉渠道获水，也能从自家的水塘中取水，以确保农作物不会因缺水而歉收。

如此一来，大农的出现更加有理有利。水涝灾害发生时，大农可以将多余的水导入水塘，避免水涝对作物的伤害；干旱时，他们又可以从水塘中取水，维系作物生长所需。这些生产保障，个体小农都难以获得，于是气候条件略差的时候，自然就有小农维持不下去，只能出卖土地，被并入大农生产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