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历史进化以渐不以骤”

钱穆先生在谈历史时，特别强调“历史进化以渐不以骤”的观念，意思是，历史的变化是慢慢积累的，不会一下子就变。钱穆经常被归类为保守派历史学家，他的保守立场，一部分来自他所处的时代和他本人的经历。他的时代，给出的真的是血的教训，因为那是革命的时代，革命的本质就是要快速改变社会。

革命当然是讲究效率的，要对眼前所见的种种不满现象，一次性地、立即地予以改变。革命的观念认为我们能够主观地给社会动手术，找到正确的计划和正确的方式，快速地更新原来的社会，就好像一个人被推进手术室，出来就变成另一个人，甚至是老人变成年轻人，女人变成男人。

钱穆所经历的中国，进行了一波又一波的手术，但手术的结果，一来都不是革命提倡者所设想的，二来都无法彻底改变社会根本的运作模式。鲁迅的《阿Q正传》，甚至可以说鲁迅所有的作品，最大的贡献之一，就在于悲观且深刻地指出，革命之前和革命之后的中国社会并没有本质改变，只是社会上多了很多口号，很多流行的装模作样，但革命原本真正要革除的，不管是人心和行为，还是事物，实际上都继续存在。

读钱穆的史学著作，会读到与“历史进化以渐不以骤”有关联的一个洞见——历史从来都不按照人的计划而改变。中国历史上有过几位政治设计家，他们对社会该如何运作，不仅提出了完整的方案，还获得了足够的权力来落实他们的设计。王莽是这样的设计家，后来宋代的王安石也是这样的设计家，然而他们的大力改造，最终得到的都不是设想的模样，他们的理想没有实现，却给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扰乱。换句话说，社会集体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并没有得到想象中的美好结果。

王莽和王安石所犯的根本错误，就在于他们不相信、不尊重“历史进化以渐不以骤”的法则。历史是不遵循设计而变化的，历史的变化由数不清的诸多变化互相影响、互相作用而成，没有人能以主观意志操控、决定这些数不清的变化因素和力量。

而从“历史进化以渐不以骤”的观念出发，我们也得到了一些关于如何读历史、看待历史的重要提醒。要真正洞察历史、理解历史，我们必定会遭遇一些困难。

第一个困难在于，描述“骤”，也就是那些快速、巨大、一时的变化事件，相对容易；而描述“渐”，那就困难多了。传统的历史叙述，把重心放在人的决定、行为及其带来的结果上，其实这就是一种描述“骤”的手法。这样的历史时间感是短暂的，历史的视野是切近的，看到的是一个人、一群人在一个生命周期内的变化，也就是说它将历史放入几十年乃至十几年的变化周期中来理解。

这样的历史叙述，很容易就突显了“骤”，让人误以为历史就是充满独立事件、快速变化的存在，以至于看不到变化速度慢得多却也重要得多的结构性情形。很多人从这种历史知识形式中得到印象，并且相信：公元前221年，原来的“秦王政”变成“秦始皇”的那一天，中国就变成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中国，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在这个日子里发生的。

如此，历史变成了一个又一个事件的更迭。为什么我们习惯用皇帝来记忆中国历史？因为一个个皇帝即位和去世，是一个个容易掌握的事件。为什么朝代在中国历史上那么重要？因为改朝换代，是最明显不过的事件。久而久之，我们就将这些事件与历史等同起来，以为历史就是这些事件，知道、记得这些事件就是了解了历史。

这其实是对历史的偷懒认识。历史没有这么简单，历史的变化远比这复杂得多。只是碰触复杂的“渐”的变化，我们并没有那么方便的言辞可供使用。描述赤壁之战和淝水之战很容易，我们可以说得活灵活现，而且它们有清楚的结果：曹操被打败了，苻坚大军被挡住了；相对而言，要讲述曹操如何建立那样一支庞大的军队，再往前看为什么会出现曹操这样的势力，曹操权力的政治、社会、经济基础是什么，这可就困难得多了。

皇帝来了，皇帝又去了；朝代来了，朝代又去了，但有些更基础、更根本的东西还在那里，比如亲族宗法组织。但亲族宗法组织也不是始终不变的，周朝的封建制度建立在严格的宗法基础上，封建制度的瓦解必定伴随着宗法组织的变化。秦朝的法家意识形态强调“连坐”，朝廷将百姓纳入编户齐民，对宗法产生了新的冲击。汉武帝独尊儒术，抬高《孝经》的地位，再度微妙地改变了亲族宗法组织与政治、社会间的关系。

所以相对战争、皇帝和朝代更替的“骤”，亲族宗法是中国历史上的“渐”。但亲族宗法要怎么描述呢？如果我们不偷懒，不仅看到历史的“骤”，还看到历史的“渐”，那么认真地看待、说明亲族宗法，就成了一个逃避不了的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