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二十等爵制的运转

中国最早的一部数学专著，是汉朝的《九章算经》。书里有一个题目：五个人去打猎，猎到了五只鹿，请问该如何分鹿肉？（今有大夫、不更、簪袅、上造、公士，凡五人，共猎得五鹿。欲以爵次分之，问各得几何？）这很简单，谁都会回答吧？不见得。因为《九章算经》里的这个题目另有限制：这五个人，分属不同的爵级。关键在这里，计算上难也难在这里。不同爵级的人应该按比例分到不同重量的鹿肉。

这样的题目，反映了爵级意识在当时社会的普遍性和重要性。读《史记》和《汉书》时，我们会遇到刘邦身边的一位重要谋士，叫陈平，他在乡里最被重视的本事就是公平地分肉。为什么能公平地分肉会获得特别的名声呢？肉有不同部位的，有瘦的，有肥的，不是简单称一称重量，平均分配就好了吗？

不是。分肉最难的地方在于不一样的人有不一样的爵级，分肉时要记得每个人的爵级，并且按照他们的爵级计算出正确的比例，这可就需要真本事了！显然陈平对乡里人士个个都熟，还有一个精巧的数学头脑，在乡里当然很有用。

乡里分肉是汉朝真实且重要的日常仪式。这样的仪式，不仅可以让大家高高兴兴地聚在一起，还能彰显彼此之间的爵级高下。有陈平这样的人，乡里分肉可以进行得很顺利，大家对分到的肉都满意，对陈平也很服气，同时这也意味着大家接受了爵制的权威，爵位高的人得的多，爵位低的人得的少，这也进一步强化了爵制。

一个人拥有的爵级，不仅被用在分肉上，还涉及更为切身的刑罚。法律规定的惩罚，很多都可以用爵级来“赎”，也就是说，人们可以借由降爵来减轻被判的刑罚。

有二十等爵制的介入，汉朝判刑往往不是真正的刑罚。承袭秦朝的法律，汉朝的死罪条目很多，动辄就有被判死刑的情况。但一个人被判死刑不见得就死定了，绝大部分情况是，遭判刑的人都有爵级，他们都会用爵级来“赎”，免死减刑。汉朝史书上经常看到的说法：赎为庶人，指的就是爵级很高的官员，因罪被判死刑，最终得到的惩罚是取消他身上所有的爵级，让他回归最低等级的庶人，之后他可以在爵级上重新开始。

如此，一来使判刑和处刑之间产生很大的差距，缓和了法律的严苛程度；二来增加了爵级的价值，因为获得一定程度的爵级是可以救命的。

高的爵级可以救命，还可以减免徭役。徭役的分配也考虑爵级高下，爵级越低的人负担越重，而且必要时爵级可抵劳役之征。公共工程或战争需要大批人力时，朝廷按照爵级高下进行征调，先征发爵级较低的人，不够的话，再逐渐征发爵级较高的人。于是，爵级又有一定的保护安定生活的作用。

东汉初立，光武帝每征服一个地方，通常立即要做的就是赐爵和复爵。赐爵是让一个人的爵位从原来的第三级升到第四级。那复爵呢？如果在新莽时期，一个人因为任何事而被夺爵，或拿原有的爵位去赎了的，现在新的政权取消其效力，让这个人恢复之前较高的爵级。

这样的做法，在象征层面上否定了新莽政权，在实际层面上，则是尽量让更多人感受到改朝换代的好处。还有一个好处是有效地收编流民，让因战乱而流散的人，为了恢复原来的爵级，而主动归入帝国治理。这对重建社会秩序有重大的意义。

汉朝的皇帝常常下令赐爵。这样的诏令要有意义且能产生实际作用，前提是需要每个人当下级别的记录，不然如何让每个人的爵级都升一等呢？

光武帝重建社会秩序的手段，还包括规定“民有嫁妻卖子欲归父母者，恣听之。敢拘执，论如律”。在战乱中被迫进入别人家中当媳妇、当养子的，现在有回归原家庭的自由。这项规定真正的重点不在于尊重个人自由，而是朝廷强力介入，否定在前一个政权下形成的婚姻和收养关系，朝廷权力凌驾于社会风气之上，使得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秦汉社会整体的走向，是国家对人民的管辖越来越全面，而二十等爵制是实现这种管辖的关键因素。政府规定可以用爵制来赎罪，能引导百姓接受帝国法律的惩罚而不致逃亡法外，因为人们可以付出降爵这个相对小的代价来赎罪，当然就不会选择放弃所有的身份和财产逃亡。而越多人愿意接受帝国法律的管辖，法外的灰色空间也会相应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