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两汉的城市发展

两汉的社会变化中，城市也有了特殊的发展。

前册说过，中华民族是一个擅长筑城的民族，很早就开始在各处筑城，不过城的功能，主要是政治性的。也就是说，有城却不见得有市，在围起来的城墙之内出现热闹的市集交易，并非早期中国的一般地理景观。周朝分封诸侯的过程中，建起了上千个城，每个城就是一个小国，也是封建制度的政治中心，但其中大部分城并不具备集中的商业贸易功能。

周朝以降，经历了短暂的秦朝，历史进入汉朝，过去以政治功能凌驾于商业利益之上的城，越来越具备明显的市的功能，市就是商业买卖的集中地。据史料，西汉长安城最多有九个市，关于这九个市的分布，不同记录有不同说法，但可以明确的是它们集中在长安城西北两个大市——东市和西市。

不过，市在城里的发展模式，中国与西方国家还是不同。古代近东和古希腊，大的聚落都是因商业功能而形成的，所以人们筑城就是为了方便和保护商业行为。但在中国，逐渐在城内开放商业行为，与其说为了方便和保护，不如说是为了加强监管。

古代中国对商人和商业行为有根深蒂固的歧视。最早在封建制度中，人与人之间都有非常明确的亲族关系，并遵循严格的宗法仪式，不断强化彼此的关系，在这样的组织中，人们必然对外来者或陌生人产生强烈的不信任感和隔阂感。商业行为的本质是流动的，身处流动组织中的商人，本来就不容易被纳入既有的宗法系统里。

在春秋战国高度竞争的环境里，出现了更强烈的重农思想。农民既是土地生产的主要劳动力，又是新形态战争中的主要战斗力。各国之间的敌意越来越强，连带地也就要清楚划分自己的百姓和别人的百姓，商人不生产、不打仗，又游走在各国之间，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就更不被信任，也更不被讨好了。

重农思想在春秋战国之际形成，并被固定下来成为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这使得商人相对而言更难出头。

市的设置是集中监管商业行为的一种手段。长安城的大市，其实面积不过三平方公里，而且有规定，长安城的所有店铺只能开在这个划出来的空间，在此之外的城内其他地方，是不准做买卖的。此外，在市里居住的人，要有市籍，其实这是一种次等公民的身份。

在分配公共工程任务或战争徭役时，帝国通常的做法是先征调罪犯刑徒，如果罪犯刑徒人数不够，就征发有市籍也就是做买卖的人；人数还不够，就征发其上世、二世有市籍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父亲或祖父有市籍，这个子孙即使自身已经脱离了市籍，也还是不被视为身份正常的平民，依然要“优先”承担徭役。

另外，很多时候，帝国法令明确规定，有市籍的人不准当官。从规定上看，有市籍的人社会地位很低。不过，法令的规定是一回事，现实情况却是另一回事，不见得都与规定相符。市籍主要管辖的，是坐贾，也就是定点开店铺做买卖的；但做生意的人除了坐贾之外，还有行商，就是到处流动做生意的。

因为市籍会带来种种不利，所以大家宁可当行商，也不当坐贾。在汉朝，行商格外发达，他们贩卖的主要是方便运送且在其他地方都能获得高额利润的商品，这些商品显然不是日常用品，而是一些珍稀的奢侈品。谁能负担奢侈品呢？当然是那些不用自己下地劳作，能够聚集土地和佃户的地主。于是，地主和行商产生了自然的联结，行商将奢侈品运到各地卖给新兴地主，地主消费奢侈品，使这些行商致富，当行商有钱了，他们也去买土地，让自己转型成为地主。

会做生意的商人买土地成为地主，一些地主拿剩余的财富做生意，如此一来，地主积累财富的方法不仅更加有效，还更加多元，社会整体的贫富差距因此被拉得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