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罪责

顺治十四、十五年之交（1657—1658）的某个寒冬之夜，距明朝覆亡已过去14个年头，黄宗羲（1610—1695）被自己书架上的响声惊醒。他点燃床头几案上的蜡烛，向书架的方向张望，只见一只老鼠从架子上一蹿而过，消失在黑暗中。他起身秉烛查看有否遭鼠啮的情况，跳动的烛火照亮了被那只啮齿动物选中的那函书——弘光朝（1644—1645）的《邸报》。《邸报》是历代朝廷的官修通讯，用于向高级官员发布重大活动、政令、奖惩任免等信息。黄宗羲架上的书册是在南京刊印的，那里是弘光朝廷的继统之地。弘光帝朱由崧（1607—1646），即崇祯帝的堂兄福王。1644年，崇祯帝为免被叛军生擒，自缢而亡。明宗室出奔南京，拥立福王为帝，建元弘光。一年后，入关的满人挥师南下，迫使弘光帝出逃。弘光朝《邸报》的编印因此搁置。

黄宗羲在此后的动荡岁月中勉强保存了自己手中的《邸报》。他回忆起自己是如何在那个冬夜使它们免遭鼠啮的，因为，正是在那个时候，他下定决心立刻着手为那个如昙花一现般存在过的政权编纂实录。黄宗羲写道：“臣畜之以为史料者也。年来幽忧多疾。”对于明亡后困顿中的一年的鲜活记忆，正面临凋零的危险。他对“旧闻日落”备感忧心。而自己颠沛流离的窘况更不足为外人道：“十年三徙，聚书复阙。”如果不尽快动手纂修实录，那么这段历史将归于湮灭，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关于弘光政权的记忆将逐渐消散。他不禁自问：“后死之责，谁任之乎？”

到了1658年，黄宗羲已经成为同代人中最重要的史学家和宪政理论家（constitutional theorist）。自崇祯皇帝自缢、满人攻占北京已过去14年。许多明朝官员顺势而为、侍奉新主，但仍有许多人并未如此，余生亦矢志不渝地追随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前朝。在黄宗羲的交往圈中，保持政治上的忠贞是理所当然的选择。明亡时才34岁的黄宗羲认为，故国已不堪回首，唯有归隐田园以明志——这就好比常言道“好女不侍二夫”。而多数寡妇还是要再嫁的，为新主驱驰的官员也不在少数。尽管受到来自征服者和昔日同僚的威逼利诱，黄宗羲仍以著书传道了却余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思想和史料遗产，他如继续从政，也许反而无法取得此般成就。

如黄宗羲在最终完成的《弘光朝实录》中所记录的那样，弘光并不是皇帝的热门人选。史可法（1601—1645），这位带领明朝余部抵抗满族入侵者，最终在1645年的扬州大屠杀中殉国的兵部尚书，就曾细数福王的“七不可立”：贪、淫、酗酒、不孝、虞下、不读书、干预有司。史可法的诤言未能阻止福王继位，这位兵部尚书错误地以为一个独裁政权的主人必须是一个有德之人。事实上，与开国者血统的远近才是关键，至于是否拥有登顶的品格则是另一回事。福王真正令多数廷臣不安的并非他的性格，而是他的出身。他的父亲是朱常洵（1586—1641），即“争国本”的中心人物——万历皇帝为讨好其生母郑夫人而欲立其为王储。也就是说，郑夫人是福王的祖母。对于在那场关于王朝根本的辩论中反对万历帝选择的官员来说，这不啻是万历帝在天之灵的复仇。

这复仇的快意并未持续多久。南京践祚短短一年，弘光帝便被出卖给南下的满人，不久，幽禁而死。他的三个堂兄弟又先后被推举为南方流亡朝廷的领袖。其中一位甚至向教皇请求援军，但是等这封信抵达梵蒂冈的时候，明朝的命运早已无法逆转。这些负隅顽抗的组织都未能逃脱清军的屠戮——且事实上南征军的主体是投降的明朝士兵。

新确立的清政权愿意给予崇祯一个真命天子死后应有的哀荣，毕竟，他像贞节烈妇一般选择了自尽而不辱其身。他的满族“继任者”顺治皇帝（1643—1661年在位）谕令为崇祯帝陵特制碑文一道，即为阐扬他的“身殉社稷”而暗讽余者的“失德亡国者”。于是，历史书写将崇祯朝的终结归咎于他的辅臣——即那些不愿另择明君的人。多尔衮（1612—1650），清军统帅亦即冲龄践祚的清世祖的叔父，对事件的始末作了如下政治正确的概括：“崇祯未尝不殚心治理，奈何疆场则将帅欺主争功，在廷则文官贪赃枉法。”崇祯的自杀，使他们不必沾染一个君主的鲜血而昭告自己的天命所归，因此，他们为崇祯建陵，让他安息在明朝历任皇帝之旁，给予他一个皇帝的哀荣，并宣告一个王朝的结束。

至于崇祯的那些堂兄弟们，不在清朝官方的优待之列，自然不会有为其编纂实录（Veritable Record）的可能。如果有人想编纂实录，必须留心不被新政权察觉。事实上，它们可以被查处为挑战清朝正当性的行为，即可被视为造反。这在道德上也许是一个站不住脚的借口，却造成了人们不敢编纂实录的事实。这一现实，进一步掺杂了明朝遗民面对王朝覆灭的耻辱和自贬。他们假想自己本可以延续明朝的国祚，因此翻检故纸，孜孜以求王朝衰落的征兆——而他们的发现是多种多样的：实践上的、心态上的、思想上的、伦理上的。一位明亡时尚在冲龄的上海文人，甚至将王朝崩溃归咎于文运升降。他认为，万历时期，明朝的国运便开始衰落，“文体大坏，而国运亦随之矣”。

这种对明亡的解释，或许令人唏嘘，但并不是好的历史书写。黄宗羲是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也是明朝的忠臣，他很清醒地认识到，这场灾难的责任必然根植于这一阶层的习惯与倾向。他的观点与多尔衮恰相反，认为王朝的覆灭是因为一个平庸的皇帝无力对付身边的宦官和无能的官僚。黄宗羲在那篇由“寒夜鼠啮架上”而起的序言中冷静地指出：“帝之不道，虽竖子小夫，亦计日而知其亡也。”尽管如此，黄宗羲并没有把笔墨过多地集中在崇祯朝政治的失败上，这些只是王朝覆灭的背景。在治理失当和道德滑坡背后是独裁统治的根本性弱点。独裁政治忽视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必要联结，所以，在灾难来袭的时刻，双方因无法建立互信而与突围之道失之交臂。在黄宗羲看来，这才是明朝崩溃的根本原因。

这种分析方式并不是大多数亲历王朝衰败的文人所能接受的。他们的观察来得更为直截了当，满族人以猛于蒙古人的雷霆之势入侵中原，令他们惶遽失措，并惴惴于不知何时到来的更大灾难。女诗人王微（约1600—1647）有感于丈夫辞家抵抗清兵而写下的八行满溢离愁的诗句，道出了时人内心的绝望。

烟生兮荒草，

月落兮寒流。

魂归兮秋尽，

愁来兮夜幽。

摇摇兮焉薄，

中心兮安裒。

鼓枻兮天际，

将子兮夷犹。

王微的诗中没有指责之意，只是描绘了她的家庭及其所处的阶层在明亡之际的境遇。类似的时人言论影响了现代史家，他们的明史写作围绕王朝衰落的悲剧展开。不过，在这里值得一问的是明朝在其覆亡前是否在衰落。我们可以论证它确实在衰落，并且可以罗列出一些论点。然而，一个有益的做法是区分结果和导致它们产生的条件。鉴于目前的情况，无论覆亡前的明朝是否已经走了下坡路，我们都很难想象它的结局会因此而有所不同。部分责任可以归于崇祯皇帝周围的文臣，因为他们没能采取有效措施，遏制不利于政权存续的军事和财政走势。不过，本章要关注的是在明朝最后数十年中资政议政和抵抗入侵的那些人，以及塑造其行动轨迹的历史条件。当然，最令人费解的难题可能是明朝是如何支撑到它的最后一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