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白银

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本打算与荷兰人一样，用武力打开通往这一区域的大门，但是最终让他们加入并留在这一交换网络中的是一件他们——特别是西班牙人——几乎可以垄断且在他们看来永远取之不竭的商品。这种商品也是明朝经济中价值最高的交换媒介——白银。它出自西班牙人在美洲的银矿，波托西（Potosí，今属玻利维亚）和墨西哥是主要产地。美洲银矿的出产量惊人，尤其是从16世纪80年代起，用水银从矿砂中提炼白银的技术提高了银矿产出，直到17世纪30年代，易开采的矿源枯竭后，产量才骤然下滑。在此数十年间，西班牙控制的白银数量之巨，足以在支撑整个帝国的同时，为其打开进入南海经济体的大门。西班牙人在落脚马尼拉的数年后，开始把白银从安第斯山脉运到秘鲁海岸，再由海路北运至阿卡普尔科（Acapulco），装载到每年冬末横渡太平洋的大型帆船上。整个16世纪80年代，每年马尼拉帆船往返太平洋运送的白银约3吨左右。到了17世纪20年代，年均货运量已增至20吨，此后，回落至10吨左右。

福建商人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商机，他们满载货物前往马尼拉换取这种贵金属。而每年海船的出航时间都经过精心计算，以迎合马尼拉帆船春季到港的时间。两边的船只都到港后，便开始协商价格，支付关税，最后银货两讫。两边的船只都要确保在每年六月季风对海运造成严重影响前下海。于是白银架起了从月港到马尼拉、福建到秘鲁、明朝到西班牙，以及中国到欧洲的桥梁。

马尼拉的巨额白银出口量，使西班牙人在菲律宾藏有银山的谣传不胫而走。于是在1603年，时任福建税监的大太监高宷派人出海打探这一消息的真实性。他用俗语“金山”来指称这座传说中白银堆砌的山。汉语中“金”的本意是“黄金”，同时也是对“白银”的雅称。因此，高寀要搜寻的是白银，而不是黄金。民间对南海之外有座白银山的传说深信不疑，即便人们发现菲律宾并非其所在，前往美洲和澳洲的中国人仍习惯把自己落脚的地方称为“金山”，后来以讹传讹就被译作了英语里的“黄金山”。直到今天，圣弗朗西斯科（San Francisco）在汉语里仍被称为“旧金山”。事实上确实有一座白银山，只不过它的位置在波托西。利玛窦曾在明万历三十年（1602）为中国友人刻制的《坤舆万国全图》上标注过它的地理位置，他用的是意译名称——“银山”。

在欧洲人看来，白银是绝佳的商品。在中国，白银对黄金的比价较欧洲高出三倍，丰厚的套利回报唾手可得。不仅如此，在马尼拉用白银换取的货物，价格远低于它们在欧洲的售价。反之，从明朝的角度来看，由于大致相同的原因，这种交易也是十分理想的。价格差异乎寻常：1639年，100斤湖丝在中国的售价约合白银100盎司，而转卖给马尼拉的西班牙买家，价格立刻升至200盎司。货物一旦出售，将不再产生交易成本。中国卖家无需将付款兑换成另一种货币或商品。交易完成，即获利兑付。

当然，并非任何人都能从这些贸易安排中获利。加入这个经济体需要巨额投资，因此，失败的代价也是巨大的。一旦失败，结果是灾难性的。然而，对于必须穿越各种复杂水域的远洋贸易来说，失败是家常便饭。1603年，马尼拉的贸易竞争终于导致西班牙人和中国人之间争斗的彻底爆发，2000名中国人因此丧生。1639年，悲剧再度上演。一年前，帆船在从马尼拉返航的途中沉没，而1639年从阿卡普利科始发的另一艘帆船也消失在一场风暴中。同年，明朝政府又封闭海岸，严禁商人出海。双方都遭受了不堪负荷的损失，在此背景下，一群在乡下的中国农民起而反抗他们的西班牙领主，最终引发了整个地区的叛乱，造成了与1603年相同的伤亡结果。然而，一两年后，生意又恢复起来。因屠杀导致的贸易脱轨给双方造成的损失是难以承受的——而这一切都是以白银计算的。

这些白银究竟对明朝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在西班牙白银流入以前，明朝经济已经经历了一次商业大繁荣，这意味着许多人从此过上了令他人艳羡不已的富裕生活。如果把明代财富的急剧增长归功于这些从南美洲流入的白银，无异于本末倒置。明朝本身的繁荣首先吸引了欧洲买家，使他们情愿用自己手中的大量贵金属换取明朝的商品。另一方面，来自马尼拉、澳门还有日本——后者在一段时间内的白银产量与前者持平——的白银总量是惊人的，这导致明代在万历后期货币泛滥。由于这种商业财富超过了其他创收来源，商人在炫耀性消费方面已跃居士人之上，哪怕后者的文化造诣仍无法超越。传统四民社会以士为首、以商为末的秩序也随之反转。在文人雅士中间，白银也许被视为俗物，但每个人都渴望拥有它。

万历朝的最后10年，即17世纪10年代，暴发户们（the nouveaux riches）的穷奢极欲达到了顶峰。并非巧合的是，这一时期的文人雅士也开始教导新贵们上流社会应有的文化习惯。文震亨在万历末年编纂的一部高尚消费指南——《长物志》中，处处警告人们不可肆意挥霍金钱。文震亨是名家文徵明的曾孙，家学渊源。这本指南的出发点是，无知的消费者会滥用自己的财富，因此，他强调，如果你不想被视作粗俗不堪的暴发户，就必须严格遵照书里的规则。

比如，文震亨告诉你如何在自己的茶寮招待客人。这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因为只有最富有的人才能在城里的住宅中辟出足以容纳茶寮的园林。文震亨的第一条建议与仆人有关。他建议“教一童专主茶役”，否则你会忙于各种与茶相关的琐事而偏离了主题，亦即“长日清谈，寒宵兀坐”。此外，他还强调，这是“幽人首务，不可少废者”。不过呢，有些人的举止总是难登大雅之堂的，不是喷溅茶汤，就是坐姿不雅。文震亨对许多其他物件也有严格的规定——比如鹦鹉，“须教以小诗及韵语”，这意味着要对它们悉心调教，不让它们听到市井鄙俚之谈，否则它们会变得“聒然盈耳”。家具也会暴露一个人的品位，他建议回避雕刻龙形图案，桌腿雕龙是最可厌的俗式。

在白银潮涤荡下的万历时代，风尚并不是唯一被改变的东西。新的财富逐步瓦解了社会地位的成规，新的生活理念也得到了人们的支持。张燮的友人在为其编撰的《月港海路指南》作序时，表达了这种新意识。他笔下月港的海商“视浮天巨浪如立高阜，视异域风景如履户外……海上安澜，以舟为田”，而他们对外国的首领“如挹幕尉”。上古经典中男耕女织的模式已不再适用于月港人，这不是他们过的生活。

张燮并未指望他在《东西洋考》一书中记录的有关海洋世界的知识能够改变每个人的认识，但他在凡例中表达的观点，暗示了这正是他编纂该书的目的所在。在论及搜剔各类资料的困难时，他特别指出近代作者因袭史籍而于近事无可缕指的缺陷，如此只能延续无知而不能增进新知。他想要扩充人们的认识，因此问采于估客舟人，想方设法厘清有关南海航路的各种细节。这本书在当时鲜有人知，亦未能对时人重视的那部分知识产生任何影响。劳德航迹图和塞尔登地图也遭逢了同样的冷遇，这或许解释了我们迄今仅在泰晤士河畔的图书馆内发现其孤本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