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南海世界经济体

永乐三年（1405）郑和环南海航行并进入印度洋时，是在一个既存的、较为松散的贸易网络中活动。弘治十一年（1498），葡萄牙船长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进入印度洋时，这一区域的贸易格局仍然未变。主导贸易的是南亚的穆斯林商人，但没有人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当葡萄牙人来到印度洋时，周边国家仍然对郑和船队的故事留有印象。人们之所以记忆犹新，也许是因为这些船队不同寻常的规模和性质——它们似在表明这是一种不同的做法，亦即以国家为基础的协调模式，而非这一地区既存的多中心、彼此隔离的贸易体系。葡萄牙人对“白皮肤的”外国人——即东南亚人记忆中的中国人——曾到访印度洋上各主要港口的传闻很感兴趣。随着他们对亚洲的野心的膨胀，一些人把郑和视为自己的榜样，无论这种榜样是指拒绝殖民性侵占的智慧——有人曾如此歌颂郑和，还是指从愿意与葡萄牙人进行贸易的港口国家接受朝贡的制度。

1511年，葡萄牙人为了落脚位于南海西缘的马六甲，动用了暴力手段。他们发现，一群中国商人已经在那里扎根，且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于是，他们决定把中国人当作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而欧洲商人对付竞争者的通常做法是——格杀并抢夺他们的生意。这种发现的过程不断上演。欧洲人所到之处，都有中国人的身影。葡萄牙人希望成为明朝的朝贡国，但遭到了后者的拒绝，因为后者建立各种外交或贸易关系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自己对海上贸易的垄断。

这就是为什么南海成了明代经济最终融入全球经济的关键区域。朝贡体系允许外国人以贡使的身份进入中国，但也要求他们如此离开。外国商人被禁止永久居住在明朝境内，而且明朝拥有迫使他们接受这一条件的军事力量。任何想要获准进入中国市场的人，不论是买还是卖，都必须通过国家的渠道并建立一种双边关系，而建立关系的条件总是由明朝说了算。私人贸易只能在离岛和走私者的港湾内进行——而这并不是可持续交换赖以存在的稳定基础。不仅如此，这样一个流通区域还不得不负荷中国商品的出口和外国商品的进口。在南海周边出现的，也是葡萄牙人后来加入的，是一个多边商贸网络，这个网络的主体是明朝册封的朝贡国的商人，但他们逐步发展出了以中国制品和粮食为主要商品的地区内贸易。

这种贸易安排有赖于一个经济条件和一个政治条件。经济条件是明朝这个经济体必须不断为一个巨大的国外市场提供质量合格、价格合理的产品，也就是说，中国是拉动增长的引擎。政治条件是明朝政府必须继续阻止外国人进入本国市场。这两个条件都没有发生动摇。的确，我们可以说，在整个16世纪，商品经济的增长以及在其最后三十余年才有所松弛的闭关政策，保证了这一贸易体系强有力的存在。这个网络的既有活力也许已足以使其本身成为所谓的“世界经济体”（world-economy）。

这个由研究地中海的史家费南多·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创造的术语的意思，并不是整个世界的经济。整个世界参与的经济运作直到18世纪才出现。所以，这个术语特指，一个大区通过日常交换网络达到高度经济整合，并在内部维持一定程度的自发性劳动分工。这种一定程度上的自发性使一个世界经济体得以建立自己的“世界”，在面临改变时可以自我维持并迅速恢复，但是，随着其中流通商品的增值又能够向更远的区域拓展。

如此，我们便可构想南海世界经济体：由于来自北方的中国商人和来自南方的穆斯林商人的有组织渗入，在15世纪后半期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程度自发性的而又内部相互协调的贸易区域。中国人扩大在这个区域的参与，应部分归功于郑和下西洋，但这个世界经济体并不是国家支持的航海所能创造的。只有贸易超越了朝贡才使得这一切发生。

贸易沿着两条主要航线展开，两条线的起点都是月港和泉州。东洋一线去往台湾岛的背风处；另有一条支线向北直至日本，但主要的贸易量往南流向菲律宾群岛，经过摩鹿加群岛（the Moluccas，即欧洲人所说的香料群岛），往西直至爪哇。西洋一线紧靠大陆的海岸线，经过越南，穿越泰国湾（the Gulf of Thailand），直至马六甲。16世纪10年代，月港人张燮（1574—1640）编写自己的海商调查时，即以这两条航线为全书主干，故定名为《东西洋考》。张燮提到，航迹图是其参考资料之一，所以，劳德航迹图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处理图上的信息应是意料中的事。

南海世界经济体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就已存在，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刚刚落脚就能利用区域贸易的原因。1557年，自西方梯航而来的葡萄牙人，最终落脚于小小的澳门半岛。1570年，自美洲大陆西岸横渡太平洋而来的西班牙人，在马里拉发现了良港。他们还发现了一个300余人的中国商人群体和一个穆斯林酋长（rajah）的小朝廷，不过酋长在次年被他们施计废黜了。这个经济体中的第三大欧洲参与者是荷兰人，他们迟至16世纪90年代才来到南海。此后，他们在新世纪打着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旗号卷土重来，在爪哇建立了自己的基地，起初在1609年落脚于岛屿西缘的万丹（Bantam），之后东移至雅加达（Jakarta），即被他们称为巴达维亚（Batavia）的地方。爪哇是通往摩鹿加群岛（即香料群岛）的必经之路，这给予了荷兰人拊背扼喉的位置，但使他们远离中国，尽管并非远到遥不可及的地步。他们距离中国最近的立足点是台湾。1623年，他们在那里建立了据点，目的是与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者竞争。荷兰人一建立起自己的据点，就把中国人拉到岛上去耕种和打猎。其结果颇具讽刺意味。最终，在1662年，荷兰人被海上军阀郑成功逐出了台湾。

荷兰人维持自己在这个世界经济体中的存在依靠的是两种资源。其一是武力，这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垄断回报异常丰厚的香料贸易的根本原因；其二是他们擅长从事大规模区域贸易，公司往来南海与印度洋所贩运的货物量多于其亚欧间贸易总量。只要雅加达仍能垄断其区域市场，荷兰人的生意就有利可图。但是垄断的局面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规则随时而变，竞争者也随之出现。中国商人网络在整个南海地区势力的增强，意味着到18世纪中期为止，中国商人对该地区贸易的控制强于荷兰人和西班牙人。与此同时，英国人在该区域的角色愈发凸显，隐隐有超越荷兰人之势。雅加达在该区域主要商品流通中的地位被边缘化，这抹黯淡的影子，还提醒着人们那个已经落幕的、用利炮为帝国开道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