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海防线

在外交与边贸未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朝贡与贸易相辅相成。一旦两者发生冲突，起因往往是走私对国家控制和关税构成压力。肃清沿海是明朝的一种应对方式。比如，洪武皇帝就曾敕令浙江沿海居民内迁，从而断绝沿海为患的倭寇的补给，这一外交举措对民间海外贸易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建文帝出于类似的担忧，禁止沿海居民与外国人私自接触，亦不许留存贩卖番货。

还有另一种令贸易与朝贡发生冲突的情况。弘治六年（1493），两广总督闵（1430—1511）上奏称，广东沿海地方私通番舶络绎不绝，不到市舶司申报即行销货，其中不乏持有勘合文书的入贡舶贩者，事宜禁止。闵珪并不反对海外贸易，他只是要申明两点财政上的担忧：关税体系的崩溃和监察整个广东沿海夷情的投入。他请求皇帝发布榜文，严申依期来贡的定例。皇帝将闵珪所奏下礼部议。

礼部的回复语气极为平淡消极，但并未透露出废止朝贡制度的意思。诚然，宽松的边疆政策只会鼓励更多的船舶来市，但过度严苛的政策会遏制流通，结果必然造成区域经济的损失。礼部委婉地提醒皇帝“柔远”，这一旨在与外人保持若即若离关系的语义隐晦的口号，必须与满足国家需求的要求相契合，也就是说，应该让贸易继续下去。揭榜的做法只会伤害对外关系，从而侵蚀贸易带来的利益。因此，皇帝应该什么也不做。弘治皇帝听从了礼部的建议，但他觉得闵的警惕也有可嘉之处，不应使之寒心，因此，他做了一个看似矛盾的决定，在次年，擢升闵珪为刑部尚书。

贸易随着朝贡制度四处弥漫的一个明确迹象就是佛朗机（Franks）赫然出现在正德十五年（1520）的入贡名单之上。“佛朗机”是几个世纪以来阿拉伯人对欧洲人的称法。这个词东传后，被用来指称葡萄牙人。当时他们刚到广州，为了打开贸易渠道，正努力向明朝争取入贡的资格。16世纪10年代，葡萄牙人强行挺进南海，他们的海盗行径导致整个区域的贸易经济跌入低谷。此后直至16世纪20年代，葡萄牙人势力范围之外的中国东面的琉球，成为维持与明朝正常朝贡关系的唯一一个藩国。葡萄牙人企图获得入贡资格，从而打开中国的贸易之门，并借此主导整个环南海贸易。他们没有成功，但他们的破坏之举足以使其他国家与明朝的贸易瘫痪。无独有偶，日本大名也试图强行到中国进行贸易，在两者暴力手段的催化下，朝堂上一片反对贸易之声。嘉靖四年（1525），整个沿海地区关闭。二桅船及更大的海船都不能出海，只有小渔船才能自由出入。正如当时一句流行的俗语所说：“片板不许入海。”海禁政策在短期内颇有成效。从弘治十七年（1504）起祸患边境的海盗问题，终于在当年止息。然而，这一政策带来的长期影响，却是迫使商贩走私，而海盗愈发猖獗。随着走私者之间竞争的加剧，他们开始武装自己，因此，沿海的暴力冲突再次升级。嘉靖二十七年（1548）海盗活动再次回潮，在之后的20年中始终无法禁绝。几十年间，虽有数位官员因镇压倭乱而声誉鹊起，但只要政策不变，一切都于事无补，变化要等到海禁政策的主要设计者——嘉靖皇帝逝世后才真正降临。隆庆元年（1567），长期服用宫中道士炼就的长生不老丹药的皇帝，终于被体内累积的毒素夺去了生命。他死后不久，要求废除海禁的奏章像雪片般飞来，改进海外贸易基础结构——包括将福建省主要的进出口港月港提升为县——的进言也不绝于耳。新的执政者采纳了这些建议。于是，隆庆元年，除对日贸易仍在严禁之列，海外贸易重新恢复。一年不到，中国海商彻底恢复了原来的活力。此后60年间，除隆庆二年（1568）泉州附近的一次倭乱外，沿海地区再没有发生严重的海盗问题。

对日贸易的禁令很快就变成了一纸空文。从广州到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近上海），商人们不断遣船赴日，并在那里设立外贸代理机构。我们可以从崇祯十五年（1642）冬嘉兴邑令截获走私船只的情况，想象当时贸易的规模。这艘船装载的货物是人参，多半是从满洲出口至日本，再转销回中国的。据该邑令称，这船人参价值10万两白银之巨。私贩者并非本地人，而是自山西络绎而来。他们请谏浙江巡抚，希望拿回被查没的货物以挽回巨额损失。邑令将部分人参馈赠上官，以此避人耳目，将人参尽收其橐，岂料刚自京城而来的抚按上奏其暗中贪墨的事实，使其免官。由此可见，朝贡与贸易之间的紧张关系，不仅阻隔了外人与明朝百姓的交往，也在掌握公权力的官员和私人商贩之间划下了一道泾渭分明的分割线。

直至17世纪30年代末，海禁开闭始终是朝堂上争论不休的问题。17世纪20年代，时任礼部左侍郎的奉教士人徐光启提出，明朝需要获得欧洲炮弹制造技术的最新成果。他的提议在朝堂上引发了激烈的争论。问题在于谁才是更大的威胁，是自海上登陆的欧洲人和日本人，还是压近北边的通古斯武士——他们不久后更名为满族（Manchu）？徐光启毫不动摇地认为，满族，而不是欧洲人，才是明朝应该忌惮并防备的。没人同意他的观点。为了推翻徐光启的提议，他的对手一再指责他保护耶稣会士并向澳门的葡萄牙人出卖中国人的利益。因此，借鉴欧洲技术和专家的尝试一次次半途而废，最终未能在明朝的防御形势上发挥累积效应。

然而，支持开海禁的最强烈主张来自经济方面。从贸易中获利的人如此之多，正如万历三十四年（1606）一位士人在谈及澳门时婉言的那样：“窃恐终难禁绝也。”崇祯初年（17世纪30年代），据兵部估计，每年赴马尼拉出工的福建人有上万之数。崇祯十一年（1638），再次海禁后，一位福建官员上疏道：“‘海者，闽人之田’，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馑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聚亡命。海禁一严，无所得食，则转掠海滨。海滨男妇，束手受刃，子女银物，尽为所有，为害尤酷。”这并非夸大其词。此次海禁使每年去往马尼拉的海舶数量从崇祯十年（1637）的50艘下降到崇祯十一年（1638）的16艘。而明朝的覆亡使整个沿海经济受到波及。对于贩海而生的福建人来说，所幸海禁废弛的旨意来得还算及时，30艘海舶得以乘着春天的季风驶往菲律宾——尽管海舶数量与崇祯十年时不能比，但也足以使贸易恢复起来。

到了明代晚期，海外贸易的禁与开已不再是一个内部问题，而取决于一系列外部因素与内部考虑的互动。在所有这些外部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全球贸易模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