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海货

在欧亚大陆的一端，一个银工悄悄沿运河而下，在长江入海口南岸的一个港口，登船，出海。在大陆的另一端，泰晤士河沿岸，伦敦港以北，一个小镇上的一间图书馆收到了它的第一本汉语藏书。在当时来看，这是一件弥足珍贵的藏品。这一年是1604年。五年之后，中国的茶叶首次运到伦敦。此前，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人还从未尝到过这种饮品。

这个小镇的名字是牛津。当时，牛津大学图书馆建成仅四年，这是一位名叫托马斯·博德利（Thomas Bodley, 1545—1613）的退休官员在自己职业生涯晚期的创举。图书馆的建立恰逢其时。距离古腾堡（Gutenberg）最初利用并改造中国的活字印刷术，已过去将近百年的时间，这种技术已迅速普及。曾经，掌握一切知识（universal knowledge）只需阅读数量有限的书籍。而如今，这个数字已扩大到无限。个人已无法拥有所有的印刷书籍。学者必须联合起来，公共图书馆的建立势在必行。博德利对使用当时被称作“现代语言”（相对于希腊文和拉丁文等古典语言）撰写的书籍尤其感兴趣。他回忆道，自己在年轻时，“渴望到海外旅行，为的是获得关于某些特殊现代语言的知识”，于是在意大利、法国和德国游历了四年。他知道，他的图书馆的任务是搜集所有语言的图书和手稿，不仅是他知道的那些语言，也应包括其他语言。于是，在1604年，博德利收到了他的第一本汉语书。

博德利很可能是通过他在阿姆斯特丹的买手拿到这本书的，后者也许是从荷兰东印度公司（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的人手里买来的。当时，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简称“VOC”）才刚成立两年。这是当时还十分年轻的荷兰国会（Estates General）的一个大手笔，它停止了第一代从事亚洲贸易的荷兰商人之间的内耗，并驱使他们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展开竞争。此后10年，阿姆斯特丹取代里斯本成为东方舶来品的集散地。书籍是早期在阿姆斯特丹港口卸载货物中的珍稀品种。不过，它们只是被当作珍玩而已，因为无论在荷兰还是英国，没人认识汉字。但是博德利慧眼识得它们的真正价值，他确信，有朝一日会有人破解其中蕴藏的知识。

在博德利的时代，汉语书籍的搜集并不系统。1635年，已经声誉鹊起的博德利图书馆（the Bodleian Library）首次获赠亚洲书籍，其中有一些汉语书籍。这是坎德伯里大主教、牛津大学校长威廉·劳德（William Laud, 1573—1645）数次捐赠中的一次。劳德喜欢收集各种亚洲语言撰写的书籍和手稿，他也认为英语世界的学者最终会掌握这些语言。三年前，剑桥大学任命了首位阿拉伯语教授；而劳德则在赠书的次年，成为牛津的第一个阿拉伯语专家。翌年，劳德又捐了一批书，其中有一本汉语书。劳德捐赠的大部分汉语书都是普通的坊刻本小说和蒙学读物。可以想见，这类书会是一个泛海谋生的家庭买来消闲或教育孩子的读物，但不会成为明代文人的藏书。但劳德藏书中确实有这么一本书，对于历史学家的价值胜过了那些明代大家的藏书。1639年，一位耶稣会士拜访劳德，他带来了一本手抄的航海通书，里面用文字而非地图向航海者指示了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海上通道。它在图书馆编目中的名字是封面旧题的“顺风相送”（Dispatched on Favorable Winds），但今天我们常称其为“劳德航海通书”（the Laud rutter）。这本航海通书给出了从福建省南部海岸出发，到琉球（冲绳）、日本、菲律宾群岛的西属马尼拉港、文莱，绕经整个东南亚，到达印度洋各港口，主要是加尔各答（Calicut，今属印度西孟加拉邦），再从那里出发直至波斯湾口的霍尔木兹海峡（Hormuz）。这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来自永乐朝太监郑和数次下西洋的记录，可以说是其独到之处。

1961年，历史学家向达在访问牛津后，将《劳德航海通书》重新整理出版，然而在那个排外情绪高涨的时代，这本书并未对中国历史学家的明史写作产生影响。它被当作某些中国人曾经航海的证据，却并未改变把明代中国视为闭关自守的农耕帝国的普遍看法。事实上，这本航海通书讲述的故事要精彩得多。它不仅把明代的中国人放到了海洋的图景中，而且告诉我们，正是他们的积极活动，织造了一张商业网络，把明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连接起来，并因此为欧洲资本主义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如今，我们可以讲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明朝在世界中的故事。博德利图书馆再次为我们提供了证据，这一次是约翰·塞尔登（John Selden, 1584—1654）捐给牛津的一幅地图。塞尔登在伦敦不仅是一名成功的执业律师，还是牛津首位希伯来研究（rabbinic studies）专家。他关于希伯来律法和闪族神话的研究曾引起不少人的关注，其中就有诗人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塞尔登不仅是牛津的首位东方学家（Orientalist，学术意义上的），而且是他所谓的“臣民的特殊权利与基本权利”（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the subject）的热烈鼓吹者。他的主要抨击对象是英王查理一世（King Charles）。他在1629年抨击皇室制定的进口税，认为这是对权力的滥用，因此被投入马夏尔西监狱（Marshalsea Prison）。次年，正是劳德大主教出于对其学问而非政见的欣赏，为他解除了牢狱之灾。后来，塞尔登又向1640年组成的长期议会（the Long Parliament）再次为这一问题申辩，并以牛津大学一员的身份得到了回复。1640年12月，长期议会起草的对塞尔登申诉的附议，可能反倒是违反其初衷的：“在没有国会赞成的情况下，国王没有权力对外国（更不用说是国内）商品征税。”

塞尔登将自己的藏书赠予了博德利图书馆，其中包括他的东方学手稿。手稿中有一幅很大的挂图（图17）。这幅地图未见其他版本或副本。从上面的地名来看是明代的（湖广是明代行省的称法，清代改为湖北和湖南），但它又不完全是一幅关于明朝中国的地图。明代疆域占了全图自上而下的2/3的空间，其北部地区被缩小并发生了变形。制图者的真正兴趣在于海上贸易，因为他勾画并标注了从福建沿海到环南海各地的线路和地名。在每一条航线需要转向的地方，他都标上了一个水罗盘的图标，这是航海者用来重新制定航线的必备指南工具。地图西及孟加拉湾（the Bay of Bengal），但是在印度喀拉拉邦（Kerala）的位置上标注的漩涡花饰又指明了通往亚丁（Aden）、雅加达（Djafar）和霍尔木兹的方向——这些地方郑和都曾到访过。

图17 《塞尔登地图》。这幅非官版的17世纪挂图，由约翰·塞尔登捐赠，描绘了东亚的面貌：北起西伯利亚，南至爪哇，东自日本、菲律宾群岛，西徂文莱（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藏）

《塞尔登地图》与《劳德航海通书》的描述若合符节：文本和舆图的关系，就好像是手和为之定制的手套一样。这种吻合在某种程度上说纯属巧合，因为牛津的这两件藏品来源完全不同。然而，换一种角度来看，两者在它们所记录的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间点上汇合了——即中欧贸易连接起来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