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市场与品位

历史大观园明清光辉 2020-07-24 13:01:00 0

李日华真的喜欢他所买到的那些物品吗？从他日记里的评述来看，答案是肯定的。但是他的真实感受我们已无法复现。重要的是他的选择符合公认的品位。更为重要的是，他能够得到这些藏品的事实证明了一个可以通过商业行为获得这些物品的市场的存在。品位对文化作品的获得是重要的，但市场的存在更加重要。艺术是生意，若非如此，李日华可以收集的东西将会少得可怜。万历朝的文玩生意较之嘉靖朝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嘉靖朝的书画主要是在基于友谊和礼尚往来的人际网络中流转，也可以说，它们是作为“雅债”在一个相对狭小的精英圈里被交换的。有时候，人们也会雇画工来作画，并支付丰厚的报酬。而不知名的买家通过商贾之手购入珍宝古玩的情况则比较少见。

文化的商品化不一定会改变品位，事实上，反而有强化原有品位的可能。但是商品化不能改变需求作用的结果，因此，市场上流通的赝品远多于真品，进而把淘宝贝的活儿变成了极费工夫的鉴别真伪的游戏。万历四十年十一月十八日（1613年1月8日），夏贾带来的只有一些古玩杂品，而没有书画，李日华颇为沮丧。他对李日华解释道：“近日书画道断，卖者不卖，买者不买。盖由作伪者多，受给者不少，相戒吹齑，不复敢入头此中耳。”夏贾对奢侈品消费的发现，类似于格雷欣定律（Gresham’s law），即市场估价过高的物品（未经鉴定的赝品）驱逐市场估价过低的物品（真品）。这便是奢侈品贸易的风险，也是收藏的危险所在。

对于李日华来说，始作俑者是谁，一目了然。不是那些商贾，而是那些不知深浅、盲目涌入这个市场的买家。万历四十一年正月十六日（1613年3月6日），夏贾带来了一块高五寸的玉片，他自称这是件古代臂阁，但是李日华知道，这只是块从地下掘出的碎玉片，便如实相告。李日华在这篇日记的末尾训诫道：“自士大夫搜古以供嗜好，纨绔子弟翕然成风，不吝金帛悬购，而猾贾市丁任意穿凿，架空凌虚，几于说梦。”李日华把拥有真正的文化物品视作教养和学识的标志。有钱而并不真正理解文化物品内涵的人，只会扰乱收藏市场。当然，奢侈品收藏的铁律是无钱寸步难行，想将简单的占有和真正的鉴藏——即功利的社会身份投资和无私的文化传统传承——区分开来的藏家也对之无可如何。

李日华和夏贾之间在商言商的买卖关系，最集中地反映在万历四十二年十月八日（1614年11月9日）的日记中。这一天，夏贾带来了文徵明的《存菊图》。夏贾以为自己得了一件文徵明的真品而“意态甚骄”。李日华接着记道：“余不语久之，徐出所藏真本并观，贾不觉敛避。所谓真者在侧，惭惶杀人者耶！可笑。是卷余购藏二十年余矣。”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夏贾会如何讲述这个故事。李日华将品位标准的决定权握在自己的手中，但夏贾却掌握着供应的一端。然而，夏贾要继续做这一行，就得不停把东西送给主顾们验看，所以，即便是赝品，他也乐意把它们带给李日华，看看能不能逃过他的法眼。因此，这个市场为李日华提供他想要的东西，但也时刻能让他为走眼而付出不菲的代价。一次，夏贾带了一个11世纪的书法卷轴请他评定——如果是真迹，就可能做成这笔买卖——李日华却识破：“乃近日苏人捏怪也。”我们不能责怪苏州的工匠。市场上能卖什么，他们就做什么。哪里能有那么多宋画呢？大多数买家只能入手苏州的伪品。客观来看，赝品的存在恰恰证明了供方对买方的回应。即便是价不符实，它们也是百分之百的奢侈商品。

李日华不断求购某些艺术家的作品，并不断对其作品进行去伪存真的鉴别，这已不仅仅是在满足他个人的收藏雅好了。他是在试图制定能够永久流传的品位的标准——至今，仍被人们奉为中国的“国风”（national style）。如果无人鉴藏和注录，元明两代的名家画作便会随着时间的流失而慢慢消逝，幸而有李日华这样的藏家为之投入无穷的时间、精力和财力。李日华做了一件他自己意想不到的事情，那就是定义中国艺术品——使他的同代人，乃至他之后世世代代的人们，能够一眼辨认出，这是中国画，这是中国瓷，这是中式家具。书籍则没那么明显，尽管今天中国书籍的装帧还留有传统版式的印迹。无论今天我们对中国文化的定义在多大程度上延续了元明艺术家、工匠、收藏家的看法，这并不只是几个人或一群人造成的影响。苏州的商业画家、景德镇的工匠，还有像夏贾这样的人，都在这有关物品的生意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