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心学

一小部分欧洲人开启了与万历朝士人的对话，并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这不是明人信仰发生变化的唯一原因。信仰的动摇来自文化内部的压力：万历、天启年间庙堂之上的道德败坏、急速的商业化、社会等级的松动、边疆的军事危机、环境恶化。在这些条件下，一些人开始对过去确信不疑的东西产生动摇，并努力寻找理解世界的新途径，而这些往往是处江湖之远的思考。李贽（1527—1602）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李贽出生于泉州的一个穆斯林商人家庭，经科举正途步入官场。中年致仕，转向哲学思考。此后种种机缘，作为哲学家的李贽结识了利玛窦。李贽晚年信奉佛教，在家修行。他被视为一个离经叛道者，世人对其毁誉参半。

他著述等身，且刊布甚广，不能一一涉及。在此，我想讨论的是他与耿定向（1524—1596）的通信。耿定向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思想家，他与李贽交谊深厚。与李贽不同的是，耿定向的政治嗅觉十分敏锐，对激进哲学可能引发的反响十分警惕。两人的文集中都保留了这些书信，他们在交往后期的分歧越来越大。这些书信反映了他们思想发展的轨迹和最终分道扬镳的原因。

现存最早的通信可追溯至万历十二年二月（1584年4月）两人关于孔子与哲学之相关性的争论。对于李贽而言，学问的目的不是为了理解孔子，而是为了理解道。另一方面，耿定向的“家法”提倡循序渐进地学习圣贤经典。李贽不赞同这种方法，他强调“且孔子未尝教人之学孔子也”，并援引孔子对颜渊问仁的回答：“为仁由己。”他反对不假思索地把孔子奉为一切的权威，因为他担心这样有失儒家学问的正道。无论是教师还是官员在对付民众时“有德礼格其心，有政刑以絷其四体”。教育的任务，乃至统治的任务，不是迫使人民服从一定的哲学条理或国家规定，而是顺应人的天性之势导其向善。因此，“寒能折胶，而不能折朝市之人；热能伏金，而不能伏竞奔之子。”

至此，李贽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建议。与其以强力约束自私的行为，为什么不调动人的自利之心呢？“各从所好，各骋所长，无一人之不中用，何其事之易也？”在信的末尾，李贽称赞耿定向深信而笃行儒家理想，但婉言建议他接纳不同的看法。他提醒后者：“但不必人人皆如公耳。……仆自敬公，不必仆之似公也。”

在现存最早的耿定向致李贽的书信中，他并不认为古人对一切问题的回答都是不可更改的。他将“古人模样”分为两类，一类“与世推移、因时变化”，另一类“自生民以来不容改易”。前者是“从见闻上来名义格式的道理”，而后者是“根心不容己”的“天则”或曰“心矩”。时世可异，而根本的道理是不变的。他写道：“古人苦心极虑作此模样，使尔我安于平土，饱暖于衣食，又教之人伦，使免于禽兽。”这些人伦教诲，与他所谓的在道德要求面前“不可不依仿”或“不容自己”相一致。李贽转向佛教，因此丧失了“根心之不容自己者”。

李贽在第二封书信中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他宣称自己与耿的不同在于“不蹈故袭，不践往迹”，“如凤凰翔于千仞之上”，为的是“闻道”。他引用孔子的说法，认为宁可“狂狷”而不可“乡愿”。“有狂狷而不闻道者有之，未有非狂狷而能闻道者也。”耿定向愿“闻道”，然而，如果他依然规行矩步又如何能“闻道”？李贽已准备弃绝儒教，而耿定向视之畏途。耿在覆札中抱怨道：“今世禅活子，不修不证，撑眉张吻，自以为是，微妙处余虽不知，其模样可槩睹已。”他批评佛教为世人提供了另一条容易的途径，但到头来将一无所获。严肃的佛教修行也许是艰难的，但与孔孟之道仍不可同日而语。

李贽随即回复道，耿定向的“不容己”，“乃人生十五岁以前《弟子职》诸篇入孝出弟等事”，而自己的“不容己”，“乃十五成人以后为大人明《大学》”；耿如同“村学训蒙师”，“取效寡而用力艰”，而自己则像“大将用兵，直先擒王”，“用力少而奏功大”。

两人的通信火药味渐浓，终成水火之势。李贽指责耿定向在10年前对双方共同的挚友——哲学家何心隐（1517—1579）见死不救。当时，耿定向与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关系密切，本可对何施以援手。被激怒的耿定向随即质问，李贽在25年前回福建为祖父守丧时，任由自己的两个幼女在京中饿死，又是何心肝。当哲学上的分歧演变为互相揭丑，两人的关系也彻底破裂。

李贽坚信个人有领悟真理的能力；耿定向则笃信圣贤经典的智慧才是通往大道的不二法门。这一分歧使这一对友人渐行渐远而终至分道扬镳。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耿定向的立场才是多数理学家支持的，李贽则是他们驳斥的对象。李贽的观点似乎只是背离了治国的道德基础，却没有开创出另一种稳定的道德局面。耿定向在晚年才与李贽冰释前嫌，但对他们来说，言和并非易事。

两人断绝通信后的第10年，李贽在一场因另一位内阁首辅而起的政治风波中遭到株连。他被指为其政敌的门生，最终在北京入狱，罪名是招纳女弟子，惑世宣淫。尽管这不过是党争中他人罗织的罪名，时人却无不信以为实。他的一位友人企图用淡化其思想的方式来为他辩护，他说道：“人各有见，岂能尽同，亦何必尽同。”他断言，著述若只求同而不存异才是学问的大忌。“假使讲学之家，一以尽同为是，以不同为非，则大舜无两端之执，朱陆无同异之辨矣。”

我们无从得知这封申辩的书信是否上达圣听。不管怎样，针对李贽的指控最终被撤销，并判其递解回原籍监视居住。然而，在诏书还未传到监狱前，洗刷无望的李贽已选择了“荣死诏狱”的最后归宿。现代史家把李贽看作为思想自由献身的志士；而在他同时代的人看来，这只是一个狂士以将朽的生命为代价的最后一次狂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