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士绅阶层

士——这些家庭培养自己的子孙走上仕途，其经济来源主要是田产——自15世纪起，逐步成为世代相继的地方精英，并主导了地方社会的礼俗、经济秩序。作为一个阶级，它们最重要的资源来自参与科举。理论上，任何男性都可以参加科举；但现实中，要想通过科举考试，必须熟读经史、驾驭考试文体并理解整个科考的经典系统所蕴藏的文化内涵，而这首先需要所费不赀的教育投入。科举制度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获得士的身份的门径，又是对士的身份的最大威胁。士的家庭要维持士的地位，至少要保证每两代必有人科举及第。而事实证明，对许多家族而言，这是不可能达到的。

以科举为立身之本的地方精英在元代难以为继，原因很简单，因为朝廷几乎很少开科取士。蒙古人回避了科举考试这类具有自主性且难以预测的制度，只任命自己信得过的人当官。当朱元璋登基后，他并不太希望让士继续构成一个社会阶级，因此，他迟迟没有颁布恢复科举的旨意。然而，到了洪武末年，科举考试还是得到了恢复，如此一来，地方社会为一部分家族主导只是时间问题，因为它们已经主导了科举考试。

入仕的途径不唯此一条，但没有什么能与在全国性考试中胜出所获得的地位更高。然而，科举的竞争异常激烈，且随着士子人数的增加而趋于白热化。以明崇祯三年（1630）为例，南京（全国最大的考场）的乡试考棚有7500个考间。如果考棚全部坐满的话，就意味着每15人中仅有1人有资格参加次年在北京举行的会试。

位于整个官僚体制的金字塔塔尖的是内阁，它由4—5人组成，负责向皇帝谏言并监管朝堂上的所有事务。商辂（1414—1486）便是其中的一员。他的神道遗像上题有他获得的所有官衔：“赠太子太傅、前赐进士三元及第、吏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追赠谥文毅公”——这一长串头衔说明他是整个明王朝地位最高的文官（图11）。在明成化十五年到嘉靖二十三年（1479—1544）间，除商辂外，仅有12人获得吏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赠太子太傅的头衔。这12人之中有两人死后未获“文”的谥号。臭名昭著的严嵩（1480—1567）便是其中之一，他在嘉靖时期权倾朝野，最终在82岁时被抄家。尽管官声显赫，商辂也只当了两年的大学士而已。他最显赫的头衔是在乡、会、殿三试中连中三元——整个明朝无出其右者。

参加科举考试的人能够最终晋升到大学士者实在是凤毛麟角。官僚体系太庞大，而渴望进入其中的人又太多。据晚明的一部笔记所言，16与17世纪之交的明代文官人数已达到了204万人，武官1万人，监生358万人。如果按每个县150名生员入县学的保守估计，乘以县的数量，则我们可得知，在科举体系底端力争向上的青年学子就达15万人之多。此外，还有数量更为庞大的士子在竞争进入县学、府学的名额，可见科举制度的竞争有多么激烈。

科举的效果不仅是选拔官员。年轻的学子因此与来自全国各地、具有相同社会背景和抱负但层次更高的士人结交。参加乡试并不是对所学的知识烂熟于胸、走入考场、写完答卷、然后回家这么简单。这是一种极度社交性的经历：连续数周的时间与其他考生同住一个屋檐下、饮酒酬酢，甚至结下深厚的交谊。一旦你中举，与你同榜的举人便成了你的“同年”，是可以终生相与往还，甚至求助的对象。

图11 商辂像（1414—1486）。图中题字如下：“赠太子太傅、前赐进士三元及第、吏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追赠谥文毅商公神道遗像”（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藏）

参加科举也是一种语言上的转型经验。考生在家塾中便要学习“官话”，这种发音体系被欧洲人称为Mandarin，这个词是葡萄牙人从印地语“mantrū”（梵文mantrim）转化而来的，原意为“顾问大臣”（counselor）。“官话”的发音与南京话比较像，既然明代曾以该地区为政权基础，这也是可以想见的，但官话的书写词汇系统是超越任何方言的。官话说得越流畅，在科举系统中能达到的位置就越高，不过，有些官员从未改掉自己的方言口音。嘉靖六年（1527），尚未成为礼部尚书的霍韬，向嘉靖皇帝辞免经筵日讲官一职，理由便是“南人语音多讹”。口音的问题并不足以使他的仕途受阻，却足以使霍韬这样一个不苟言笑的卫道士成为被嘲讽的对象。15世纪30年代有两个大学士是福建人，不过此后，据《明史》记载，因为“语言难晓，垂二百年”再未让闽人入阁。

由于科举成功的希望过于微渺，大部分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最终放弃了科举之路，转而探寻在地方上获得财富、地位的途径。一种途径是耕读，另一种途径是像李光华那样从商，第三条路是执业，其中最受人尊敬的便是行医，行医是元代儒士的主要出路之一。由于朝廷极少开科举，士人便将精力投入别的事业中。医生的社会地位也随之上升。明代文人汪道昆，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徽商家庭，他盛赞商人的美德，也褒扬仁医的贡献。他夸耀说，当世最好的医生都来自徽州。汪道昆说：“吾郡贵医如贵儒，其良者率由儒徙业。”一位叫吴山甫的歙县儒医告诉汪道昆，儒家的问学之道可以直接转化到习医上来，他说：“儒生上治经术，下治百家，于是乎始有成业。医家……宜亦如之。”应该从学习医学经典开始，下及金元四大名医的医方。然而，吴山甫觉得，求之上古岐黄到金元四家的医经、医方，只能解决四成的现实案例，另外六成的案例要靠医者从道中穷理。于是，他自问：“道在是矣，方何为者。”又自答道：“譬之经义，道在于经，方其义也；……昆，既为《医方考》六卷，愿就有道而正焉。”

无论最终以何为业，地方士绅的第一要务是维持自身在地方社会中的精英地位。这意味着要运用他们的财富和社会关系，加紧与地方官的联系，并通过慈善和供养来强化他们的公共形象。成功做到上述几点的家族，即便不送其子孙参加科举考试，也能够维持自身在地方上的显赫地位，不过这些家族的儿子或女婿迟早要以功名来维系家族地位。这些先决条件意味着士绅永远都不会成为贵族，因为后者是生而享有精英地位的人。在明代，唯一的贵族是能够证明自己是朱元璋后裔的朱姓子孙，他们生活在一个由特权和孤立组成的封闭世界中。尽管如此，士绅家族的盛衰不会是一代人的故事。他们拥有的声望、关系、财富能够让许多代子孙享用不尽，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一种自生精英（aristogeny）的体系，即精英在几个世代内不断自我复制，但依靠的不仅仅是血统。15世纪以降，地方士绅在全国各县的活跃表现是他们成功的证明（图12）。一个家族在两三代之内没有人考取功名仍可以屹立不倒，只要与它保持社会和姻亲纽带的其他家族不断参与到区分精英与平民家族的社会活动中。不过，归根结底，功名才是精英身份的真正标志，因此每个家族都竭尽所能地培养自家的读书种子。

在传统的“四民”中，士以下分别是农、工、商。在官方的意识形态中，农的重要性仅次于士。这个逻辑很简单，农民的劳动保证了粮食的生产，而粮食又是国家存亡的根本。用农业政治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农业是立国之本，正如农业是经济的基础。其余各业，无论是工还是商，都是“末”。工商业可能会蓬勃发展，但必须有坚实的基础，至少在观念层面如此。元明两代，农的社会地位实际是最低下的。工的地位也不高，要到16世纪徭役制度被废除后才有所提高。不过，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万历朝以前，工与士之间也有亲密的往来。

图12 一位明代士绅的画像。他头戴典雅的唐代礼帽，表明他属于士的阶层，不过，他没有身穿表明其头衔或官阶的服饰，说明他并没有功名在身（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藏）

实际地位与社会观念差距最大的要属商的阶层。这个阶层包罗广泛，下及贩夫走卒，上达官商巨贾，后者尤以盐商为最。朱元璋重新强调“四民”也许是因为，在蒙元治下商人所获得的巨额财富和权力是以其他各业的牺牲为代价的，而这已引起了普遍的激愤。地方资料中有关元代商人骄横跋扈而遭报应的记载屡见不鲜。的确，我所找到的有关元代龙见的最早一条非官方史料，说的就是至元二十九年（1292）某富商横渡太湖的故事。船行至湖心时受阻，船夫努力撑篙却无法动摇分毫。这名富商命一个仆人下水推船。可怜的仆人发现船身搁浅在一条龙的脊背上，而篙则卡在了龙鳞中。商人惊慌失措，跳下船去，却不会游泳。他命令一名仆人将自己送至岸上安全的地方。但是在回去的途中，他们都染上了疾病，而这名富商终于不治身亡。在老百姓的思维中，这就是一个富人应得的下场。

商人的财富可以成为他们仕途的铺路石，但这需要通过某个士绅家族来实现，联姻或赞助是常用的办法。15世纪末，明代商业已开始兴盛，陆容在他的《菽园杂记》中记道：“今世富家有起自微贱者，往往依附名族。”他们往往不惜一切手段让自己的子孙跻身上流阶级。其中一种手段是“通谱”，即将自己的家族嫁接到某个同姓士绅家族的族谱上。当时，吴中此风最盛。陆容举了孔子五十四世孙孔克让的例子。孔克让的祖父在元代曾任税监，但孔家是书香世家，因此他后来改摄学事。教书的收入菲薄，因此孔家很快就变得拮据不堪。此时，有临县富商乘机请求通谱，孔克让起先严词拒绝，但后来实在因为家贫无以自存，他最终答应富家“以米一船易谱去”。陆容总结道：“以此观之，则圣贤之后，为小人妄冒以欺世者多矣。”

关于地位的标准观念仍然流行，但渐渐地，这不变的外表下包裹的实质内容却只剩下了钱，而商业则是赚钱的空间。到了明末，士商家族间的分隔已经不再泾渭分明。大富之家实现长盛不衰的策略是让子孙两条腿走路：一边积聚家族的财富，一边巩固家族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