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财富的困惑

经世派强调在生存受到严重威胁时有必要对经济进行干预。重要的是，他们的关切受到重视不是在经济衰退期而恰恰是经济增长之时。这一发展也许说明，人们已经意识到商业化既可以提高收入也可以褫夺人们的基本生存条件。然而它也指出了人们期望的转变。农村经济的自给自足已不再是追求的目标，现在许多人开始向往一种更加商业化的财富。一般而言，国家是赞同这一目标的，尽管随着经济的增长，一些官员开始担心财富会带来的他们所不希望看到的效果——社会流动、传统习俗的式微，以及既有道德秩序的败坏。

一位名为顾清的官员就感受到，自己正处在这一潮流变化的风口浪尖。顾清是松江人士。松江府位于高度商业化的长江三角洲东缘，下辖上海周边的棉纺织业。明正德年间，顾清丁父忧，回籍守制27个月。期间，他参与编纂第一部《松江府志》。这部地方志于正德七年（1512）出版。顾清对松江当地风俗的不满溢于言表，他所撰部分的开篇便落在一个“变”字上。他写道：“松之风俗见于志者几变矣。”而这不是他喜欢的风气。他将当地风俗的败坏，归咎于巨家势阀在婚丧宾祭、冠履服饰方面的挥霍消费，带动了庶民百姓靡然向奢，从而使守礼、节俭、关心风化等儒家核心价值荡然无存。他特别将权贵与士大夫作对比，由此可知他所针砭的对象乃是松江的商贾之家。他们的财富给长江三角洲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彻底的变化，顾清不厌其烦地一一罗列，竟达23项之多。

我们无须在此完全复述这23种变化，仅举几例便能体会到顾清的忧虑。譬如，婚嫁时的聘礼与妆奁之盛大大逾越古礼。丧祭的陈设和过程也变得繁复冗赘。丧礼的赠赙之仪失去了守望相助的社会交往本意，只剩醵金为敛的财货授受。宾宴从备列简单的蔬果变为“器用靖窑、肴菜百种、遍陈水陆”。明初所制男子方巾尚且增添出各种装饰，更不用说妇女发髻上珠络翠饰的繁复花样了；精巧的绣鞋代替了平实的布履；舆盖与从前不复相同；航船的样式也发生了变化；书翰用素纸者日少，而用金笺者日多；甚至于布匹染色也发生了变化：初有桃红而今为荔枝红，初有翠蓝而今为天蓝，初有酱色而今为沉香色，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在顾清罗列的这一长串变化的最后，也是令其最为震惊的，要属富户令僮监穿红紫罗绮一项。对此，他不禁感叹道：“凡一命之家，与豪侈少年，竞为姣饰，不第亡等，家法可知矣。”

顾清在描述民风向奢的23种变化时，总是采用相同的句法结构：“初”人们如此行事，“今”或“近”人们开始那般行事。而在他看来，“今”与“近”都不是事物的应然状态。值得赞赏的是，顾清在措辞上并没有将自己对这种奢侈消费的不赞同变成道德上的辱骂，而在此后的近百年间，道德性的指摘之词不绝于耳。在正德七年时，奢侈消费尚未到泛滥不可收拾的地步。顾清只是反对把钱财浪费在“娇饰”上的不智做法。大富之家不在乎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这些却能让与之攀比的小门小户倾家荡产。这种炫富游戏的后果不是升斗小民所能负荷的。

尽管顾清没有言明，这种消费行为背后的动力却是再简单不过的，即奢侈品供需的增长。曾经人们只能买到桃红、翠蓝、酱色的布料。而到了正德七年，染坊可以提供荔枝红、天蓝、沉香色等价格可能更为昂贵的品种。同时，消费者的购买力也相应提高了。曾经，即“初”时，大部分人在挑选褐色布料时只会想到酱色。而“今”，对于色彩有所追求的消费者，能够买到更为雅致的沉香色，看到漂染的过程，并享受其中的乐趣。如果说令顾清不以为然的那些变化已渗透到社会上下的消费习惯中，也许只是因为人们如今有财力加入时尚潮流了。顾清将这些变化解释为世风日颓；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把这视为16世纪初明代经济出现新繁荣的明证。

因为这种新的繁荣局面的出现，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明代中国社会的财富积累意味着较高个人生活水平的实现。天启五年（1625），在广东沿海遭遇海难被俘的西班牙耶稣会士阿德里亚诺·拉斯·科尔特斯（Adriano de las Cortes，1578—1629）却并不这样认为。拉斯·科尔特斯对于明代社会生产力大为赞叹，但他认为这种生产力并不等于社会普遍富裕。他注意到：“中国的商品流通量并不足以证明中国人的富有。总体而言，恰恰相反，这是一个极端贫穷的民族。”拉斯·科尔特斯见到的是偏远的广东沿海，而不是江南的大城市。而他的判断所参照的是自己所熟悉的欧洲贫富地区的情况。他根据自己在这两个世界的生活经历认为，明代乡村的生活水平并不比欧洲乡村的高，甚至可能更低。无论孰高孰低，当时中、欧社会底层的差异恐怕并不明显，人民都只是勉强温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