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孤忠怨抑

历史大观园明清光辉 2020-07-24 12:57:53 0

把皇帝描绘成自己专制统治的可悲牺牲品是可笑的。如果说有什么悲剧人物的话，便是像方孝孺那样不惜忍受摧折乃至放弃自己的生命，也不愿在道德问题上让步的人。我们也许应该把明代宫廷政治想象成一种价值交换，而非悲剧性的缺陷。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专制政权下君臣协议中忠诚条款的含义：要担责任的只有人臣而已。统治者行为的得失无关紧要，因为他是整个体制的核心，国家的根本，以及王朝存续的唯一可靠保障。忠诚会使君臣同时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为君者想要摆脱对自己权力的实际束缚，但不知从何着手；为臣者相信制度性原则高于事君义务，但难求忠义两全。

陆容曾在自己的笔记《菽园杂记》中记录了自己在永乐中期（15世纪中叶）与一位名叫慧暕的老僧的对谈，僧慧暕十分明白入仕给士大夫带来的两难困境。永乐初年，慧暕奉诏到南京参与编修《永乐大典》，这是一部卷帙浩繁的百科全书。永乐三年（1405）到永乐六年（1408）的修典工程耗费了明朝顶尖学者的巨大精力。此后，慧归老陆容的家乡，陆容与他相识时，他已年逾八十。

这位老僧曾对坐客说道：“洪武间，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受多少惊怕，与朝廷出多少心力？到头来，小有过犯，轻则充军，重则刑戮。善终者十二三耳。”这就是效忠洪武皇帝者的命运。慧暕由此得出的教训是我们乃至陆容都没有想到的。

他承认，“其时士大夫无负国家，国家负天下士大夫多矣。”不会有任何关于皇帝苛待臣子的记载，关键在于臣子甘愿领受皇帝的政令。他们的臣服非但不是一个悲剧，还是他们忠贞不贰的证明。慧宣称，如今年轻人则达不到这种专制政权下的理想要求。尽管“近来圣恩宽大，法网疏阔”，秀才做官，不再是为朝廷出力，而是为了自己受用。

慧暕的世界观里没有“专制”二字。这并不意味着，这个理念就不存在。奉行这一理念的个人，无论是以超然的态度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是默默履践着的。我们可以从这个时代的许多浮文巧言中品咂出这种潜移默化。比如，汪道昆，出身徽商之家而著述等身，他曾奉命为万历十年（1582）《广东乡试录》作序。作这样一篇序言，需竭尽人臣的忠顺之义，而初读此文，的确令人感到满纸皆是一个“忠”字。汪道昆回溯明朝历史，对其中几位皇帝的功绩大加褒扬。洪武“中天而兴”——这自然是毫无疑问。嘉靖“重明丽正，首出郢都，文命先敷，光被海宇”——对于一个使朝廷陷入经年制度纷争的君主来说，似有夸大其词之嫌。汪道昆也确实承认，“二三大夫握珠怀宝……其言骨鲠，其行瑰琦”，但他并没有进一步明言皇帝与众多骨鲠之臣间的恶劣关系。

对于在位的万历帝，汪道昆如是写道：“皇上在宥万方，文德四洽。多士搏扶摇而上，殆将乘海运而天飞，有如垂天之云，何论朱鸟！”这当然也是广东士子心向往之的结果。汪道昆称万历十年的广东乡试恰逢“天泽下济而光明……乃今乡国以三物而宾多士，应昌期”，而这一敦历史解析——孤忠怨抑之岁的机枢所在就是万历皇帝。汪道昆吟哦道：“夫律天时，协地纪，本之以帝德，类应之以人文，多士其皆得之，殆千古一觏也。”

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唯唯诺诺地描绘嘉靖、万历两朝的文字了。但人人都知道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被这样堂皇的文字所迷惑就大错特错了。此中其实大有深意。实际上，这场好戏的主角——乘海运而天飞的朱鸟——并不是皇帝，而是士大夫。士大夫克服了重重困难，苦读数十载而为朝廷效命，并不仅仅是为了奉君事，也是为了经纬天地、治国平天下的矢志。皇帝的工作只是端居体制的底座，彰显帝德，而让真正有才具的人去黼黻治功。人们不能指望遵循礼制挑选出的统治者来治理天下。在无比华丽的谀辞之下，这大概才是汪道昆及其同辈中最具才干者的真实想法。

万历皇帝对地方上士子的野心有所防备。但他恐怕没有料到的是，自己妄图拥有凌驾于祖制之上的专制，反而可能削弱自己的权威。后来在立储的问题上，他立爱不立长的做法才使他意识到了这种反作用力。他所遭遇的困境是个人的偏好始终越不过王朝的礼制；亦如人臣的困境在于，忠顺不失始终是其事君的本分，尽管他们所受的儒家教育要求其一言一行皆以斯文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