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靖难之役

洪武三十一年（1398），励精图治的洪武皇帝薨逝。这并未使明王朝立刻陷入她的第一次继承危机，但危机也已是一触即发。朱元璋曾认定自己的长子为皇太子和继统人选。但太子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便病逝，因此，根据嫡长子继承制，朱元璋又立其子嗣中最长者朱允炆为皇太孙。洪武三十一年，朱允炆继位，史称建文帝。这引起了作为其叔辈的诸藩王的不满，他们中的不少人曾希望能兄终弟及。他们无疑担心朱允炆的近臣会将他引向儒家的治国之道，而偏离了宗室尚武的传统。

诸藩王中最有力的竞争者是朱元璋的四子朱棣（1360—1424）。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迁都南京，即新王朝的经济中心，但他同时需要巩固北方的防御力量。他认为，自己的四子足以抵御蒙古人的侵犯，便将元大都，即今天的北京，赐作他的封地。建文帝登基未满一年，朱棣已集结北方军力，向自己的侄子发起了一场长达三年的内战。效忠建文帝的地方官员纷纷举兵勤王，双方在山东境内陷入鏖战，但终未拦住朱棣的雄师。朱棣的军队逼近南京，都城不攻自破。宫中起火，传言建文帝葬身大火之中。然而，在此后的数十年间，关于他逃脱的谣言久久不息。

朱棣以“靖难”为名起兵，打的是南北牌。他声称，南方已堕入内朝奸恶之手，他要从当道奸臣手中拯救大明王朝。他称，建文帝不幸（而又所幸）身陨，并非弑君。宫中起火后的第四天，朱棣即位，为永乐帝——不是作为他侄子而是他父亲的继任者。他下令将建文的年号从纪年中去除，他即位的1402年，不以建文四年而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尽管他的父亲在洪武三十一年便去世了。这种纪年方式意味着，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政变，而是自然而然地子承父业。直到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建文帝在位的四年才被重新归入官方纪年中。

朱棣误以为可使建文帝最倚重的廷臣方孝孺（1357—1402）归顺自己，但方孝孺是一个坚定的保守主义者，他坚信只有恢复三代之法而非迎合当世的做法才能救时弊。他自然不会同意替换自己所辅佐的承继大统的皇帝，更不用说支持叔继侄位的做法了。根据永乐帝之父所定之法，可以继承建文帝的只有他的儿子。永乐帝却要试一试方孝孺，于是命他起草自己登基的诏书。方孝孺拒绝了。他投笔于地，慨然道：“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永乐帝遂成全他，命人将其凌迟处死。此后，永乐帝曾堂而皇之地宣称：“朕所用治天下者《五经》耳。”然而他在位之时，却看不到儒家伦理所倡导的君臣间的相互尊重。当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力时，臣道方面的谏君之节尽失，只剩下顺从君命而已。方孝孺只是众多誓死效忠王朝而不向一时握有强权者低头的廷臣中的一个。

方孝孺不是永乐帝所谓“靖难”之举的唯一受害者。政变后，有近万人惨遭屠戮，毫不亚于其父的那场肃清。明王朝迎来了第二个庙号为“祖”的皇帝。中国政治转向君主独裁，虽肇始于蒙元，但却是洪武与永乐二帝真正把儒家核心思想中强调义务和互重的君臣之道剔除出去，使明王朝失去了恢复帝制旧法的思想源泉。

永乐对明王朝的最后一项改造是将中央政府迁回元大都，即北京。永乐十四年（1416），开始建都。永乐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1420年10月28日），正式下令改京师为北京，南京则降级为留都。

有鉴于僭位称帝的痕迹过于明显，永乐不得不动用一切手段来为自己粉饰。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将首都由南京迁往北京，即他自己势力范围内的政治中心。此举也明确地将明朝纳入了尚武的金元传统而非尚文的宋代传统中，而永乐也以忽必烈汗为自己效法的对象。第二件事是效法忽必烈汗，向整个海洋世界宣布自己即位的消息。他向东南亚的朝贡国派出一批批使团，皆以自己信任的宦官为总兵官，统领使团。其中最著名的是六次出使的宦官郑和（1371—1433）。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是在永乐三年至永乐五年（1405—1407），最远达到印度西南海岸。后五次是在紧接着的永乐五年至永乐七年（1407—1409）、永乐七年至永乐九年（1409—1411）、永乐十一年至永乐十三年（1413—1415）、永乐十五年至永乐十七年（1417—1419）和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年（1421—1422），船队规模浩大，造成明代财政上的巨额支出。与此同时，北京建都的工程，也给财政造成了巨大负担。永乐帝本来打算派遣第七支使团，但永乐十九年的一场大火烧毁了新建的三座宫殿（传统上人们认为是天象示警），他只能将计划搁置，至其死后才付诸施行。在户部官员的建议下，后来的皇帝都赞同国家应停止斥巨资建造“星槎”和“宝舟”（即郑和舟师的各种名称），并将国家的资源用于更恰当的地方，而非派遣庞大的使团出洋，宣扬国威、搜罗奇珍。

近来有一种奇怪的主张越来越盛行，即将郑和视为中国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郑和是一位英勇无畏的探险家，若不是因为国内官僚的吝啬，他本可以远在哥伦布之前就发现美洲。这种主张不免引得不少业余历史学者浮想联翩，但它的出发点恰恰建立在对郑和与哥伦布航海目的的根本误解上。哥伦布并不是一个探险家，他航海的目的是为投机性的商业投资找到与中国进行直接贸易的渠道。马可·波罗的游记启发了他的这一想法，而最终为他赢得了资助者。他之所以西行是因为他认为这是通往中国的航线。他的主要资助人是西班牙国王和女王。他们在1492年驱逐西班牙犹太人的过程中攫取了不少的财富，并从中抽取部分作为哥伦布航海的经费。他们想从中获得的主要是经济利益，而非出于外交、政治或思想文化交流的考虑。哥伦布跨越重洋为的是进行贸易，而非殖民，尽管他确实留下了几批人员，为支持未来的航行建立立足点。

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哥伦布时（而不是把他视为“发现”美洲、改变世界的探险英雄），郑和作为哥伦布的反面而非前身的形象，便逐渐从误识的迷雾中显现出来。郑和航海的目的是外交，他的任务是向中国所有的朝贡国宣告永乐是现任的皇帝，他们应以纳贡的方式表示他们对这一事实的接受。他带领了一支庞大的军队，为的是确保那些番邦国主不会拒绝他的命令，但他的目的并不是征服他们。加强中国在亚洲海域内的商业联系符合中国的礼仪，而派遣船队出洋有助于中国商人扩大他们的商贸圈，但下西洋的目标并不是进行投资。他们也没想要像哥伦布曾许诺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却没有做到的那样满载黄金而归。最后一点，郑和的船队到达了在他之前的中国官员未曾造访过的地方，尤其是非洲东海岸；但是他们在印度洋上的航线都是已知的，穆斯林商船早就在使用这些路线了。中国的航海家也许原本并不熟悉其中的一些地方，但这绝不能说是他们“发现”了它们。他们只是将这些名字添加到理应认可明朝宗主权的藩国花名册上而已。郑和不是一个为了在海上发现新世界的职业探险家，而是一个皇室仆人，只为了达成一个僭位称帝者的迫切心愿——获得外交承认。这是一场政治作秀，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轻忽其重要性。

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言认为，永乐帝相信建文帝可能并未丧生火海并已逃亡海外，因此郑和下西洋的任务是察访他的踪迹。尽管永乐帝确实一直在留意关于自己侄子的报告，并且那些年此类报道也不乏其数，如此，似乎这一传闻并非虚言，但它实际上成立的可能性并不大。最后一则关于建文帝出现的传闻出自明正统十二年（1447），一位年逾90岁的僧人从云南去广西，他告诉某位路人自己便是废帝。这番吹嘘之词一传入当地官员的耳朵，即刻便将该僧捉拿，遣送进京。这个可怜的人在刑讯之下供认，自己只是一介平民，洪武十七年（1384）便入了僧籍，并非建文帝。沈德符将这段佚事记录在自己的笔记《万历野获编》中，并评论道官员在会审之前便应由该僧的年龄而推算出事有蹊跷。朱允炆生于洪武十年（1377），到正统十二年应为70岁，而该僧比真的建文帝大了足足20岁。因此沈德符一针见血地指出：“假托立见，不待鞠已明矣。”事发后四个月，该僧卒于狱中。另有12名与此相关的僧人被革出教门，发配北疆戍边。北疆，正是下一场危机的发轫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