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土木之变

永乐将自己的皇位传给了长子（洪熙皇帝），但时隔不久长子又传给了他的长子（宣德皇帝），后者又传给了自己的长子（正统皇帝）。这第三位继位者——永乐的长曾孙朱祁镇，于宣德十年（1435）即位时年仅8岁，这就使皇帝制度的一个特有弱点浮出了水面：一旦皇帝早逝，按照继承顺序的规则，就必须让孩童登基。这位冲龄践祚天子沿用了父皇当政时期的三位内阁大学士，他们都姓杨，为这位娃娃天子初政时期提供了稳固的保障。到正统皇帝年满15岁时，三杨失势，朝廷大权落到了司礼监手中，这是内廷特制宦官系统的最高管理机构。宦官更乐意纵容皇帝心血来潮的想法，其中最具毁灭性的莫过于在蒙古来犯时御驾亲征的念头。这一次突发奇想使整个明王朝陷入了一场始料未及的制度危机——当皇帝被外国拘为人质时该怎么办？

整件事情的起因是也先（Esen）统一了蒙古诸部，兵分三路，大举南侵。朱祁镇命皇弟郕王朱祁钰留守，随即率军亲征，这场战役的结果被后世学者称之为“明代最大的军事败绩”。在短短几周的时间内，情势便急遽恶化。当也先在长城上的一个堡城——土木（Tumu）抓获仓皇撤退的王师，清算的时刻终于来临了。汉人的军队拒绝和谈，惨遭屠戮，所有高级将官皆战死。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七日（1449年9月3日），正统皇帝被俘。

此时，远在北京的朝廷有两个制度上的选择：接受皇帝被质的事实，并展开和谈，遣使往迎；或者废除他的皇帝之位，另立新帝。在考虑后一种措施时，又出现了两种选择：其一是拥立被俘皇帝的1岁长子为帝；其二是任由皇权旁落留守京师的皇弟一脉。拥立幼帝，则帝制将危如累卵——这并非亟欲走出危机的明王朝所希望看到的。两相权衡之下，在正统皇帝被俘20天后，朱祁钰继位，是为景泰帝，而正统帝的幼子则被封为太子。1449年仍被冠以正统十四年的年号，但紧接着的1450年将成为景泰元年。

这一做法或可被解释为一场政变，正统帝本人显然是如此认为的。即便是北京街头的顽童也察觉了这种微妙的氛围，因为不久他们便开始传唱这样一首童谣：

雨滴，雨滴，

城隍，土地。

雨若再来，

谢了土地。

这些听起来只是浅白的童稚之语。毕竟，明朝在这最近的12年中饱受干旱之苦，每个人都在期盼甘霖洒落。然而，字里行间其实充满了双关语。首行的“雨”读作“予”，而第三行的“雨”读作“御”（三字音同）；将“滴”换作“弟”，再将最左边的“城隍”改成景泰帝的旧时封号“郕王”，则整首歌谣便成了对王位改易的辛辣讽刺：

予弟，予弟，

郕王，土地。

御若再来，

卸了土地。

景泰继位，使囚禁正统丧失了价值。一年后，也先便放归了这个再无一用的战利品，换取了中国人重开边境贸易的软弱承诺。景泰帝要朱祁镇明确宣布放弃皇位后才准许他回京，后者只能照办。为了确保传位于自己的直系，景泰三年（1452），他废黜了自己的侄子，改立自己的儿子为皇位继承人。仅一年不到，在“景泰之渊”中，年幼的皇太子夭折，他的死被视为上天示警。痛失爱子后的景泰帝迫于压力，不得不再度恢复侄子的太子地位。

他的统治并不顺利。这并不难理解，因为整个景泰年间都沉浸在“景泰之渊”中。气候异常寒冷，头三年是大旱，最后两年则洪涝成灾。景泰五年（1454），一位官员曾公开表示灾异迭见皆因景泰帝不遵继统正道之故。他向皇帝陈言道：“诏沂王复正储位，则和气充，欢声洋溢，天心自回，灾异自弭。”皇帝接到上疏后大怒，将他逮系诏狱，欲置其死罪。次日，京城忽遭大风沙雨。有感于天象示警，皇帝才稍缓刑狱。

景泰七年末至八年初（1456—1457）的冬天，景泰帝一病不起，无法出席新年首日的朝贺。一些文武官员伺机联合起来，将朱祁镇解除软禁，扶上宝座，令当日早朝的众人大吃一惊。朱祁镇并未恢复自己的正统年号，因为这将意味着把景泰从正史中抹去，与其曾祖抹去建文无异。他给自己起了一个新的年号——天顺，取“顺应天意”之意。二月十日（3月14日），他的皇弟——废帝景泰逝世，至于究竟是病逝还是他杀，便不得而知了。

历史学家对正统帝复辟为天顺帝有多种评价，有的称其为“明朝历史上最成功的政变”，有的称之为“对礼制的大破坏”，也有的称其为“一次政治投机，为不择手段地牟取功名利禄大开方便之门”。然而，如果我们把它看成是一次蒙古传统中“塔尼斯特里”的运作，则无论它如何违背了汉族礼制，一个野心勃勃的王在自己的皇兄或皇弟势力衰微时取而代之，就不是不可想象的了。为了消灭一切指向其有违礼制的证据，朱祁镇在之后的四年中将辅佐自己复辟的谋臣逐一清除。实际上，在天顺朝的八年间，汉人的帝制传统无一得到遵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