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胡惟庸案

第一次足以撼动新王朝根基的重大制度危机发生在明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以宰相胡惟庸逆谋起事、私通外国（显然有倭人，可能还有安南甚至蒙古人）入罪。谋反罪名的真伪我们不得而知，因为所有与胡惟庸有关的记录或经过删改或被销毁了，但这仍是可能发生的事。胡惟庸事发的导火索是他未将占城（越南）来贡之事入奏，而接受贡使瞻觐属于皇权而非相权的范围。由细微过失与猜疑织罗起来的罪状，也可能是空穴来风，理有固然；而它也确实挑动了登基不久的帝王的疑心。《明史》的描述自然缺乏细节，也许这是因为所有细节在当时已被尘封而清代史学家已无从查找了。

图7 朱元璋（1368—1398年在位）像。这幅作于16世纪的逼真白描肖像究竟是夸大了还是抓住了明太祖的不凡个性？（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然而，在罪名之下潜藏的是相权在现实体制中的状况。宰相作为文官之首，有铨选之权，因而可以将要缺派给自己的亲信，实际上可在未经皇帝本人挑选的情况下，组织起一整个政府体系。既然这是胡惟庸的职责，我们假设对他的指控并非构陷，那么他唯一的僭越之处也只是接见贡使而已。朱元璋无法容忍的是被宰相架空统治权的可能性，于是，他铲除了胡惟庸及当时与他有关的所有人。据朱元璋自己估计，获罪者有1.5万人。此后，肃清逆党的余波持续了14年，其间，又有大小官员近4万人被诛杀。14世纪80年代的这次大规模肃清，是当时人类历史上最恐怖血腥的屠杀，它给士人造成的心理重创，远胜于蒙元统治时期的种种。

罢黜宰相，削弱了体制本身的力量。如此一来，政府运作的好坏，端视人君的智慧和能力。由宰相领导的中书省被撤销并永不恢复，也就再没有协调六部尚书处理庶政的统筹机构了。大都督府和都察院也被削分为较小的单位，而不再具有总体导向的职能。结果正如贺凯（Charles Hucker）概括的那样：“自洪武十三年（1380）后，在明朝政府的结构中，没有任何一个官员能够在军政、庶政或监察方面大权独揽。皇帝一人权掌天下。”

这是我们对胡案最粗疏恐怕也是最现实的解读了。胡案显然使明朝政府在数年之内陷于瘫痪，而官员人人自危的情形则持续了20年之久，然而我们也许能从另一个角度来认识它。与其说这是一个杯弓蛇影的皇帝对觊觎皇权者的反戈一击，倒不如把这一肃清之举视为与元代臭名昭著的“亲亲”（favoritism）铨选制度彻底划清界限？由于史料的缺失，我们也许无法进一步证实这一推论。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明朝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元制的话，那么，我们或许需要思考，如此规模的政治肃清是不是一种对元朝遗制的调整，而不仅仅是因为一个皇帝想要成为比可汗更像可汗的人。

事实证明，任凭朱元璋如何强势，将中央权力集于皇帝一身是他难以驾驭的。很快地，他便不得不重新引入统筹机构，尽管他采取的方式比较特别。洪武十五年（1382），即胡案发生后的第二年，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即从翰林院（起草上谕的机构）中选拔部分品级较低的官员，委任为辅政“大学士”，不过他们仅以个人的身份而非集体的名义为皇帝出谋划策。这些如今被我们称为“内阁大学士”的人，逐步形成了某种类似西方内阁的机构。内阁并没有被明确写入政府的组织结构，以代替原中书省的职能，但到了15世纪20年代，它实际上已成为明王朝的最高行政机构。因此，尽管内阁首辅的身份是皇帝的近臣、幕僚，但他掌管了国家的行政事务，可以说是实际上的宰相，只是在权力大小和自主性方面不如胡惟庸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