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商品经济下的食物供给

农业经济的主要产品是粮食。如朱元璋在推行里甲制时那样憧憬乡村自给自足的人们，也一定梦想着每一个从大到小的地方经济单位都具备足够的资源和条件，去耕种和收获满足其自身日常需求的粮食。这就是在农业经济中粮食是主要产品而非唯一产品的原因。对于种田的农民来说，有时候粮食不再仅是食物，而是可以与他人交换从而进入商业流通的商品。

这一点在元明两代的经济发展中逐渐变为显流，尤其是当城里的行商坐贾和乡村种植经济作物、生产手工制品的人数开始显著提升并持续增加的时候，这些人的口粮都是买来的，而非种出来的。这是明代政治经济中的一个新变化，特别是当朱元璋时代自给自足的幽魂魅影仍盘桓在人们脑际之时。这也是粮政方面的一个新变化，由于仓储制度衰弛，一旦遭遇物价腾贵的情况，可能无法平粜仓米，进而导致危机。这是农业经济商品化的代价，它足以使工匠和经济观念保守者忧心忡忡。

对于明代官员来说，如果需求积累和地区差价足够大的话，商品粮在粮食供求关系紧张地区的调出和调入都会受阻。人们认为，将粮食调配到缺粮地区赈饥是经济调控的题中之意。反之，如果粮商将粮食从缺粮地区转运到价高的地区销售，则商业行为可能会受到谴责。人们认为这是价值法则的作用使然，这体现在人类追逐私利的倾向中。但是当价值法则的作用造成地区性短缺时，官员们并不认为这在道德上是可取的。

然而，应对短缺情况的正确做法并非总是一目了然。当时民间论及饥馑荒年常道“救荒无奇策”。然而，引用这句话的官员往往是为了反驳这一说法，强调有效率的官员总是能找到解决粮荒的办法，从而避免大规模的饥荒。一位致仕的地方官员曾在其笔记《见闻杂记》中记道：“救荒不患无奇策，患无真心。真心即奇策也。”这一看法似与晚明思想中的主观主义（subjectivism）相契合，也与比之更早的一种信念产生了共鸣，即行事唯诚，其事必果，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地方食物供应中暂时出现的小问题又何足为惧。

“奇策”中最基本的是充实官仓储备，丰年积粟，荒年平粜（图9中展现了这一理念）。明太祖为实现这一政策，敕令各县建四所预备仓。大部分的地方官都能执行，但他们的继任者在储粮时往往出现不及数的情况，甚至任其荒废，与中央的申令背道而驰。仓储制度的弛废不仅是因为地方官员的漠视、无能或腐败，尽管三者中的任意一条已足以使预备仓名存实亡。更重要的原因是政治经济制度本身的特性。

明初设立预备仓的设想是收贮地方上的余粮，丰年官司籴余谷为备，凶荒时民可取用而无饥饿之患。但是，因为商贩从各地农户手中收购粮食，而从商贩手中买粮的人也日渐增多，商业性因素和地方性歉收一样可能导致地方性食物危机。

图9 地方官在荒年开仓赈济。该插图来自一部据14世纪戏曲《琵琶记》改编的晚明小说

在商品经济中，预备的形式未必是积粟，也可以是积钱，用于补贴贫户在荒年购粮的差价。这样做的话，可以吸引其他地方的商品粮，进而平抑物价。这项“奇策”的唯一问题是，有时饥荒的规模会超出粮商的调控范围。元大德十一年（1307），山东全境爆发的那场大饥荒便是如此。朝廷的赈灾措施是发钞，但不久便发觉饥民根本无粮可买，且这一情况在短期内无法解决。所幸，当时的一位官员据理力争，将发钞改为发米。

赈米折钱后，官员也更容易中饱私囊。大德十一年浙江沿海时疫赈济中就出现了这一问题。大德十二年（1308），随着疫情的加重，大面积的歉收引起了大饥荒。宣慰同知脱欢察议行赈荒之令，朝廷敛富人钱给之。脱欢察有意干没自肥，遂将赈钱分成数份，藏于各州长处，候其调用。他想稍假时日，再返回索钱，只要编造一份细琐的赈款募集与发放的案卷，便可瞒天过海了。

可惜他错将六分之一的赈钱交给了宁海县主簿胡长儒。胡长儒的父亲是南宋名臣，胡长儒在忽必烈治下被迫出仕，但因秉性耿直，冒犯权贵，而被一路贬至官阶末尾。他怀疑脱欢察有意私吞赈款，便果断地将赈钱全数散给当地受灾的贫户，并一一记录在案。一个月后，当脱欢察返回索钱时，胡长儒便将案卷抱出。

“钱在是矣。”他镇定自若地说。脱欢察大怒道：“汝胆如山耶？何所受命而敢无忌若此？”胡毫无惧色地回答：“民一日不食当有死者，诚不及以闻，然官书具在，可征也。”脱欢察虽怒而不敢问。

除了防不胜防的贪墨之外，15世纪大部分的经世文章中都认为，仓储制度不是救荒的得当之道。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邱（1420—1495）向刚刚即位的弘治皇帝上书“变法”，其中的一项关键内容就是，在粮食分配方面，商品经济比国家调控更有效。无独有偶，林希元（约1480—1560）在重新设计16世纪的荒政时，也反对依靠国家赈济的想法。相反，他认为应该利用私有部门的商业活力，动员商人在价低地区收购粮食，转卖到发生饥荒的地区。粮商应获准在售价之上增收两文钱，一半用于运输费，一半为其利润。国家可以为他们提供初始资本，粮食出售后，本金便收回了，政府实际投入几乎为零。政府可以在必要时投放赈款支持地方的需求，但总体上应依靠市场来应对此类生存危机。

然而，“九渊”时期的灾情超出了政府与市场的反应能力。看起来在很多情况下真是没有什么“奇策”能够使人民免于忍饥挨饿。“嘉靖之渊”时，一位河南士人曾哀叹：“大抵古之民命悬于君，后之民命悬于天。”当皇帝作为上天的化身为灾民下达救荒敕令的时候，世间的一切似乎仍能恢复如常。而当上天变身为市场时，人民很难想象还有什么能够将他们与死亡阻隔。

在明朝的最后百年中，官员们仍孜孜不倦地在国家与经济之间的灰色地带上试验新的政策，不仅从中挑选执行效果最佳的政策，也在实践中不断尝试各种政策组合。对于有远见卓识的官员来说，荒政不仅仅是针对某一特定危机的介入手段；而是改善民生的宏大政治规划的一部分，他们称其为“经世”。“经世”一词取自“经世济民”。那些致力于这一道德使命——晚近被译为“statecraft”（治国术）——的人认为，自己对国家的义务就是动员国家给予他们的一切资源，以保障人民在凶年免于死亡，在丰年安居乐业。正是他们对公共事务投注的热情，使儒家实学派在明代中期成为显流。这一使命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在19世纪翻译“economy”这一欧洲概念时，从“经世济民”中创出了一个新汉语词汇“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