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鉴藏

物并不只是任由我们塑造的惰性客体，它们承载的意义有时强大到完全超越了它们的功能。物的这一双重生命，最明显地反映在高端消费中。比如，宫廷用物必须得是工艺最上乘的，这并不是因为昂贵而典雅的凳杌就比廉价而粗笨的更好使，而是因为它发挥了比支撑人的坐臀更多的功效。它一定是精致的，因为它必须公开展示与宫廷相匹配的财富和优雅。

因此，元明两代的宫廷是奢侈品的主要消费者：墙上挂的画、屋里摆的家具、景德镇窑厂的餐具、丝绸衣物，还有装帧精美的书籍——既是皇家读物，又可赏赐臣子。宫廷的开销是巨大的。宫廷有一整套专门的造办机构，有的就设在皇宫内，有的则设在苏杭等主要产地。毋庸讳言，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室之外的人对这样的奢华艳羡不已，甚至设法拥有，但有些定例是不能僭越的——龙纹是皇家的标志，五爪龙是御用，四爪蟒才是民间通用（图15）。这让人想起在耶稣会士居所发现的龙纹碗也成了对其不利的证据。

品位并不是由宫廷向民间的单向渗透。一些人想在日常用度上仿效天子，设法获得御用之物，或更可能的做法是购买仿制品，但对于品鉴的行家，这未免无聊。能够自己设定标准岂不更好？这就是士大夫的做法——由自己的消费偏好形成独特的风格。其精髓不在于昂贵或炫目（尽管引人注目总是好事，尤其是当你为这样东西耗费巨资的时候），而全在一个“雅”字。雅是一种极难驾驭的标准，足以叫那些暴发户原形毕露。有时它甚至让皇帝也相形见绌，这就是它的奥妙所在。皇帝拥有天命，能够指挥军队，能够一掷千金，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如果没有师傅的教导，皇帝就不可能懂得成为高雅之士所需的赏玩知识：金石、绘画、书法、善本，甚至是风度。忽必烈和朱元璋不耐烦学这些深奥的知识（arcana）。他们的继承者，不少是冲龄践祚，也没有比他们好多少。他们有师傅教导，但学得半心半意。与宋代的皇帝相比，元明两代的30个皇帝只能说是“稍逊风骚”。唯一的例外是宣德皇帝（1426—1435年在位），即永乐皇帝的孙子、太祖的曾孙。他是一个少见的雅好艺术到成为丹青高手的皇帝。不过，整个元明两代也只有他一人而已。

图15 景德镇瓷罐，落款为嘉靖朝（1522—1566）。罐上龙的五爪清晰可见，说明这是御用之物，不过后来很可能流入民间（哈佛大学赛克勒美术馆藏）

在一个品位与金钱并重的经济体系中，作为豪客的皇帝不得不让位于作为雅客的士大夫。皇帝只是物的拥有者，而鉴赏家用物来表达他们的文化旨趣——深沉的思索、对美的洞察和良好的品位。两种消费行为——炫富与优雅——相互影响，又互不干涉地在各自的社会范围里进行。因此，当朱元璋正充实着自己在南京的宫殿时，一个叫曹昭的富有藏家在同一座城市里编写着自己的收藏心得。这本名叫《格古要论》的收藏指南，告诉士大夫如何甄别有收藏价值的东西，学会欣赏它们的好处而不是急于占有。皇帝可能对此并不感兴趣。然而，不论是占有型消费还是文化底蕴型消费，最终都极大地刺激了艺术和艺术品的创造，造就了今天大部分人印象中灿烂的“明文化”。

鉴藏并不始于元代，但宋元易代之际，大量宋室贵胄的旧物流入市场，对鉴藏的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刺激作用。抢救过去文化遗存的焦虑感——唯恐其消失于蒙古人的铁骑之下——演变成一种为了缅怀宋代而进行品鉴收藏的社会活动。鉴藏，实际上成为仍然效忠宋室的南人与侍奉新元的北人之间可以寻求某种契合的一种活动。元初的鉴藏主要集中在书画方面。尽管金石和瓷器也被人收藏，但唯有书画被人们视为自己和文化上的过去之间的一种活着的联系。明初的艺术品消费受到供应的限制。直到16世纪商品经济的兴起，艺术品需求才得到了市场的响应。富贵人家不再满足于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开始通过积聚物品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的财富和眼界，从日用奢侈品，如做工精良的家具、瓷质食器、刊刻精密的书籍，到罕见而昂贵的文化奢侈品，如商周青铜器、宋代善本、明初瓷器、历代名家书法。

拥有这些价值不菲的东西需要财富、教育和关系，有明一代，符合上述条件的买家人数在逐步增长。与此同时，那些自诩为文化传统精髓的守护者与那些试图跻身上流社会的新贵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后者挑战了普通人思不出其位的文化束缚。保守人士对付这种挑战的方式是将目光投向过去，指出历史上那些标准松动之时就是社会秩序堕落的开始。嘉靖初年（16世纪30年代）江南的保守士人看到，天顺末年（15世纪60年代）的经济繁荣诱使更多人逾礼尚奢。嘉靖中期（16世纪40年代）山东、福建的保守人士则批评弘治、正德之际（16世纪的最初10年）的社会风气。这正是人们辩论不休的一点，把社会败坏统统归咎于正德朝——这个龙见不断的时期——大概是一种再方便不过的做法。

奢侈品消费的条件远远超过了对买得起和买不起的简单区隔。鉴定一件商代青铜酒器是诗礼传家的士人之家才能培养的见识。能否辨识书法家米芾（1051—1107）的墨宝，也决定了你能否跨入精英世界的窄门。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鉴藏需要的不仅仅是知识。作为一种社会活动，鉴藏是身份相近者赏析珍贵物品的雅集，也是参与者相互结识并彼此欣赏的过程（图16）。

士大夫的收藏也涉及同属士阶层者的消遣之作，但大部分还是匠人的作品。尽管在16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享誉海内的当世名家不乏其人，有这些名家落款的作品在市场上也是炙手可热，然而，最好的藏品仍须是古董。元代不可能形成这样的艺术品牌，因为从事手工业的都是系官工匠。明代逐步建立徭役征银的制度，工匠摆脱了国家的束缚，从而成为独立的生产者。正所谓众擎易举，独力难支。工匠们喜欢聚集在城中的同一区域，并最终成立行会来保护和管理他们的集体利益。行会的会所一般都建成寺庙的样子，里面供奉的是行业的祖师爷。比如，苏州铁匠供奉的是老君，他们的行业会所名为“老君堂”。刺绣业供奉的是嘉靖年间的一位顾姓官员，他在闲时教家人刺绣，渐有“顾绣”之名，盛行于世。苏州绣业奉祀办公之处称为锦文公所。

尽管由熟练工匠主导的手工业兴起了，收藏家认为有些东西，特别是书画之类，工匠做得实际上倒不如他们这些玩家。书法是最直接表现作者精神的一种艺术形式。一个纯粹的工匠是无法创作出真正上乘的书法作品的，上乘之作只能出于精英之手。绘画也是如此。都会市场上充斥着工匠创作的书画，但资深的收藏家不会理会这些毫无神韵可言的商品。他们承认宫廷画师中不乏丹青高手，但他们更青睐文人雅士的业余作品。通过强调这种分别，他们把自己超拔为凌驾于匠人之上的艺术家。

图16 杜堇《玩古图》，作于明成化、弘治之间（1465—1505）。两个藏家在案前品鉴古玩，四名仆役随侍在侧。右上角的妇人在包裹一架古琴，这是文人雅士爱好的一种乐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要想了解晚明时期人们如何获得对他们有意义的东西，我想还是要把目光从籍没册和分家书转向账簿。我要特别提到的是一位名叫李日华（1565—1635）的士人记的流水账。李日华生于嘉兴府，这里东北毗邻商业港口上海，西北紧靠文化与商业中心苏州，西南则是六朝旧都杭州。李日华的家境并不富裕，李父幼失怙恃，勉力供其读书、科考。李日华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中举，二十年（1592）中进士，授江西九江府推官。万历三十二年（1604），归家丁母忧。在27个月服阙后，他无心出仕，以父老无人赡养为由，请求休致，开始了长达20余年的归隐生活。自此，他安心在家，享受文人雅士的悠闲生活：吟诗作画，游山玩水，访友问道，参与地方事务。

我们之所以知道李日华其人，是因为他的归隐日记，其中万历三十七到四十四年（1609—1616）的部分奇迹般地流传至今。日记题为《味水轩日记》，顾名思义，李是嗜茶人。每个人都品得出茶味，但只有真正懂得品茗之人才能尝出水的好坏。李能文擅画，写得一手好字，但又没有一样特长使他在那个时代超群绝伦。唯有他的这本日记使他青史留名，因为它为我们揭示了衣食无忧的士人的日常生活点滴——其中一项便是收藏珍品。

17世纪的头10年是富庶的10年。李日华买得起那些他认为最能体现自己文化传统精髓的好东西。雅是他的首要标准，鉴别雅俗是鉴藏中最重要的工作。其次，也是必要的一点，是鉴别真伪。一件优雅的伪作是无法令人接受的。同样，无论一件藏品如何粗陋，只要它是出自名家之手，李日华立即会认同它的优雅。如果某件藏品缺乏某种品质，他也会很快发现这一点。

李日华从事收藏的最大障碍是供给的限制。市场上流通的上乘藏品实在不多，这也是奢侈品市场的常见状况。朋友或熟人或许愿意出让部分收藏，但这些人脉仍无法满足李日华的胃口。因此，他仍需要借助商业网络的渠道，事实上他也是这样做的。根据李日华的日记，几乎每周都有来自长江沿岸六大城市的掮客带着藏品登门造访的记录。然而，他多数是从一个夏姓本地商人手中购买藏品的。七年中，李日华记到这位“夏贾”多达42次，他给李日华带来的既有名家精品，也有不名一文的伪作，看来买卖双方对捡漏都颇为热衷。就让他们带领我们进入晚明文玩珍品的世界吧。接下来，我们将依次检阅书、家具、瓷器和书画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