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书画

李日华会翻检书卷，添购家具，用细瓷杯品茗，但对他而言真正重要的东西是书法和绘画。与起居日用的奢侈品不同，卷轴、册页、扇面这些形诸笔墨的艺术品，并非出自工匠之手，而是与他一般的文人雅士的杰作。文人雅士是有别于工匠的另一个群体，他们当然也有高超的技巧，但不是技术型专家，其作品的价值在于是否呈现出它们应该呈现的价值观念，而它们的价格则由文化塑造的需求来决定。

对于精英来说，书画是可以分享的艺术——李日华本人就擅长山水画和书法——但对于书画藏家来说，值得关注的作品只来自极少数的知名艺术家。故事讲到这里，就该夏贾出场了。李日华可以通过私人交际网络获得一定数量的艺术作品，但许多作品存在于这些网络之外，只有等它们流入市场后，通过商业网络遍及江南的艺术品商人，这些李日华所不知道的艺术精品才得以进入他的视野。夏贾所做的远不止于和重要客户间的买卖。他还源源不断地把各种赝品送到了李日华手上。李日华清楚，这是交易的一部分。他在日记中暗示我们，鉴别赝品与发现真品的乐趣不相上下。

17世纪之初，唐宋大家的作品已几不可得：传世太少，而欲购者众多。元初的杭州藏家还有可能得到像米芾这样的宋代书法大家的作品。像李日华这样的藏家可能仍然梦想着有朝一日得到自己所崇拜的米芾的墨宝，但是宋代中叶到晚明的时间鸿沟，使他的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市面上流传的米芾作品几乎都是伪作。李日华看到俗贾伪作“米芾”二字，只能大呼：“败意！败意！”

前朝已远，明代藏家只能把目光转向元明书画。元代艺术家中，赵孟（1254—1322）无疑是李日华的首选。他喜爱的其他艺术家依次还有黄公望（1269—1354）、倪瓒（约1301—1374）、吴镇（1280—1354）和王蒙（1308—1385）。李日华的书画品位无可挑剔，因此，当商贾携带所谓元代书画上门时，他总能甄别其中的真伪。万历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1609年12月7日），夏贾带来了一批画作，系原为上海的一个世家大族所藏。李日华满心以为，旧家大族数代收藏之物中必有佳品，结果却令他失望。一些明代画作确为真品，但他对几幅所谓元画的评语是“不称”“可疑”“不的确”。究竟是上海的世家大族骗了夏贾，还是夏贾想宰李日华一刀？不过藏家和商人总是心怀希望的。五天后，夏贾引一位同行，持倪瓒的一幅画作来见。这次，李日华愉悦地评道：“笔姿秀绝。”

元代书画已十分罕见，像李日华这样的藏家也只能以收集明代作品为主。李日华喜欢的明代画家有沈周（1427—1509）、唐寅（1470—1524）、陈淳（1483—1544），但他最为推崇的画家无疑是文徵明（1470—1559），也就是《长物志》作者文震亨的曾祖父。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文徵明的《关山积雪图》，这幅画作于嘉靖壬辰（1532）冬，恰在16世纪中叶暖期到来之前。在17世纪之初，人们的书画品位发生转变之前，文徵明一直被认为是明代最伟大的画家和书法家，就像赵孟頫是元代书画第一大家一样。李日华在日记中首次提到夏贾时，他带来的正是文徵明的一幅写意作品，李日华注意到该画技法是“粗笔”，但仍对它喜爱有加。

在李日华生活的时代，只有一位艺术家可能超越文徵明，他就是书画家兼艺术理论家董其昌（1555—1636）。董其昌在江南和北方都享有盛名。他比李日华年长10岁，在同辈中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正是在董其昌这里，文人书画最终被推举为文化和道德的最高境界，而从宋代院画而下的职业画家及作品被放在低得多的位置。这一天资高迈的文人书画家的谱系，上可追溯至举世无匹的宋代书家米芾，中间又因“元代四大家”（黄公望、吴镇、倪瓒和王蒙）的加入而大放异彩，而后是16世纪“文笔遍天下”的文徵明，最后到董其昌本人。李日华在思想和审美上都远远逊色于董其昌，只能分享他的艺术品位，收集他的书画。董其昌的成功既得益于他在画史书写方面的重要地位，也得益于他挥洒自如的书画笔法。今天，我们对“中国艺术”构成的认知就来自董其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