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朝贡与贸易

自汉代起，中国历代政权处理对外关系有两种机制，一种是正式的，另一种则是半正式的——朝贡和贸易。朝贡体系要求外国国王派遣使臣入朝，贡献方物。随后，由皇帝颁赏给来使同等价值或更为丰厚的礼物，由后者带回各自的属国。皇帝也对朝贡国的首领进行册封，甚至在发生继位之争时指定自己属意的继任者。正是这种互相承认和互予合法性的手段，维系着中国作为天下共主的地位。尽管这是一种虚构的图景，双方却乐于保持这样的名分。它给予了中国渴望获得的国际地位，而其他国家则得到了贸易机会。

即便是根据宋代较为宽松的标准，元政权在朝贡和贸易方面也不算严苛。忽必烈在东征日本之际关闭了对日贸易，以防范中国商人为日人提供补给。与此同时，出于称霸东南亚的野心，他又派遣军舰南下，由此带动了南洋贸易。早在至元十四年（1277），元政权就在上海、杭州、庆元（即宁波）和泉州四地建立了市舶提举司。北方的三个市舶司管理对日贸易，但不久之后，长江三角洲的舶商就开始修造巨艘大舶，浮海至日本之外的琉球、越南和马六甲。上海兴盛一时，在至元二十七年（1290）正式设县。最南面的泉州市舶司主要管理南海贸易，是泛海而来的穆斯林从事贸易的最重要港口。

至元二十一年（1284），元政府为增加税赋，实行垄断造船出海的做法。也许是意识到官商没有能力完全取代私商进行海外贸易，这一政策在实行一年后便告弛废。大德七年（1303）的全面海禁扼制了沿海经济的发展。大德十一年（1307）取消禁令，四年后再次实行禁制，直到延祐元年（1314）才恢复官方渠道的泛海贸易。元代的最后一次海禁是延祐七年（1320），到至治二年（1322）取消。此后，直至元朝灭亡前，商人都可自由下海。海禁废弛的一个后果就是泉州的经济不断落入外国商人的掌控。另一个后果是财富向口岸城市集聚，并未带动腹地的繁盛，反而破坏了后者的经济，并最终在至正十七年（1357）引发了福建沿海叛乱。

有关这一贸易的文献寥寥无几，其中之一是一幅元代地图仅存的朝鲜版本。《混一疆理图》（朝鲜语称：Honil kangnido）作于明建文四年（1402，即大朝鲜国太宗二年），依据的是一位朝鲜使臣三年前从明朝带回的舆地图。据说该图为清濬所绘，就是洪武五年（1372）主持蒋山寺广荐佛会的禅僧清。有关清濬仅存的这幅舆图的中文文献记载见于1360年，该图范围至西仅到缅甸，却在西南海岸下方记有这样一段关于海路里程的文字：“自泉州风帆六十日至八哇（爪哇，Java），百二十八日至马八儿（马拉巴尔，Malabar），二百余日至忽鲁汶思（霍尔木兹海峡，Hormuz）。”清濬所制舆图题为《广轮疆理图》（Broad-Wheel Map of the Frontier Regions）。朝鲜制图者在该图的右方增加了（面积大为扩展的）朝鲜，在图左增加了亚洲余部和非洲——被拉长的阿拉伯半岛、缩水的非洲，还有清晰可辨的地中海和黑海，这大概是根据来自阿拉伯的信息绘制的。这幅地图的存在，证明中国在元代和明初对世界的认识比我们曾经推断的更广泛。

洪武皇帝十分在意朝觐纳贡。每一次使臣入朝，都是皇帝向大明疆土之外的君主们，也是向那些目睹外国使臣入都的大明子民，宣示自己的统治权之时。洪武皇帝登基的第一年，没有藩国来朝。但在第二年，占城（Champa，即南越）、安南（Annam，即北越，1428年后改称“大越”）、高丽入贡。洪武三年（1370），占城再次入贡。同年入贡的还有爪哇和西洋（the Western Sea），即印度半岛东南部的乌木海岸（Coromandel）。洪武四年，安南、高丽再度入贡，此外，又有浡泥（Borneo，即婆罗洲）、三佛齐（Srivijaya/Sumatra，今苏门答腊）、暹罗（Siam，今泰国）、日本和真腊（Cambodia，今柬埔寨）。洪武五年，入贡藩国进一步包括了琐里（Suoli，印度东南部古国）、琉球和乌斯藏（Tibet，西藏）。洪武皇帝欣见诸藩国遣使入贡，在后来回顾登基之初的情景时，满意而不无夸大地形容为“使臣不绝”。他对任何的轻忽和不足也十分警觉。洪武十二年（1379），高丽进贡黄金百斤、白银万两，因其远远超过了入贡约定的数额，却之不受。次年，日本以无表却之。日本的大名之间为遣使权你争我夺，想必这次抢占先机拿到勘合文书的另有其人。是年，事态发展十分不妙，而问题完全出在朝贡体制上。安南国使入贡时，接见他们的是宰相胡惟庸，而不是皇帝本人。对于贡使来说，这也许只是一种外交演示，但对于皇帝来说却是再严肃不过的政治问题了。

永乐皇帝也把朝贡体制当作确认自己统治权威的手段。据《明史》记载，在建文初期的四年，没有藩国入贡，但永乐元年（1403），永乐皇帝刚一登基，大部分的藩国又开始入贡了。不过，永乐皇帝比他的父亲更进一步，派出了三宝太监，即回回人郑和，出访西洋藩国，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环印度洋各国。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如果说朝贡体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郑和数次下西洋的框架的话，它也有助于解释其后来终止的原因——因为朝贡体制一旦走上运行轨道，就不再需要永乐皇帝耗费巨资遣使回访了。尽管下西洋的举措没有持续下去，郑和带回的知识却仍在明代社会流传，比如，劳德航迹图和塞尔登地图，以及晚明的各种通俗类书。

终明一朝，朝贡与航海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对此，龙也要点头赞同。万历皇帝派往琉球的使臣曾遇到不止一条龙，而是三条。谢肇淛，一位负责此次远航的福建官员的孙子也在随行之列，他事后记道：“至中流，飓风大作，雷电雨雹，一时总至，有龙三，倒挂于船之前后，须卷海水入云，头角皆现，腰以下不可见也。舟中仓皇无计。”

当时，船上一个经常出海的人恍然悟出天象所示的深意。他大呼：“此来朝玺书耳。”谢肇淛接着写道，他“令扶使者起，亲书‘免朝’示之”，于是，三条龙“应时而退”。谢肇淛少不得总结这次龙见的意义：“天子威灵，百神效顺，理固有不可诬者。若非亲见，鲜不以为妄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