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欧洲人在中国

流入南海经济体的白银，也带来了源源不断的陌生人，其中既有带着非洲奴隶和宠物猴子、穿戴华美的葡萄牙人，也有一文不名的水手、士兵和铁匠，他们从全球各地被吸引或强行拉入这一狂热而危险的环球航行事业，明朝人为之瞠目。沈德符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刊印的笔记《万历野获编》中曾如此描述葡萄牙人（即“佛郎机人”）：“其人双瞳深碧，举体洁白如截肪，不甚为寇掠。”而当荷兰人来到的时候，他们怪异的外表仍令明人惊讶得无所适从：“……状貌服饰，非向来诸岛所有。”沈德符所谓的“向来诸岛所有”，指来自东西洋各岛的“贡夷”，此处实指葡萄牙人。最后“以其须发通赤，遂呼为红毛夷云”。

比起荷兰人的须发颜色来，沈德符更加关注的是荷兰大炮的打击精准性。他记录了万历二十九年（1601）明朝水师在沿海首遇荷兰船只并遭突然打击的经过。“海上官军，素不习见，……亦未晓其技能。辄以平日所持火器遥攻之。”荷兰人予以回击，而他们的回击异常精准，效果撼人，“第见青烟一缕，此即应手糜烂”。沈德符承认荷兰人开火有出于保护船上货物的合理需要，但也暗示了他们的火炮技术使海上冲突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层级。荷兰人“不折一镞，而官军死者已无算。海上惊怖”。这就是为什么徐光启等人力主明朝雇佣欧洲火炮手来加强北方边境防御能力的原因。

由白银带到明朝的欧洲人，不仅仅是绿眼睛的商人和红头发的火炮手，还有耶稣会的教士。耶稣会是一个在灵性方面对抗一切新教改革主张的天主教激进精英组织。耶稣会的成员乘着全球贸易的浪潮，四处传播基督教信仰。在两种意义上，他们的传教事业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首先，如果欧洲人没有从事海洋贸易，那么传教士何来航路、舟楫之利？遑论立足生根的港口。1549年，耶稣会刚成立不久，就派遣西班牙人沙勿略（Francis Xavier, 1506—1552）随葡萄牙商人进入南海，耶稣会遂成为首个用贸易东风助飞传教宏愿的差会。正如历史学家柏里安（Liam Brockey）所言，传教事业的第一个转折点出现在1557年——一个小小的商业立足点在明朝疆域内被建立起来。他注意到，澳门“不仅有利于入华传教事业，它在耶稣会的整个远东传教事业中还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葡萄牙商人走到哪里，传教士就跟到哪里，无论是溯珠江而至广州，还是出东海而赴日本。传教不仅跟随贸易的脚步，更得益于它们的扩展。

之所以说耶稣会传教亚洲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另一个理由是它的财务运行方式。耶稣会士知道，在非信徒中传播基督教是一项耗费巨大的行动：为教士提供培训、交通、口粮；建造住所、教堂和学校；购买和运送补给；分发礼物。葡萄牙国王和富商们是耶稣会传教事业的赞助人之一，从他们在海上贸易中获取的丰厚利润中分了一小杯羹。但是，如果因此把耶稣会士视为葡萄牙在南海贸易的被动受益人就错了。为了支持自己的事业，他们也在处心积虑地进行货币套利和商品买卖。直到1669年，差会因投机生意而一再蒙受巨大损失，教皇才下令禁止教职人员从事商品交易。

两个意大利人——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和利玛窦，是首批潜入明朝境内的耶稣会士。由于一位地方官员把他们误当作印度佛僧，他们得以获准建起了自己的教堂。然而，中国传教事业的进展是缓慢的，其间经历了太多的跨文化协商和无疾而终的尝试。比如，耶稣会士穿僧袍的着装策略似乎并未让他们接近自己想要接触的那些人，于是，他们改穿儒服，这大大方便了他们向士人传教。1601年，利玛窦终于如愿在北京建立了一座差会教堂。

耶稣会士与澳门的联系并非无心之举，而是他们传教事业的关键一步。澳门为耶稣会士在明朝领土之外提供了一个基地，而它一衣带水的地理位置又便于他们进入内地进行活动。澳门也为他们接通了进出该港的西葡贸易所产生的现金流。一旦差会完全转入中国境内，这一点将难如登天。对外国人心存疑忌的中国人对耶稣会士与澳门的联系有着不同的解读。他们把澳门港视为耶稣会士的“阿喀琉斯之踵”，即他们的弱点。这种联系能说明什么呢？耶稣会士听命于葡萄牙人，而葡萄牙人在商业之外还怀有政治企图。万历四十四年（1616），一位力主反教的礼部官员如此表达这种疑忌：“彼教以香山澳为巢。”相信葡萄牙人意图侵犯明朝国土，而每个耶稣会士都是“佛狼机人的爪牙”的大有人在。澳门对于耶稣会传教士来说也许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有利条件，但在中国人眼中却是一个不利因素。基督教在华布道，在根本上存在这样的矛盾：它不是在政治和经济的真空中发生的，而是按照赞助它的经济政治势力的轮廓勾画成形的。

尽管有掌权官僚的敌视，万历后期的不少士林俊彦还是热切地与耶稣会士交往，一些人甚至皈依了基督教。他们的动机与性格都各不相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一些人看重耶稣会士从欧洲带来的知识——几何学、天文学、舆图学、炮弹制造、水文学等欧洲先进的空间计算科学。一些人则被基督教宇宙观所吸引，认为后者对天象的解释十分全面。一些人推崇耶稣会士个人的才智和信心，把他们看作可以并肩实现改善世界宏愿的旅伴。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可谓是恰逢其时，因为，当时的明代士人苦思冥想的问题，既包括自己的道德使命这样的根本问题，也涉及许多基本的技术问题，比如，如何帮助人们挺过两次“万历之渊”，如何抵挡最终在1644年颠覆明朝的北方民族的入侵。对于这些问题，受过高等教育的欧洲人似乎已有现成的答案。

而且，耶稣会也选对了自己的开教柱石。利玛窦对文化模式的差异体察入微，对欧洲人如何渗入中国的研判也极具战略眼光。比如，他曾告诉在北京与他比邻而居的沈德符，自己“以入贡至京城”。严格说来，这并非事实。葡萄牙不是入贡藩国，而利玛窦也不是葡萄牙人，但这一说法在修辞策略上是成功的，因为利玛窦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习语，使人们能够接受他的到来和想法。和沙勿略一样，利玛窦的努力最终也惨遭失败，不过他的失败之处在于没有取得万历皇帝的支持。尽管如此，利玛窦的伟大成就在于规划了一条使欧洲人适应中国价值观、中国人适应欧洲价值观的途径。其他的一些欧洲传教士，特别是道明会士（the Dominicans），对自己所进入的文化的宽容度较低。他们把基督教的惯习误当作根本真理，而不愿意去发现其他文化中存在的类似性，因此他们在说服明代士人彻底更换自己的价值观与信仰方面也不如耶稣会士成功。道明会士深入民间的程度是令人惊叹的，但他们也只有在其创建的教徒团体未被国家发现的情况下才能存在，而这个国家总是担心宗教会是叛乱的烟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