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万历之渊

要讲述这个故事，我们需要回到万历皇帝统治的时期，即1572—1620年。与关于王朝衰落的标准叙事相反，皇帝个人的过失也许不是故事的起点。有史料表明万历皇帝优柔寡断且缺乏政治头脑，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放宽视界，将目光从庙堂上具体而微的纷争转向更广阔的图景。对于万历朝来说，这种更广阔的图景涉及两大方面的环境恶化。

第一次“万历之渊”发生在1586—1588年，这次环境崩溃的规模之大令明政权措手不及，最终酿成了明朝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灾难。明政权之所以能够挺过这次灾难，得益于首辅张居正在16世纪80年代开始的财政改革。通过追缴欠税并暂停未能完税的地方官员的升迁，张居正使明代财政制度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它的效率。直至1582年离世之时，他为太仓库（the Imperial Treasury）留下了充足的银两。这些储备帮助万历朝廷挺过了1587年突然来袭的灾荒。这次天灾给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六年后，当一次大饥荒逐渐在河南省内蔓延开来之时，朝廷和官员们迅速做出反应，缓解了食物短缺，避免使这一地方灾情酿成区域性危机。

20年后，第二次“万历之渊”在1615年来到了。此前的两年，北方连年洪涝，而“万历之渊”的第二年起，气候开始变冷。一些地方的大旱和另一些地方的大涝奇异地交织在一起，掀开了“万历之渊”的序幕。万历四十三年（1615）秋，各地的救灾陈情如雪片般飞入朝堂。十月五日（11月25日），两位内阁大学士在总结各处有关救灾恤民的章疏时对皇帝说道：“事虽不同，总以地方灾、百姓流离、劫掠横行、饿殍载道，据实上闻，无非仰体钦恤之德，以邀浩荡之恩。”皇帝将其所言下户部议，户部议覆各地开仓赈济。

此次大饥，山东灾乱尤烈。据十二月（公历次年2月）山东巡抚上疏中所称，全省饥民多达90余万，加上盗贼蜂起，抢劫公行，赈济仓米已完全告罄。万历四十四年二月（1616年3月），山东举人张其猷上呈所绘《东人大饥指掌图》。实录中记到“各为诗咏之”，其中有“母食死儿，妻割死夫”之语，成为对整个大饥荒最生动的写照。

数月后，饥荒从华北扩大到长江三角洲，在次年蔓延至广东，又过了一年，西北和西南也发生了大饥荒。人们本以为，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谁知直至万历朝的最后两年，干旱和蝗灾仍然肆虐全境。在这一长串的灾害之后，也许还应加上万历四十六年（1618）和四十七年（1619）的大沙暴——这是西北森林采伐造成的后果。万历四十六年三月十一日（1618年4月5日），一场大规模的沙尘暴袭击北京，据《明史》记载，当日傍晚，“雨土，如雾如霰，入夜不止”。一年后，沙暴再次来袭，“从未至酉，尘沙涨天，其色赤黄”。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万历皇帝驾崩，与此同时，长时间的干旱和严寒终于结束。太子，即皇位的合法继承者，登基，年号泰昌。然而，不足一月，未等万历帝的梓宫放入陵寝，泰昌帝便一命呜呼了。于是，一场动摇国本的危机再次令朝堂陷入混乱。继统的过程并不复杂，但问题在于天启帝尚未成年，也没有确定辅弼的人选。在此后的七年间（1621—1627），朝政实际被大太监魏忠贤（1568—1627）掌控。政治气候每况愈下，自然气候却回复常态。天启朝的最后两年，气候较以往湿润，但没有出现严重的洪灾。天启年间，自然界唯一的非正常现象就是地震，几乎每年都有。

天启七年（1627），皇帝的早殇为天启年间的朝纲紊乱画上了休止符，这令文武百官大大地舒了一口气。天启帝没有子嗣，原本会引发另一场国本之争，但他年仅16岁的弟弟继承了皇位，也就是后来的崇祯皇帝，许多人暗自庆幸，这次终于有了一个可以挑起治国重担的君主。然而，世事无情，崇祯最终也没能力挽狂澜，逃脱末代皇帝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