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明朝文化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各个时代都有与其社会基础相适应的文化。而统治者又常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文化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服务，因而各个时代的文化，其发展变化又显得错综复杂。

明代的学术，在哲学思想方面，由于朱元璋对思想专制的作用十分重视，因此他当皇帝后就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命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他于洪武十四年（1381）特地颁发四书五经给一些学校。还曾强调说：“四书五经如五谷，家家不可缺。”永乐时期，明成祖朱棣为了防范士人思想不统一，出现异端，特命翰林学士纂修《四书五经大全》、《性理大全》，颁行全国，作为士子求学和当官的必读教科书。所以，明朝前期程朱理学成了官方的统治思想。当时的理学家有薛瑄、吴与弼等人。

明代中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矛盾的加剧，思想领域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年轻时曾跟吴与弼学习的陈献章，提倡“自得”，主张独立思考，认为程朱理学不过是“支离”之学，表示要“洗之以长风，荡之以大波”。从他开始，心、理合一的“心学”逐渐兴起。到了王守仁构筑起自己的思想体系，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以及“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学说，对已显得陈腐的程朱理学进行了攻击，“心学”就盛行起来。不过，王守仁的一些观点当时也曾受到罗钦顺、王廷相、吕柟、湛若水等人的反对，于是他又公开表示自己与朱熹的学说一脉相通。

王守仁的学说在明代中后期影响很大。他死后，弟子门人有左、右派的分化。右派称江右学派，是王守仁学说的正宗嫡传，代表人物有邹守益、聂豹、罗洪先、王时槐等人。左派有二，一称浙中学派，代表人物有钱德洪、王畿等；一称泰州学派，创始人为王艮，其弟子有王襞，徐樾、颜钧等。颜钧之后又有何心隐、罗汝芳等。泰州学派对封建礼教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嘲讽，具有明显的异端色彩。而跟此派关系密切的李贽，竟自称为“异端”，对四书五经抱着轻蔑的态度。他认为这些书只是“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应当容许后人怀疑其谬误。他公开宣称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作为衡量当今事理的标准，而应该订出符合当今时代实际的“今日之是非”标准。他的独特言行，引起统治者的恐慌，就将他迫害致死。他的著作《焚书》、《藏书》、《续焚书》、《续藏书》曾经屡遭禁毁。然而他死后，“书益传，名益重”。他的进步思想在晚明发生过重要的影响。

晚明思想界的代表人物，吕坤也有离经叛道的表现；顾宪成、高攀龙建立东林学派，偏重于政治活动；刘宗周建立蕺山学派，成为以后的早期启蒙思想的先驱；黄道周被人们称为明末的儒学大师，思想矛盾而复杂，南明时他曾联络志士图谋恢复，兵败被执，与学生多人被杀害于东华门外。

在史学方面，明代私人修史比前代发达，官修史书则比前代逊色。朱元璋即皇帝位的当年，即下诏编修《元史》。洪武二年（1369）二月开设史局，着手修撰，到八月间就写完本纪、志、表、列传共一百五十九卷。只有元顺帝一朝因无实录而未写，后收集到资料，洪武三年（1370）史局重开，到了七月间全书完成，共计二百十卷。这书两次开局修撰，总共十一个月时间，后人曾有评论说：“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至于史实考订不审，甚至重大史实过于简略，就不必说了。此外官修史书，《明会典》在弘治时开始修纂，嘉靖时加以续修，万历时进行重修。重修本共二百二十八卷，是明代典章制度的官方原始材料。《明实录》，从明太祖朱元璋到明熹宗朱由校，共修成十五朝，总计三千零四十五卷。可作为后人研究明史的最基本的史籍。

明代私家修史的风气很盛，涌现了一批著名的史学家。如王世贞，撰有《弇山堂别集》和《弇州史料》。他本来准备撰写明史，未成。所以这二书可说是他撰写明史的草稿，清代编纂《明史》时，其中不少传记和志表都是承袭了此二书的一些文字。何乔远，撰有《名山藏》一百卷。从此书内容看，实是明代人私修的一部纪传体明史；有纪、志、传，无表。记事从洪武开始，终于隆庆。其中有些材料是他书所不载的，所以十分可贵。谈迁，撰有《国榷》一百零八卷，约五百余万字。这是编年体明史中篇幅最浩繁的一部。由于他敢于秉笔直书，所以写成后，清朝加以查禁，未能刊出。直到1958年，才由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离谈迁逝世已三百多年了。此外，著名的史学家尚有：郑晓，著《吾学篇》六十九卷；张萱，著《西园闻见录》一百零七卷；焦竑，著《国朝献征录》一百二十卷，等等。

在志书方面，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命令编纂成《大明志书》。景泰七年（1456），景帝朱祁钰命令编纂成《寰宇通志》。英宗复辟后，又命令重编，于天顺五年（1461）编成《大明一统志》。私人编纂的全国性志书，有王士性的《广志绎》，共六卷，成书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地方性的志书，种类很多，数量很大，现在尚存一千多种。

明代编纂的类书和丛书，以《永乐大典》最为著名。当时朱棣即皇帝位后，组织大批人力从事编纂。始于永乐元年（1403）七月，完成于永乐五年（1407）。共二万二千二百一十一卷，总字数达三亿七千万。它的内容，辑有经、史、子、集、天文、地理、阴阳医卜、释藏、道经、戏剧、工艺、农艺等著作，按《洪武正韵》韵目分别列在每一单字下。《永乐大典》保存了许多典籍，如《续资治通鉴长编》、《旧唐书》、《旧五代史》、《宋会要》（即今所见《宋会要辑稿》）等重要著作，后两种书是在它们失传后，清朝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明代私人编纂的类书，种类和数量都很多，仅《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就有十三部，另有存目一百二十多部。较具代表性的，有俞安期的《唐类函》，卓明卿的《藻林》，徐元太的《喻林》，王志庆的《古俪府》，王志坚的《表异录》，等等。明代编纂的丛书也很多，如《顾氏文房小说》、《唐宋丛书》、《古今逸史》、《古今说海》、《汉魏丛书》、《稗海》、《津逮秘书》等都很有名。这些类书和丛书，对文献保存和整理作出了贡献。

明代的宗教主要有佛教、道教以及基督教等。佛教由于明太祖朱元璋年轻时当过和尚而受到扶持。洪武元年（1368），特在南京天界寺设立善世院作为管领佛教的机构。洪武十五年（1382），建立起僧官制度，于中央设僧录司，府设僧纲司，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机构成套。明成祖朱棣由于和尚道衍协助出谋划策，从而在靖难之战中取得胜利，登上皇帝宝座，所以他对佛教也采取积极扶持的态度，在南京建筑了报恩寺，并亲自编撰《神僧传》九卷。英宗朱祁镇因崇信佛教，特意修建大兴隆寺，费资数十万，赐号“天下第一丛林”。景帝朱祁钰也因崇信佛教，影响所及形成天下“男女出家累百千万”，“营构寺宇，遍满京师，所费不可胜记”。明代皇帝中，最为迷信佛教的要算武宗朱厚照。他曾经自号“大庆法王”，经常披着袈裟，宣演佛法。他在位的正德年间（1506—1521），据史书上说，“法王、佛子、禅师、国师之号，充满京师”。

明代佛教各宗派，律宗在明初社会没有多大影响，后来出了高僧寂光，曾在南京宝华山开坛传戒，“足迹遍海内，临坛演戒百有余所”，“修建梵宇凡数十处”，才出现了中兴气象。华严宗在明代的影响也有限，比较著名的高僧是隆庆、洪恩，以及明代后期的明河。明河曾疏释《楞伽》、《楞严》二经，并编撰了《补续高僧传》二十六卷。天台宗比较有名的高僧是无尽传灯，著有《法华玄义略辑》一卷、《天台传佛心印记》二卷等。唯识宗（又称慈恩宗）在明初几乎失传，直到武宗时才逐渐有人进行研究和传授。著名高僧真可的一位俗家弟子曾著《成唯识论证义》十卷。以上各宗派虽说也有过中兴时期，然而都不及净土宗和禅宗在当时社会上盛行。

净土宗在明代最有影响的高僧是袾宏。他被称为“莲宗八祖”。三十二岁时出家，八十一岁时圆寂。五十年中，凡“坐道场四十余年”；“其及门授戒得度者，不下数千计”；著作有《释经》、《辑古》、《手著》等三十多种。当时信仰和研究净土宗的，除出家僧人外，还有不少在家居士。著名文学家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三人都信仰佛教，崇尚净土。袁宏道所著《西方会论》十卷，被认为是明代净土宗的重要著作。

禅宗是明代佛教中势力最盛的宗派，一些高僧在明初即为皇帝所礼重。如宗泐，被朱元璋任命主持南京大天界寺，掌管全国僧事。他和如玘笺释的《心经》、《金刚经》、《楞伽经》，由明代政府颁行全国。如道衍，朱棣即位后即授他为僧录司左善世，永乐二年（1404）任他为太子少师，恢复姚姓，赐名广孝。姚广孝常居僧寺，冠带入朝，回来仍着缁衣。他参与监修《太祖实录》、《永乐大典》，著有《道余录》、《净士简要录》等。到了明代中叶以后，禅宗更加昌盛。著名高僧德宝提出信、志、时三个学道条件；真可（又号紫柏）著有《紫柏尊者全集》三十卷、《紫柏尊者别集》四卷；德清著有《华严经纲要》八十卷、《大乘起信论疏略》四卷、《观楞伽经记》八卷等。在家居士研究禅宗的极多，如李贽撰有《文字禅》等著作；袁宏道起初也向他学禅，宣称讲禅除李贽外天下无敌。瞿汝稷编撰《水月斋指月录》三十二卷，系统地汇辑了禅宗师徒相承的主要语录，成为宣传禅宗思想的重要著作。著名书画家董其昌年轻时曾特意去参拜真可，著名戏曲家汤显祖也以真可为师。总之，明中叶以后，士大夫多相信佛教，而尤爱好禅宗，常以谈禅交禅作为韵事。

道教在明代也传播得比较广泛。朱元璋与群雄角逐时，道人周颠曾编造神话，帮助制造舆论，所以即位后曾亲自撰写《周颠仙传》加以表彰。不过，朱元璋和朱棣这两位明初皇帝，对道教的长生不老之说，都认为“诞妄不可信”。洪武元年（1368），龙虎山的天师张守常来祝贺，朱元璋对“天师”的称号不以为然，说：“天有师乎？”就改授他为“正一嗣教真人”。明朝各代皇帝中以世宗朱厚熜尊信道教最笃，追求长生不老，一些道人都受到优礼尊崇。关于掌管各级道教事务的机构，洪武十五年（1382）就已经设置，京师有道录司，府州县分别有道纪司、道正司和道会司。到了朱厚照为皇帝时，道士邵元节受到宠信，起先封为真人，后来步步高升，嘉靖十五年（1536）封为礼部尚书赐一品服，甚至连他的孙子、曾孙都受封官职。另一道士陶仲文，由邵元节推荐而来，先封为神霄保国宣教高士，后来升为真人，又特授少保、礼部尚书，接着再加少傅，继而又加少师。一人兼领三孤，整个明代，还只有这陶仲文一人。其他受宠信的道士还有蓝道行、田玉、王金、胡大顺等，都有封赏。

明代的道教以北方全真、南方正一为两大主要教派。邵元节等人属于正一派，所以这一派远比全真派显贵，然而正因此而戒律松弛，道风颓堕。著名的高道也只算得出张宇初、赵宜真等。张宇初撰有《道门十规》，颇有重新整顿正一的意思。全真派道士多隐遁潜修，也有著书立说的，如何道全、王道渊等。其中著名的为张三丰，著有《金丹直指》、《金丹秘诀》等。

明代道教注重内丹修炼，其道术不仅在民间传布，许多文人学士、科技人员也受到影响。如王阳明曾修炼内丹数十年，认为对身体健康可起积极作用。李时珍撰写《本草纲目》，书中肯定任督二脉运行之说由道教悟出，还丹内炼应是医疗术之一。

基督教曾先后在唐代和元代两次传入中国，但都中断了。第三次传入中国，正当明代后期，意大利人罗明坚于万历十年（1582）获准在肇庆建立教堂，开始传教，是明朝后期第一个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耶稣会士。随同罗明坚前来的利玛窦，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抵达北京，受到神宗朱翊钧的召见，获准在宣武门内居住，并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布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利玛窦将基督教教义融进儒家学说，所写的《天主实义》，在当时中国士大夫中有过不小的影响。明代政府中有不少高级官员如徐光启、李之藻等都接受洗礼加入基督教。中国内地的基督教徒，自利玛窦于万历十一年（1583）在肇庆接受第一名以来，万历四十五年（1617）有一万三千人，崇祯九年（1636）有三万八千二百人。

与利玛窦同时来华的传教士还有葡萄牙人麦安东、罗如望，意大利人郭君静、熊三拔，西班牙人庞迪我，等等。利玛窦等传教士为了便于传教，也带来了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对中国近代科学先驱者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研究工作起了引导作用，同时，他们也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向西方作了介绍。利玛窦曾把《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比利士传教士金尼阁曾把《五经》译成拉丁文，在杭州刊印。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传教，但是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上曾起过作用。

明代的宗教，还有伊斯兰教，在回族中得到普遍的信仰；还有一些民间的宗教，如罗祖教、南无教、红阳教、三一教等等。这些民间的宗教大多接受了元末白莲教的影响。

明代对教育比较重视，从中央到地方逐级设立学校。在中央的称为国子学（后改称为国子监），在地方的称为府州县学，通称为官学。此外，还有蒙学和书院，不过不属于官学范围。

早在龙凤十一年（1365），尚是吴王的朱元璋就命令在南京创办了国子学。即位称帝后，洪武八年（1375）又命令在中都凤阳也设立国子学。洪武十五年（1382）三月，国子学改称国子监。国子监的学官为祭酒、司业、博士、助教等。前二者相当于现今的校长、副校长；后二者则为主讲教师与一般教师。国子监的学生通称为监生。结业后可以直接作官，或通过考试后作官，因而入学的人很多。洪武二十六年（1393），凤阳的国子监停设，师生全都并入京师国子监。这样，京师国子监在监的学生达到八千一百二十四名，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学府之一。

地方上的府、州、县学，其主要学官有：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人。其生员数额，洪武二年（1369）规定为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以后渐有增加。万历三年（1575），张居正加以整顿，罢黜了一些不称职的学官，并且规定生员数额，大府不得超过二十人，大州县不得超过十五人，严格把关，宁缺毋滥，即使只有四五人也不算少。

各类学校的功课，不外诵读讲解儒家经典。以国子监为例，《四书》、《五经》、《御制大诰》、《大明律令》以及刘向《说苑》等成为主要教材。《四书》中的《孟子》，因有“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等语句，朱元璋大为不满，命令严加审查，总共删去八十五条，改编为《孟子节文》，再供诵读讲解。《御制大诰》、《大明律令》是朱元璋亲自参预制定的法令，故规定为必读的教材，并且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进一步规定，此后考试必须从中出有题目。朱元璋深懂得必须设置学校培养人才，同时又必须对人才严加思想控制。

洪武八年（1375），明代政府曾命令各地农村设立社学，但是由于地方官吏借此扰民，一度停办。洪武十六年（1383）准许民间自行设立，延师教子弟读书识字。于是这类学校，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私立，称家塾；一类是地方宗族公立，称义学；还有一类是社学，由官办与公助相结合。这三类学校通称蒙学。所用的教材，除了前人编著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以及《文章正宗》、《名物蒙求》等以外，明代人屠羲英著《童子礼》、王虚中著《训蒙法》，对儿童的行为礼节，如叉手、着衣、走路等都有所规范，也成为蒙学的重要教材。

洪武三年（1370），明代政府正式建立科举制度。宪宗成化二十三年（1487）正式规定以八股文取士。科举取士既和学校教育密切相关，因而规定以八股文为衡量才学的标准，对学校教育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所谓八股文，就是所写的文章必须严格符合规定的格式：对偶；每篇文章都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用古人的语气，代圣人立言，完全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依据，不得自由发挥。这样，学校教育的重心就偏向训练学生读八股文、作八股文，不仅思想受束缚，甚至连史书、算学等知识的传授都被废弃了。所以，后人说起八股文，曾有认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

对于书院，明初的几代皇帝并未重视，因此一直处于沉寂状态。直到成化以后，书院才逐渐兴盛。其中起重大作用的是王守仁、湛若水等人。王守仁既是朝廷显要，又是著名学者，热心提倡书院，先后在龙冈、贵阳、濂溪、嵇山、敷文等多所书院讲学达二十年之久。湛若水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大师，和王守仁关系密切，自四十岁到逝世前，五十多年间从未停止讲学，行迹所至必建书院。到了嘉靖年间，书院极盛。据统计，明代书院总共有一千二百多所，而于嘉靖年间建立的就达四百多所。嵇山、白鹿洞、岳麓和东林等是当时最有名的书院。

明代的书院，不仅讲述学问，而且常常评论时政，甚至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因而遭到当权者的忌恨，曾经先后四次被禁毁。第一次发生于嘉靖十六年（1537），禁毁的理由是认为书院“倡其邪学，广收无赖”，扰乱治安。第二次发生于嘉靖十七年（1538），禁毁的理由是认为书院“耗财扰民”，实际也是为了反对自由讲学。第三次发生于万历十七年（1589），当时张居正柄权，虽说正在进行改革，但是也认为书院“群聚党徒”，“空谈废业”，“摇撼朝廷”，下令禁毁。书院在明代的中期虽然遭受到这么多的挫折，但是并未因此而绝，反而继续发展。其中无锡东林书院在晚明时期有过极大的影响。其主持人先是顾宪成，继任者先后为高攀龙、叶茂才等。天启五年（1625），当时太监魏忠贤为了剪除异己，罗织罪名，竟下令“拆毁天下书院，首及东林”，这是明代第四次禁毁书院了。魏忠贤还公布东林党人榜，接连加以迫害。历来的统治者多知道需要人才，然而发觉无力从思想上控制读书人时，总是用行政命令或借政治斗争对教育事业进行摧残。而东林书院从此在历史上却更有名声了。

明代的文学，由于政府推行以八股文取士的考试制度，人们苦钻时文以求顺利踏上仕途，因而在古文诗词方面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就，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镇的扩大和繁荣，各种新形式的戏曲、小说应市民阶层的需要，却显出了自己的特色。

明初诗文可以宋濂、刘基和高启为代表。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和刘基的《卖柑者言》是古代散文的名篇。高启以诗著名，有诗二千多篇，自选为《缶鸣集》十二卷传世。自永乐至正统时期，统治秩序比较稳定，于是出现了宰辅权臣所领导的“台阁体”诗文，以歌功颂德为主。代表者为杨士奇、杨荣、杨溥。到了弘治、正德时期，出现了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领袖的“前七子”（其他五人为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他们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反对台阁体的庸弱文风。到了嘉靖、隆庆以及万历前期，又出现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其他五人为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和吴国伦），他们继承“前七子”的拟古主张，声势很盛，竟致摹拟成风。于是又有以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茅坤为首的“唐宋派”出现，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张不满，而认为作文应该学习唐宋文章的法度，但须具有自己的面目。万历时期又曾兴起“公安派”和“竟陵派”。公安派的领导者是湖广公安袁氏三兄弟（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他们认为文学是发展变化的，有其时代性，不能一味拟古；文学应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即应该抒发自己的真实情感，而且具有自己的创作个性。“竟陵派”的代表人物是湖广竟陵人锺惺和谭元春。他们赞同“公安派”反对拟古、提倡性灵的主张，但是认为必须用幽深孤峭的风格以矫正公安派浅浮俚俗之弊，因而又走向另一极端，所写的诗文趋于脱离社会现实。到了明末，张岱的散文颇具光采，陈子龙的诗词也别具一格，都受到人们的赞赏。

明代的小说是在宋、元时期的“话本”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著名的长篇小说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三国演义》也称《三国志通俗演义》，由元末明初的文学家罗贯中，在《三国志平话》的基础上，运用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等历史资料编撰而成。小说以东汉末到晋统一全国的百余年历史为主干，演绎出一系列精彩的故事，情节的来龙去脉交待得清清楚楚，一些重要人物的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是一部十分成功的历史小说。《水浒传》是以北宋末年宋江领导的一次农民起义为题材的小说。相传由元末明初的文学家施耐庵在民间传说和话本的基础上整理加工而成。

小说所塑造的农民英雄，个个形象鲜明，各具特色，颇令人感动，后人有以“农民起义的伟大史诗”加以赞誉的。但封建统治者对此书的传播却极为害怕，曾严加查禁。《西游记》是一部神魔小说，和《三国》、《水浒》一样，也是在民间传说和话本的基础上整理加工而成。小说以唐僧玄奘赴西天取经的故事为线索，通过神话形式反映现实社会中的各种各样表现，所塑造的孙悟空的英雄形象，极是令人难忘。相传作者为嘉靖、隆庆年间的吴承恩。《金瓶梅》是一部具有强烈暴露性的小说。它截取《水浒》中西门庆、潘金莲通奸这一故事铺写而成。全书长达一百回，通过西门庆这个暴发户的罪恶一生，揭露了明代后期官绅阶层生活的荒淫无耻，而同时对于当时的商业经济和市民状况也有所反映。所以人们又把这部小说当作那个时代社会的一面镜子看待。这部小说的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真实姓名无从得知。明代的短篇小说以《三言》、《两拍》最为著名。《三言》指《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由冯梦龙纂辑而成。《两拍》指《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为凌濛初所编撰。这些短篇小说集中有不少篇揭露当时社会上的腐朽丑恶现象，同时也表示出对追求幸福婚姻的深切同情；故事情节都比较完整，语言也显得十分朴实通俗。明代的小说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明代的戏曲，在杂剧日趋衰落、南戏（南曲戏文，后发展为“传奇”）迅速发展起来的状况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明代杂剧比较优秀的有《四声猿》、《郁轮袍》、《一文钱》、《桃花人面》等。南戏在明代初期最著名的有《杀狗记》、《白兔记》、《拜月亭》、《琵琶记》、《荆钗记》等。后来昆腔兴起，梁辰鱼所写的《浣纱记》成为昆腔戏曲中的典范。王世贞所写的《鸣凤记》也比较著名。到了明末，汤显祖写了《紫钗记》、《还魂记》、《南柯记》和《邯郸记》，以其艺术成就，成为明代最著名的戏曲家。《还魂记》又名《牡丹亭》，是他最成功的作品。作品采用浪漫主义的手法，将杜丽娘和柳梦梅这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描写得十分感人，艺术形象极有光彩。而曲辞优美，佳句连篇，更为人们所称道。当时与汤显祖齐名的戏曲作家是沈璟，写有作品十七种，现存《义侠记》、《博笑记》、《红蕖记》等七种。此外著名的戏曲作家有李玉，写有《一捧雪》和《占花魁》等；阮大铖，写有《燕子笺》、《春灯谜》等。

明代的艺术，从绘画方面看，由于统治者的偏爱，在明初就设置了画院，追求雍容华贵的宫廷画受到了重视。赵原、周位等画家被征召入画院。当时的宫殿壁画多出于他们之手。周位因画《天下江山图》而闻名于时。赵原因所绘的画不称朱元璋的心意而被杀。这种宫廷画，从宣德到成化、弘治最为兴盛。当时著名的画家有谢环、石锐、李在等。谢环所画的《杏园雅集图》，描绘细致，景物逼真，成为宣德时期人物山水画的一幅代表作品。宫廷画到了嘉靖、万历以后，统治者日益奢侈靡费，另有所好，所以就逐渐衰微下去。

明代的画派，还有所谓“浙派”和“吴派”。浙派的创始人为戴进。他曾被征召入画院，但因遭到忌妒，而被放归乡里。他师承渊源宽广，下笔多创新意，绘画的题材十分丰富，所画的都极精致。代表作有《达摩至慧能六代像》、《钟馗夜游图》、《关山行旅图》、《葵石蛱蝶图》等。戴进以后，影响较大的浙派画家为吴伟，代表作有《灞桥风雪夜》、《长江万里图》等。吴伟之后，又有张路、蒋嵩、蓝瑛等，都比较著名。吴派画家，其先有赵原、徐贲、陆广、张羽等人，但最著名的为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四人，合称“吴门四家”。沈周不但是吴派的宗主，也是明代山水画的代表性画家。他传世画作有《庐山高图》、《秋林话日图》、《沧洲趣图》等。他们之后，吴派画家因人数众多，又区别为松江（董其昌）、华亭（顾正谊、莫廷韩）、云间（沈士充、陈继儒）各支派。

明代绘画艺术中，写意花鸟画的成就具有独特地位。先是以陈道复最著名，后以徐渭最擅长。陈号白阳山人，徐晚年又号青藤，故当时曾以“白阳青藤”合称。人物画发展至明末陈洪绶，一改媚俗的画风，作品有一定的历史转折性意义，对后世影响甚大。

明代书法的发展，可分前、中、后三个时期。前期以号称“三宋”的宋克、宋广、宋璲为代表，讲究字体外形之美，草、楷书皆有成绩。此外有应宫廷需要而形成的“台阁体”，以沈度、沈粲兄弟为代表，所写的字具有较浓重的装饰意味。

中期的书法家有祝允明、文征明、王宠等多人。祝、文、王三人合称“吴中三家”，最为著名。祝兼擅楷、隶、草、行诸体，而尤擅大草。传世墨迹有小楷《出师表》、草书《落花诗卷》、《前后赤壁赋》等。文征明工行、草书，亦能隶书，而小楷独精，传世作品有《前后赤壁赋》、《真赏斋铭并序》等。王宠书法颇得晋人的闲雅韵趣，楷、行、草皆有特色，传世有小楷《送陈子龄会试三诗》、草书《李白诗卷》等。

后期盛行草体，书家各抒个性，如徐渭表现为豪放，张瑞图表现为峻峭，黄道周表现为伟岸，倪元璐表现为放逸，等等。当时还曾把张瑞图、董其昌、邢侗、米万钟合称为四家，也有把邢侗和董其昌合称为“北邢南董”。而从实际成就和影响说，董其昌当推首位。他兼工楷、行、草书，尤擅行书，传世作品有《月赋》、《岳阳楼记》、《天马赋》等。

文人画家亲手参与篆刻，自明代中叶开始兴盛。当时最著名的篆刻家有文彭、何震等人。文彭为“吴门派”代表，其后继者有归昌世、李流芳、陈万言、顾听等；何震为“徽派”代表，其后继者有梁、吴忠、程原、程朴等。到了明代末年，以篆刻闻名的有汪关、程邃等，也都各成一派，汪称“娄东派”，程称“皖派”，其后也都各有传人。

明代雕塑艺术的成就，多表现于宫殿、陵墓以及寺庙、石窟方面；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工艺技术的改进，日常生活品的装饰雕刻艺术亦日趋精熟。

明代的宫殿，特别是北京故宫的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宏伟巍峨，极为壮观。宫殿的梁枋斗栱、藻井天花、门窗格扇等都经过精工雕刻，各种花纹图案都极具艺术水平。明代皇帝陵墓前安置着的各种雕塑，不论是动物，还是人像，虽因年代不同而各有不同风格，但都表现出雕塑艺术的颇高造诣。

明代佛教石窟雕刻，现存仍比较完整的是山西平顺东北林虑山崖。山崖开凿的窟龛有二十多个，龛中的雕像大多出自明代人之手。第五窟中的“水陆道场”浮雕，共有六十九方，其中的人物身份和情节各有不同，可能还是当时记事性的作品。明代的寺庙雕塑比较普遍，其中以山西平遥县双林寺的彩塑最有代表性。寺中有彩塑二千多尊，神态各异，表现生动，都给人以丰富的美感。

明代的雕刻工艺，玉雕以苏州出产最多。嘉靖、万历时的陆子冈被认为具有这方面的“绝技”。牙雕作品，留传至今的以荔枝螭纹方盒最为精巧。犀角雕工艺，明代名匠有鲍天成、尤通等。鲍天成雕犀与陆子冈雕玉齐名，尤通以“尤犀杯”著世。明代竹雕工艺分嘉定派和金陵派。嘉定派以“朱氏三松”（朱松麟、朱小松、朱三松）为代表，多用茎雕，讲究深刻；金陵派以“李濮”（李文浦、濮澄）为代表，多用根雕，讲究浅刻。

明代的科学技术在前代发展的基础上有较大的进步。在农业方面，修复了一些较大型的渠堰、水道，兴建了比较多的小型灌溉工程，对于水源开发和水利资源的综合利用等，都取得了较丰富的经验。一些旧式农具得到了改进，提高了功效；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耕翻农具（如人力“代耕架”的应用）、灌溉工具（如手摇水车和风力水车）、收获工具（如为稻谷脱粒的“稻床”），对于减轻劳动负担起着一定的作用。而新的一些耕作栽培技术，如浅耕灭茬、砂田栽培、套犁深耕、看田施肥等等，对于提高农田单位面积产量有着较明显的帮助。而在明代中后期，还从国外引进了番薯、玉米、马铃薯、花生、烟草、番茄等等农作物；良种繁育技术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农业科技发展的背景下，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写出了《农政全书》，对有关农业生产的各方面问题，包括生产技术、水利、肥料、土壤、选种、果木嫁接等等，都有所论述；所征引的文献也极繁富。此书既是徐光启长期农业生产实践的系统总结，也是我国古代农书的精华汇编，而且还吸取了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因而成为我国农业方面的划时代性的著作。此外明代出版的农书尚有《种树书》、《便民图纂》、《元亨疗马集》等近十种。

明代的手工业有较大的提高。明代初年，十一省官铁冶炼总数已达一千八百多万斤，超过以往任何一代的水平。当时已能够构筑较为坚实的冶炉，发明了用焦炭冶炼，用活塞式风箱鼓风。制瓷业以景德镇为中心，品种与质量均有突破，如发明了吹釉法；普遍使用釉下青花术；后来还采用釉下青花和釉上多彩相结合的新工艺，使制瓷业达到了更高的水平。当时棉织技术和丝织技术已有较大的成就，印刷技术和火药技术也有空前的进步。造船技术已十分高超，郑和航海时所乘的船只，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是当时海上最大的船只。明代末年著名科学家宋应星撰写的《天工开物》，详尽地记录了中国古代的农业和手工业技术，被国外科技史专家誉为“中国十七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明代在天文历法方面，起先由于朱元璋曾下令严禁学习天文学，所以没有什么进展，所使用的《大统历》系根据元代历法略加修订而来，误差显著，却多年未加以重订。后来西洋传教士利玛窦等来华，带来了西洋天文学知识。经过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等人与西洋传教士龙华民、罗雅谷、汤若望等的共同努力，终于在《大统历》的基础上，吸收西洋历法的优点，于崇祯八年（1635）编成《崇祯历法》。在数学方面，由于明代社会经济的发达，商业兴盛，商业数学相应地得到了发展。景泰元年（1450）吴敬编成了《九章算法比类大全》，是商业数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珠算在当时也比较普及，出现了不少珠算术的著作。程大位于万历二十年（1592）编写成的《算法统宗》，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后来徐光启和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李之藻和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同文指算》。西洋数学知识的传入，对我国数学上的一些运算方式有所补充，对我国数学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明代的地理学相当兴盛。郑和七下西洋，历时二十九年，访问了三十多国，不仅促进了中国和亚非各国的往来关系，而且扩大了中国人的地理视野，丰富了地理知识。他在航海过程中所绘制的《航海图》是中国地理学史上最早的海洋地图。他的随行者巩珍撰有《西洋番国志》，费信撰有《星槎胜览》，马欢撰有《瀛涯胜览》。这些著作都有助于人们对当时亚非诸国的认识。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走遍祖国大半河山，对祖国的地理、地质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写成《徐霞客游记》。此书的科学价值，著名科技史专家如此评论：“读来并不像是十七世纪的学者所写的东西，倒像是一位二十世纪的野外勘测家所写的考察报告。”

明代的医药学得到空前的发展。对于瘟病的认识，以前的医学家一直把它作为伤寒的一种，明代的医药学家总结临床实践经验，深入研究瘟病的发病原因、特点及治疗方法，提出瘟病不同于伤寒的看法。明初王履著《医经溯洄集》，创立了瘟病学说，在这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天花的预防，明代以前尚没有探索出有效的办法。到了明代中叶，人痘接种法发明，经过临床实践的不断改进，效果甚好。后来传播到世界各地，直到十八世纪末英国人琴纳发明牛痘接种法，才被取代。在外科学方面，明代出现过不少著名医师，不仅外科医术高明，而且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写成专门著作。明代中期的薛立斋著有《外科心法》七卷、《外科发挥》八卷、《外科枢要》四卷、《疠疡机要》三卷。明代后期的王肯堂，编著有《古今医统正脉全书》和《疡科准绳》；还有陈实功，撰写有《外科正宗》。陈实功的外科医术最为高明，曾成功地做过断喉吻合术；创造了以细铜筋丝圈套摘除鼻息肉的治疗方法。他的医术和著作，对我国外科有很大的贡献。在药学方面，李时珍历时二十六年，著成《本草纲目》，不仅对前人的科学研究作了总结，而且把我国药物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此书后来被译成拉丁、日、英、德、俄、法等多种文字，流传于世界各国。

明代各少数民族的文化，由于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而各有其特点。总的说来，随着中原与边疆四境联系的加强，以及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相互交融，少数民族的文化都渐有发展。

蒙古族以畜牧经济为主。明代嘉靖初年，不少汉人进入漠南地区，俺答汗收留了他们，还提供他们牛、羊、帐幕和土地，因而漠南地区农业得到发展。汉族工匠移入后，蒙古人也学会了不少手艺，因而手工业也日渐兴盛起来。而同时，由于通贡、官市、民市的进行，也促进了蒙、汉族经济、文化的交流。蒙古族使用经过改革的蒙古字（即现今使用的蒙古字），出版了蒙古语法新著《心鉴》；后来还翻译了一百零八函的佛教巨著《甘珠尔》经。用蒙古文写成的《元朝秘史》也被翻译成了汉文。当时用蒙古文写成的历史和传记，还有《黄金史》、《黄金史纲》、《阿萨拉齐史》、《俺答汗传》等。原在口头流传的一些文学作品，如《乌巴什洪台吉的故事》和长篇史诗《江格尔》，都被用文字记录整理出来。蒙古族的建筑艺术、镂刻技巧、绘画、音乐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女真——满族原先也是游牧民族，后来逐渐受汉族的影响，基本上过着定居生活，农业占有重要的位置，经济上得到发展，文化上也得到了提高。女真人虽原本创有文字，但是从元代以来，却普遍使用蒙古文字。到了明代中叶，竟有许多人连“汉字、女真字皆不知”。明代后期，努尔哈赤命令重新创建满文，后称为无圈点的老满文。由于无圈点，所以使用起来也容易混淆。于是皇太极命令加以改进，酌加圈点，称为新满文，使用起来比较方便，就被沿用下来。到了明末，皇太极命令设立同文馆，用满文翻译汉人书籍，已译了《刑部会典》、《三略》、《万宝全书》等；《孟子》、《三国演义》、《六韬》、《大乘经》等也进入了翻译之中。满族在入关前，强调学习“国语、骑射”，也强调学习汉文化。皇太极反思与明军作战中，大贝勒何敏等轻易地放弃滦州，而明军在大凌河被围困四个月之久却仍然不屈，认为这跟是否读书明理极有关系，就下令诸贝勒大臣子弟八岁以上、十五岁以下，都要入学读书。满族在绘画、建筑、歌舞、音乐诸方面，由于吸收了汉族文化，也都有显著的发展。

回族在明代已分布于全国各地。河西、陕西、陇右则是回族最集中的地区。由于已和汉族杂处，所以受汉文化的影响很深；又由于他们虔诚信仰伊斯兰教，所以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亦极为浓烈。当时以汉文译著伊斯兰教教义的作品，著名的有南京王岱舆的《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等。回族在明代有许多知识分子，中举人、进士的不胜其数。明代开国功臣常遇春、沐英、蓝玉等是回族，著名政治家马文升、孙继鲁、海瑞等也是回族。杰出的思想家李贽是回族，文学家丁鹤年、金大车、金大舆、马继龙、闪上迪、马上捷等也都是回族。在科技方面，回族在明代也有显著贡献；尤其在天文历法方面，更是功不可没。明王朝的钦天监设有回回历专科，招请回族历法家多人在其中工作。回族学者马沙亦黑等与大学士吴伯宗合作，将回回历、经纬度等方面的书译成汉文。著名航海家郑和是回族，他的随行者马欢等也是回族，他们出使回来后所写的著作，对于后人研究十五世纪亚非各国的人文地理，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藏族在明代称为“西蕃”，不仅从事游牧，农业生产也已占了相当的比重。文字脱胎于梵文，从左向右横写。从明初开始，受汉族史学的影响，出现了《萨迦世系》、《察巴·红史》、《西藏王统记》、《汉藏史集》、《童祥·青史》等著作。闻名于世的《大藏经》，共收书四千五百六十九种，几乎全由梵文译来，也于明代弘治、正德年间编成。著名诗人有珠巴衮雷；著名民间文学作品有《格萨尔》。杰出传记文学家桑吉坚赞著有《米拉日巴传》、《玛尔巴传》、《日琼巴传》等。汉族的一些文史典籍已经开始传入，并被译成藏文。在建筑、绘画、雕塑等等方面，汉族艺术给予的影响也日益增加。由于藏族地区佛教盛行，而且政教合一，所以文化的各个方面都离不开宗教的影响。这可说是藏族文化的最显著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