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王艮　李贽　王廷相

王　艮（1483—1541）　字汝止，号心斋，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人。家庭世代是灶丁，煮盐为业。王艮七岁，曾入乡塾读书。十一岁，因家境贫寒辍学，在家里跟随父兄参加劳动。十九岁，奉父亲之命外出经商，到过不少地方。由于他善于经营，没有几年，家庭渐渐富裕起来。在外出经商时，生过病，他乘便跟医生学了医术，所以还能治病。有一次经过孔林时，他有所感触，说：“孔子也是人，为什么竟能成为万世之师的圣人？”于是发愤自学，研究起儒家经典。不过，他不看重章句诵习，而是看重心悟，看重实践。他读书悟道，常常夜以继日，不分寒暑；而有时又鸣琴雅歌。他否定正统思想所讲的“道”的神圣性，而认为“道”应该符合“百姓日用”。他所讲的“百姓日用”，也就是包括吃饭、穿衣等等在内的人们日常生活需要。他说：“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是异端。”所以，当他自学成材，招收门生讲学时，不拘泥于旧的传注，已经形成独立见解，常常用自己发明的新意来传道解惑。

王艮三十八岁时，前往江西拜王守仁为师。当时的王守仁，不论政治地位或是学术影响，都不是王艮所能及，王艮想通过王守仁来扩大自己的影响。所以他初次去见王守仁时，穿着深衣，戴着纸糊的特种帽子，手中拿着笏板。这种怪异的装束引来了许多人看热闹，竟轰动了南昌城。王守仁对他这副装扮，也感到惊奇。王艮却说：“我所穿戴的是唐尧时的服饰。”接着，就跟王守仁在一个学术问题上辩论起来。二人间有分歧，但是他还是甘居王守仁门下。过了不久，王艮想到北方去讲学，以实现他周游天下的计划。这一次，他除了穿着深衣，戴着纸糊的帽子，执着笏板，还加上新制的招摇车。所以，所到之处，不仅看热闹的人很多，讲学时听讲的人也很多，甚至惊动了朝廷。在当时情况下，这是易于招祸的。他的几个在京城里干事的同门连忙劝阻他，并且将他的行头都藏匿起来，再请王守仁写信召他回去。他回去后，遭到同门的批评，王守仁故意好几天不理睬他，严厉教训他这种过高的企图和太离奇的行为。于是他知过改错，此后就不再搞这些离奇的举动了。

王艮从拜王守仁为师，直到王守仁死去，前后约八年，其间大部分时间在阳明书院帮助王守仁讲学，也曾到广德的复初书院、金陵的新泉书院讲学，还曾主持过泰州的安定书院。王守仁安葬后，他回到故乡，主要在安丰场讲学，直到嘉靖二十年（1541）五十九岁时死去，总计有十三年之久。王艮在拜王守仁为师以前，曾经说过：“王公论良知，而我谈格物。”在晚年，更形成了自己的“淮南格物之说”。他认为“格物，知本也；立本，安身也”，“安身者，立天下之本也”。他从“天地万物一体”这个总命题出发，认为人的身体是“天地万物之本”，也是“天下国家之本”，应该受到重视。由此而进一步推导出人己平等的观念，认为“保身”虽是“本”，“爱人”虽是“末”，然而必须“本末一贯”。如果不能“爱人”，也就不可能“保身”，因而他希望能够出现一个“人人君子，刑措不用，道不拾遗”的太平世界。

王艮晚年在家乡曾支持官府均分过草荡，但他认为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均田限田的办法，必须等到人心和洽，而且要逐步实行。他看到农民因土地被豪强所侵夺而成为流民，可是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他曾有过“务本而节用”的主张，然而这不过是一方面要求重视农业，发展生产，一方面要求减少糜费，节省开支的小修小补的办法而已。他注重道德教育，强调孝悌，晚年还曾给明世宗上书陈言“尽孝道而安天下之心”，要求通天下以孝为教。所以，他受理学思想的影响仍深；他心中所希望的太平世界是没有什么客观依据的。

王艮开创的泰州学派在晚明时期曾有较广泛的发展。王艮的主要继承者是族弟王栋、王襞、弟子林春、徐樾等。徐樾的弟子有赵贞吉、颜钧；颜钧的弟子有何心隐、罗汝芳；王襞的弟子有李贽。这些人有共同的思想倾向，也各有自己的特点。泰州学派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第一个启蒙学派。

李　贽（1527—1602）　又名载贽，号卓吾，又号宏甫，别号温陵居士。回族。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廿三岁参加县学考试，成为秀才。三年后参加乡试，考中举人。次年应进京会试，但由于考虑家境愈加困难，决定于近地谋一官职以照料家庭，未赴考。

嘉靖四十五年（1566），李贽受任河南辉县教谕。五年以后，被提升为南京国子监博士。不久，父亲去世，离职回乡守孝。三年期满，到北京听候吏部委任。一年后，才被任命为国子监博士。然而到任不久，祖父又逝世，又只得辞官回乡守孝。又三年后，再到北京等候吏部委任。此次较快接到任命，官为礼部司务，官阶为从九品，较原来所任的国子监博士下降两品。李贽不顾别人背后讥笑，前往就职。他想借此解决家庭衣食来源，同时，京城为人才聚集之地，他认为也便于访师问贤。当时北京西城有一灵济宫，官宦名流常聚集此处讲学，李贽也曾前去听讲。他原本厌恶程朱理学，从此时起，对王守仁著作发生兴趣，对王守仁在思想上不苟同于人，企图打破传统束缚，以及在事功上做过一些社会改革，具有一定成绩，表示崇敬。于是钻研“阳明之学”，并且也曾于灵济宫以自己的心得讲学，受到听讲者赞扬。

隆庆四年（1570），李贽升任南京刑部员外郎中。在南京，他认识了耿定向、耿定理、焦竑等人。焦竑为耿定向的学生，因参加乡试没有中举，回乡授徒，其年龄较李贽小十五岁，但是博览群书，才思敏捷。李贽虚心向焦竑求教，并要求当他的门生。焦竑表示不敢当，而李贽却说，求学问不分年龄大小地位高低，只要有一点比我强，即应该成为我的老师。

李贽在南京共住了七年，公务之余，他认真读书，刻苦钻研。他认识了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族弟王襞，逐渐接受了王艮的学说。对于社会，对于自然，逐渐形成自己的较为系统的见解。他认为，离开人的形体，就无人的精神；脱离人的物质生活，就无社会的伦理道德。

万历五年（1577），李贽调任云南姚安府知府。到任不久，即巡行各处村寨。回到府衙，曾撰写如下一副楹联表示自己的所见和所怀：“从故乡而来，两地疮痍同满目；当兵事之后，万家疾苦总关心。”李贽大胆废除了前任知府许多荒唐残暴的措施，重新制订了许多简易可行的法令，尽力做一些对百姓有益的事。按政绩，三年任职期满后必定可以升迁，但他因不满意当时的巡抚办事凶狠，厌倦官场倾轧，而提前两个月呈请辞职。离开姚安时，百姓为他送行，官绅名流赠诗送别，并赠以《高尚册》。

万历九年（1581）春，李贽抵达湖北黄安，为友人耿定理所留住。耿家孩子拜他为师，每天从他求学。而他根据自己的读书心得，经常批判道学，鼓励孩子不要受传统思想束缚。此时，耿定向在北京任官，得知李贽对子侄们如此教育，颇为生气，几次写信阻止李贽，并指责李贽为狂狷。李贽回信跟他辩驳，将“狂”解释为“进取”，将“狷”解释为“纯洁”，认为继承古圣人之学，探究事物之理，就须有进取之精神和纯洁之品德。李贽对耿定向的道学家态度十分反感，起初由于耿定理的劝慰，继续在黄安住下，三年后耿定理去世，他也就离开黄安而居住到麻城乡下的龙潭。万历十六年（1588），他曾削去头发，但不久后又恢复留发。他有时披上袈裟，有时戴上儒冠；有时和妇女在一起探讨佛学，有时到乡间和农民一起唱着歌谣，思想和行为变得更为大胆狂放。对于自己的这种做法，李贽曾这样解释：“许多人说我是‘异端’，我就做出‘异端’的样子给他们看。”这期间，他还十分用功地研究过佛理；还说当时世上的人糊里糊涂地听从别人的话，虽然长上眼睛却不起什么作用。他的许多见解，都被人们认为和孔孟之道不合。

万历十八年（1590），李贽的重要著作之一《焚书》在麻城刻印出版。此书中收有李贽过去反驳耿定向的七封信。耿定向颇为气恼，一边写出《求惩书》，故作姿态，表示请求别人帮助自己改正过失，一边又到处散布流言蜚语，污蔑李贽，甚至诬陷他蓄意谋反。黄安的官员迅即贴出一道榜文，强加给李贽许多罪名，并下令要将他驱逐出境。李贽听从友人的劝说，避往武昌。万历二十一年（1593），李贽返回麻城，重新着手修订历史著作《藏书》。而正当他应友人之邀，准备动身前往山西沁水时，刚来麻城的一位巡道御史是耿定向的学生，放言如李贽未动身，定要执拿李贽治罪。李贽听说后，毅然决定暂不动身。他写好遗嘱，决心在此对抗到底。然而，这位巡道御史最终也未派人来逮捕李贽。

万历二十四年（1596）秋，李贽抵达山西沁水，后又来到大同。万历二十六年（1598），经过修订后的《藏书》，由焦竑帮助于南京刻印出版。在此书中，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李贽都有自己的见解。正如他对其他问题的评价，主张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在这本书里他也不以孔孟之道为标准。因而出版后轰动南北，激起封建卫道者的更大恼怒。湖北总督冯应京刚刚到任，即公开表示敌视李贽。麻城地方官秉承总督意旨，派人捉拿李贽未着，竟放火烧毁李贽的住处。

万历二十八年（1600），李贽由马经纶亲自接至通州马家。马经纶原官侍御史，为人耿直，因伸张正义而被削职为民。他出于钦佩李贽的才学和胆识，故有此举。而正当李贽的生活经马经纶安排稍为安定时，礼科都给事张问达上书神宗，指斥李贽为异端，如不赶快清除，即将祸延国都。奏章中除抨击李贽狂妄大胆，荒谬透顶，还诬陷李贽行为不端，惑乱人心，建议神宗下旨，将李贽解回原籍治罪，并烧毁李贽的一切著作。万历三十年（1602），李贽已七十六岁，他刚改订完《九正易因》，因劳累而病倒，即被捉去。马经纶随同前往北京，并不时到牢狱中探视。李贽对于官员的审问，除表明自己的著作所讲的是正理，有益无害，其余一概不加理睬。三月十五日，李贽让狱卒为其剃去头发。头发刚剃完，李贽突然夺过剃刀，割破自己的喉管。狱卒大惊，连忙呼人，但是已经措手不及。李贽当时尚未断气，只是喘息不已。狱卒颇表同情地问：“痛吗？”李贽听得明白，但已说不出话，用手指蘸血，在掌心中写一“不”字。三月十六日，李贽逝去。

李贽的遗体，由马经纶等人护送，运回通州埋葬。墓前竖立一块石碑，上刻“李卓吾先生之墓”，由焦竑手书。

王廷相（1474—1544）　字子衡，号浚川，仪封（今河南兰考）人。少年时就以诗文出名。弘治十五年（1502）考中进士，选拔为庶吉士，任兵科给事中。后因守孝而离职回乡。

正德初年（1506），王廷相守孝期满回到京城，因不满宦官的专横，得罪了刘瑾，被贬谪为亳州判官，后来调为高淳知县，后又被召回京城任御史；不久又出按陕西。他曾对镇守陕西的宦官廖鹏加以裁抑，却受到诬陷。当时他已回到京畿督视学校，竟被逮捕入狱，释放后被贬谪为赣榆县丞。后来升为四川佥事，山东副使，也都属于掌管学校教育方面的工作。

嘉靖二年（1523），王廷相因优异的政绩被升为山东右布政使，又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四川，平定芒部的农民暴动，不久又被调回京城，历任兵部左、右侍郎，升任南京兵部尚书。他曾裁减守备太监赖义对进贡快船的不合理要求，革去龙江、大胜、浙江、浦子、江淮五关守臣借口稽查而从中谋利，以及安庆、九江官员借口春秋视察而索取贿赂等弊端。他曾对宦官杨奇、卜春以及魏国公徐鹏举的贪污活动进行斗争。前二人被逮捕治罪，徐鹏举被削夺了俸禄。不久，他进京任左都御史，又上疏论南京守备兵权太重，不能让魏国公世代相传。他的意见得到其他官员的支持，于是又解去了徐鹏举的兵权。

过了两年，王廷相升任兵部尚书，后来又加衔太子少保。当时京城近郊有百姓偷盗了天寿山皇陵的树木，巡按杨绍芳援引偷盗皇帝祭神御物的律令，判以死刑。王廷相认为判罪不当，上疏辩论，却触犯了世宗，被罚俸禄一个月。世宗要去巡游承天，王廷相和许多大臣曾谏诤，世宗不听。王廷相曾利用机会，上疏讽示严嵩、张瓒等大臣有贪污纳贿行为，世宗却只是将奏章留在司礼监完事。

王廷相曾经掌管都察院，而且时间很久，有威信。但是，他和郭勋共事，使得工作没有大的起色。给事中李凤来等检举权贵侵夺老百姓利益的事，奏章交到都察院处理，王廷相指令五城御史核实，却被迟延了四十天。给事中章允贤弹劾王廷相徇私慢上。世宗正要加以责问，王廷相将御史查核的材料报告上去，其中郭勋侵夺百姓的利益最多。而郭勋还有其他的事也触犯了世宗，于是被囚入牢狱。世宗认为王廷相与郭勋朋比为奸，就把王廷相削职为民。

王廷相学问渊博，爱发表议论。他以经术闻名；文学方面，和李梦阳、何景明等并称为“前七子”；对于自然科学、音律学以及农业技术等他都深有研究。他反对宋以来理学家所宣扬的“理在气先”的观点，而认为“元气之上无物”，天地万物都由“元气”运行而成。他说，“元气”虽然看不见形状，但口可以吸入，手摇动而能够感觉得到，它有聚有散，却不灭不息。他指出，理学家脱离事实把空虚的“理”加以夸大是错误的。他认为，“天有天之理，地有地之理，人有人之理，物有物之理，幽有幽之理，明有明之理，各各差别”，而“万理皆出于气，无悬空独立之理”。他还反对理学家所说的人有先天的“德性之知”，他以婴儿为例来说明：如果将婴儿幽禁起来，不和社会接触，长大后出来，就会连牛马都分不清。他还十分强调“行”在认识事物过程中的作用。他说：“讲得一事，即行一事；行得一事，即知一事，这就是所谓真知。只讲而不行，遇事总会有糊涂之感。”

王廷相用“理在气中”、“气变理亦变”的观点解释社会历史，从而认定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变化，各种制度也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他举例说，尧舜实行禅让，汤武采用征伐，而太甲、成王却是直接继承君位。尧舜的事，伏羲无法做到；三代的事，尧舜也无法实行：时代不同，做法也就各不一样。因而他反对复古泥古，而主张因时制宜，不断变革。他说：“法久必弊。弊必变，变所以救弊也。”而这种变革，只能逐渐地进行，就像“春不见其生而日长，秋不见其杀而日枯”，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实现了变革。王廷相的一些见解，在当时被一些人认为“颇乖僻”。

王廷相在家闲居三年后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去世，年七十一岁。而他的案子，直到离他死后二十多年的隆庆初才得以改正：恢复了他的官衔，并赠给他少保爵位，赐谥号肃敏。

评：王艮出身平民，不喜著述，但是计划周游天下，引起轰动；讲学多年，曾经有过不少门生。作为早期启蒙思潮的先驱者，尽管认识上有较大的局限，但是他所开创的泰州学派，在思想史上仍具有一定的地位。

李贽是明代著名思想家。家庭的贫困，官场的黑暗，以及所接触到的反传统的思想，都促使他认识到道学家的虚伪和当时统治者的腐败。他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反对封建礼教，他的思想在历史上曾起着进步的作用。尽管他也有着时代局限性，但他对封建专制主义及其思想文化所展开的深刻批判，在中国历史上却是前所未有的。

王廷相具有唯物主义思想。虽然他还不能彻底摆脱程朱思想的影响，但他已成为反道学的前驱启蒙人物，在思想史上起着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