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福王朱由崧　马士英　史可法

福王朱由崧（1607—1646）　亦称弘光帝，神宗之孙，福恭王朱常洵长子。崇祯十四年（1641）李自成农民军攻克洛阳，朱常洵被杀，朱由崧逃至怀庆。崇祯十六年（1643），朱由崧嗣封福王。第二年逃至淮安。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北京被起义军攻克，崇祯帝自杀。南京文武大臣商议拥立新君。当时崇祯帝的三个儿子都没有逃出北京，地方上的藩王就成为拥立的对象。福王、惠王、瑞王和桂王，都是神宗的直系子孙。但惠、瑞、桂王在西南地区，地远不便，福王和潞王朱常淓近在淮安。从血缘讲，潞王系神宗之弟的子孙，与崇祯帝的关系不及福王亲。但有的大臣顾虑福王立，将会“追怨‘妖书’及‘梃击’、‘移宫’等案”，因为福王是被东林党等官员交章奏请的情况下，神宗被逼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始令就藩”洛阳的。而“潞王立，则无后患，且可邀功”。当时兵部侍郎吕大器、右都御史张煌言和詹事姜曰广等都同意这一主张。他们致书屯兵浦口的参赞机务兵部尚书史可法，称“福王由崧，神宗孙也，伦序当立，而有七不可：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也。潞王常淓，神宗侄也，贤明当立”。史可法也表示同意。然而凤阳总督马士英写信给史可法及吕大器，力主奉福王为帝，并即发兵强行拥福王至仪征。史可法等南京文武大臣被迫放弃原议，接受马士英的主张。四月二十八日，南京守备魏国公徐弘基等具启迎福王于仪征。五月初一日，福王进入南京城。五月初二日，百官谒福王于行宫，第二天称监国。五月十五日即皇帝位，年号弘光，以第二年为弘光元年。

福王监国后，大臣们商议阁臣人选，大家推举史可法、高弘图和姜曰广入阁。刘孔昭争着要进内阁，大家以“本朝无勋臣入阁例”相阻遏。刘孔昭又称：“即我不可，马士英何不可！”诸臣不得已并推马士英。过了两天，福王正式任命史可法、姜曰广等为阁臣，马士英虽也为东阁大学士，但总督凤阳如故。这一部署，使史可法等人掌握了朝廷大权。然而这一局面维持了不久，马士英便带兵入朝参预机务。五月十八日，史可法被排挤“辞朝而出”。八月间又启用阮大铖为兵部右侍郎。于是马士英和阮大铖便控制了弘光政权。

当时与弘光政权并存的，有进入北京的清朝和退往西部的李自成农民军的大顺政权。弘光政权制定的是“联清灭顺”的方针。崇祯十七年（1644）六月十六日，马士英派陈洪范“北行款虏”（即与清议和）。右佥都御史左懋第因赴母丧与陈洪范同行。议和的条件是“剖山海关外地与清”并给清岁币十万，企图以此换取清朝帮助弘光政权剿灭农民军，恢复明朝的全国统治。但清朝统治者根本无意谈判。左懋第等人被拘于太医院，最后被清朝所杀害。

弘光政权的财政经济非常困难，但福王为了自己和王室的享乐而随意挥霍。福王为了举行婚礼，规定皇后的礼冠要以猫儿睛、祖母绿等珍宝装饰，经办官员估价要数十万，但仓库中实在拿不出这些钱财，于是户部联合工部及应天府共同上奏疏说明：“会计目前所入，止六百二十万，养军所出至七百余万，通计每年正项缺一百五十万。”福王不得已只好降低规格。福王在马士英、阮大铖及一批宦官的包围下，不思进取，只知纵情声色。“时边警日逼，王深居宫中，惟渔幼女，纵酒演剧”。一天深夜，宫中突然钟声不断，外廷官员大惊，以为宫中发生了什么大事。等到太监出来传旨，原来是福王想看戏，索取道具。崇祯十七年（1644）除夕，形势更为危急，“警报沓至”，福王在宫殿中坐立不宁，满面愁容，大臣们以为“兵败地蹙，上烦圣虑”。太监韩赞周因问其故，福王回答说是为“梨园（戏班）殊少佳者”而烦愁。韩赞周听后不禁伏地恸哭说：“臣以陛下或思皇考，乃作此想耶！”

在前方战事吃紧，旦夕亡国的情况下，福王还大选淑女，崇祯十七年（1644）八月，下令“遴选中宫”，采选范围，由京城内外延伸到江南数郡及浙江杭州、嘉兴等地。第二年四月十五日，福王将各地选送女子集合到元晖殿，竟有一百二十余人。四月二十五日清兵攻下扬州，大臣姚思孝、乔可聘与马士英为江防事在福王面前激烈争吵，他却不闻不问，只是高喊“大婚要紧”。五月五日，当百官入贺端午节，福王竟“以演剧，未暇视朝”。五月初八日，清兵已渡江至镇江。太监韩赞周劝福王亲征，“济则可以保社稷，不济亦可以全身”。福王根本不听，五月十日还集梨园弟子杂坐酣饮演戏。到深夜二更时与内官数十人跨马出通济门逃命，连皇太后也不通知一声。五月十五日清兵进入南京。福王逃到芜湖，被追击清兵所俘。二十五日福王被清兵押解到南京。福王“以无幔小轿入城，首蒙包头，身衣蓝布衣，以油扇掩面”，“夹路百姓唾骂，有投瓦砾者”。九月，福王被带往北京，第二年（1646）五月死于北京，年四十岁。

马士英（？—1646）　字瑶草，贵州贵阳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与怀宁（今属安徽）人阮大铖（字圆海）同中会试。三年后，马士英考中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崇祯五年（1632）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到官才一月，因贪赃行贿，被削夺官职，后来流寓到南京。阮大铖于天启年间任工科给事中时，攀附阉党，成为魏忠贤的帮凶。崇祯二年（1629）定逆案，阮大铖被削职为民，终崇祯一朝，被“废斥十七年，郁郁不得志”。当农民军进逼其家乡时，阮大铖逃到南京，与先已流寓于南京的马士英臭味相投，“相结甚欢”。

阮大铖自夸能“谈兵说剑”，吹噱自己有才能，企望得到召用。他还编了《燕子笺》等剧本，到处演唱，作为拉拢人们的手段。他在南京的这些活动，激怒了在南京的爱国志士，顾杲、沈士柱和黄宗羲等一百四十多人列名发出《留都防乱公揭》，揭露了阮大铖的罪状。阮大铖不敢再外出公开活动，只与马士英等人相往来。崇祯十四年（1641），宜兴人周延儒被召入京出任内阁首辅。阮大铖急忙赶到扬州江边，贿以重金，要周延儒为他洗刷，重新进入官场。周延儒回答说：我这次是由东林所推，而你“名在逆案”，能行吗！阮大铖沉吟许久后说：“瑶草如何？瑶草，士英别字。”于是周延儒便许诺了。

崇祯十五年（1642）六月，周延儒推荐马士英为兵部右侍郎并督庐、凤等处军务。这时马士英尚削职为民，忽然要他出任庐凤总督，初觉茫然，后来“知大铖荐，甚感”。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北京被农民军攻克，崇祯帝自杀，明朝在南京的文武大臣，商议拥立新君，史可法等人议立潞王。当时担任凤阳总督的马士英以“福王昏庸可利（用）”，便贿赂勾结朝廷中的诚意伯刘孔昭和在外面的总兵刘泽清等“必欲立之”，并写信给史可法。“可法以七不可告之”，于是马士英发兵拥福王至仪征，连营长江之北，声势十分嚣张。史可法等不得已，只好拥立福王。福王政权建立后，马士英进了东阁大学士，但仍总督凤阳，这使他非常不满，便亲自带兵入朝。入朝后，他故意将史可法前时回信中所说的“七不可”内容报告了福王。福王便把马士英视为亲信。马士英到达南京后，立即参与机务，挤走了史可法，掌握了朝中大权。

弘光政权刚建立时，刘孔昭就已推荐过阮大铖，史可法认为“此先帝钦定逆案，毋庸议”，予以否决。马士英当权后，处心积虑要起用阮大铖。他对福王说：兵部缺右侍郎，而大铖知兵，“请赦其往罪而任之”。还说诸臣拥立福王之计谋，实“大铖启焉”。八月三十日，福王终于“内传起升”阮大铖为兵部添注右侍郎。不久，兼右佥都御史，巡阅江防。第二年二月，进兵部尚书。

马士英推荐阮大铖复出，最大的阻碍是阮大铖列名“逆案”。阮大铖知道李自成起义军攻陷北京时，有一些官员曾投向起义军，后又转到南方来，因而想到一个反击的计谋，“彼定逆案，吾作顺案相对耳”！李自成国号“大顺”，所谓“顺案”，就是明朝官员投降农民军大顺政权的案件。马士英很欣赏这个主意，立即上疏追究“顺案”。福王看了奏疏后，当即表示同意。马士英和阮大铖在追究“顺案”时，把东林党人一派官员千方百计加以牵连，进行迫害。

马士英和阮大铖当权，公开卖官鬻爵，贪污受贿，官员的任用，以其是否行贿为标准。吏部尚书徐石麒推荐原总督朱大典、王永吉等，当朱、王尚未行贿，马士英即予斥责：“永吉身任督师，致北都沦陷，朱大典赃私狼藉，先帝严追未结，何得蒙眬推举！”等到他们送了重礼，马士英立刻改变主意，加以“擢用”。“顺案”原本只是马、阮陷害政敌的借口，但只要行了贿赂，列为“顺案”中人同样可以复官。原兵部尚书张缙彦，曾投降李自成还担任了职务，后回到南方，“士英纳其贿，授原官”。

弘光元年（1645）三月，左良玉在湖广起兵，要“人诛奸臣马士英”。同时，清兵也大举南下。面对这一危急形势，弘光政权内部有两种不同意见。史可法等人主张着重对付清兵；而马士英、阮大铖等则主张把对付左兵放在首位。四月八日，史可法“三报紧急”，指出：“上游（左良玉）不过欲除君侧之奸，原不敢与君父为难，若北方（清兵）一至，则宗社可虞。”并“移书马士英，恳其选将添兵，大声疾呼”。然而“士英惟以左兵为虑，不应”。四月十九日，福王召集群臣会议，大理寺卿姚思孝、御史乔可聘等提出，不要撤江北兵马，应固守淮扬。福王同意他们的意见，说“左良玉虽不应兴兵逼南京，然看他本上意思原不曾反叛，如今还宜守淮扬，不可撤江防兵”。马士英当着福王面破口大骂：你们这批东林党人，借口江防，是要放纵左良玉入犯。“北兵至，犹可议款，若左逆至，则若辈高官，我君臣独死耳”。他悍然宣布“此皆良玉死党，为游说，其言不可听”。并大喊：“有异议者当斩！”马士英不顾大家的反对，竟命黄得功等从防御清兵的江北南撤。这就使得江防空虚，为清兵南下敞开了通道。

对前方战事，马士英只许报喜，不许报忧，如把真实情况报来的，要受到斥责，而谎报战绩者，可得重赏。在扬州信绝的紧迫之时，阮大铖还“虚报捷音”，马士英让文武百官进表祝贺。五月八日，清兵渡江攻下镇江。五月十日夜，福王感到形势紧张，连皇太后也不顾，“出通济门，南走太平”逃命。第二天，马士英和皇太后逃向杭州，不数日阮大铖也逃至杭州。马士英想到绍兴投靠鲁监国，遭到鲁王诸臣的拒绝，于是转入太湖，第二年被清军捕杀。阮大铖投奔金华朱大典，亦为士民所逐，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降了清朝，跟随清军到仙霞岭，“僵仆石上死”。

史可法（1601—1645）　字宪之，号道邻，河南祥符（今开封）人，崇祯元年（1628）进士。史可法生得短小精悍，双目炯炯有神，办事果断。因他原籍在大兴，年轻时去大兴赶考，一天为了躲避风雪，在郊外寺中遇到外出巡视的学使左光斗。左光斗看他文章写得好，应对流畅，很赏识，考试时就拔取他为县学第一名，勉励他努力学习，将来担当国家的重任。左光斗是东林党主要人物，天启时，他和杨涟一起声讨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被逮捕关入镇抚司监狱。史可法到监狱里去探望左光斗，看到老师那种与奸邪作斗争至死不屈的情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史可法常常含泪对人说：“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成也。”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起义军进入北京，崇祯帝自杀的消息传到南京，当时任南京兵部尚书的史可法、户部尚书高弘图等人议拥立潞王常淓，但在凤阳总督马士英的威逼下，不得已放弃原议，改为迎立福王朱由崧。

福王监国执政后，经过大臣的推举，史可法与高弘图、姜曰广为阁臣。马士英虽也进入东阁大学士，但仍总督凤阳。当马士英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带兵入朝，在福王的支持下参与机务。当时朝内大臣，都想要马士英在外督师，留史可法在内执掌朝政。但马士英处心积虑要排挤史可法外出，以便他来独揽大权，他对史可法说：“我驭军宽，颇扰民，公威名著淮上，军士皆惮服，公诚能经营于外，而我居中。”史可法无可奈何，遂于五月十二日，向福王“自请督师江北”，五月十八日辞朝而出。南京士民得知这一情况，慨叹说：“何乃夺我史公！”纷纷上疏挽留史可法，说：“淮扬，门户也；京师，堂奥也。门户有人而堂奥无人，可乎！”甚至把马士英比作秦桧，疏中有“秦桧在内，李纲在外”之语。但福王正“倚重士英”，根本不听。

福王政权在军事上依赖的是设于淮扬、徐泗、凤寿、滁和的江北四镇。但四镇所统多为骄将悍卒，为了争地盘而互相火并，和驻地官民也常发生冲突，形成“民以兵为贼”，“兵以民为叛”，互相攻杀。史可法出都督师到达江北驻地后，立即上疏福王，希望他以“光复中兴”为念，不可“晏处东南，不思远略”，充分表示了史可法北上进取的抱负。但当时他的处境是很艰难的，他到扬州几个月时间内，主要精力用在调解四镇之间、军民之间的矛盾冲突上。凭着他的威望，经过艰苦的工作，使得四镇主帅“皆听命”。起先，史可法担心“高杰跋扈”，叫黄得功部移驻于仪征来防备他。后来，史可法“巡阅（刘）泽清、（刘）良佐军，虚夸不足用”，只有高杰“所统四万军，皆山、陕劲卒”。史可法感到高杰人虽粗暴，但却爽直，可以说动他，便经常“与高杰往复论事”，并讲述爱国史事，进行开导。通过细致的工作，终于使“（高）杰心动”，连他的妻子“邢氏见可法出至诚”，也劝高杰服从史可法的领导。

史可法在协调好四镇之间的关系，获得高杰和黄得功的拥护后，便准备北上进取，但军饷却无法解决。每镇三万人的定额，不能按期发放，还要克扣，而实际兵力则大大超过定额。史可法多次请饷于朝。而马士英“以镇将与可法协，为不利己，阴裁抑之”，故意不发粮饷，却又数次下令催其出师。可法无奈，“前后疏凡数十上”，请求发给粮饷，每次草写奏疏时，反复诵读，呜咽不止，他的部下被感动得“皆为饮泣”。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他仍决心向北进军，力图恢复中原。崇祯十七年（1644）十月，史可法命高杰帅师北征，他自己也赴清江浦视师。十一月清军占领宿迁，为史可法所部收复，接着，清军围邳州，被史可法所部击退。十二月，清军又分道南下，史可法所部军粮不继，火速上报所处危难情况。马士英接到奏疏后，根本不予理睬。挨到第二年正月，史可法所部“饷缺，诸军皆饥”，在这样的情况下，史可法还坚持北进。当高杰进军至睢州时，却为总兵许定国为报私仇所诱杀。史可法得知这一消息，感到非常震惊与悲痛，他北进所倚重的就是这支力量，不禁流涕顿足叹曰：“中原不可为矣！”只好把高杰所部撤回整顿。

弘光元年（1645）正月，清和硕豫亲王多铎在陕西打败李自成起义军后，即奉命“趋赴南京”，于三月初大举南下。三月二十二日清军占领归德。正当清兵大规模南下之时，三月二十五日左良玉自湖广发兵数十万东下“清君侧”。福王命史可法督诸军渡江入援。史可法要求留江北防地抵御清军，被下诏“切责”，不得已只好率军赴南京。抵达郊外，这时黄得功已破左良玉军，福王命史可法回守江北防地。“可法登燕子矶，南面痛哭而返”，急赴天长，听说盱眙守将已降清军，便与亲信部将数人，一日夜冒雨奔还扬州，坐镇守御。这时在扬州城内原高杰所部，听说许定国部要来扬州屠杀，连夜奔逃往泰州，牲畜舟车抢用一空。史可法要各镇兵前来支援。刘良佐、刘泽清已准备降清，只有左都督刘肇基和总兵庄子固率兵来援。四月十五日，清兵已至扬州城外。当时史可法所率扬州守兵只有一万余人，攻城清兵约在十万人以上，面对险恶形势，史可法抱定与扬州城共存亡的决心，写好遗书寄给母亲和妻子诀别。清军统帅多铎派明降将李遇春到城下招降，史可法痛斥他的叛变行为，并用箭射他。多铎又派出招降的来使，史可法从城上缒下二健卒，把来人与招降书俱投入河中。多铎以后连发五封招降书，史可法都不拆看投于火中。多铎几次招降未成，遂下令猛攻。四月二十一日，总兵李栖凤等率其所部出城降清，守城力量更为单薄。四月二十五日清军炮击城西北隅，城崩塌，清军攻入。史可法自刎不死，要部将史德威用刀砍，“德威痛哭，不敢仰视”。清军至，可法大呼：“史可法在此！”多铎又向其劝降，史可法说：“天朝大臣，岂肯偷生作万世罪人！”又说：“城亡与亡，我意已决。”“但扬州百万生灵，既属于尔，当示以宽大，万不可杀。”史可法说完，慷慨就义，年四十五岁。史德威寻找其遗体，因天热腐变，无法辨识，一年以后，在扬州城外梅花岭建衣冠冢一座。

史可法被杀后，其部将仍继续英勇战斗。都督刘肇基“率所部四百人巷战”，杀敌数百人，全部牺牲。部将马应魁，“每战披白甲，书‘尽忠报国’四字于背，巷战死”。部将庄子固所率壮士七百人，“以赤心报国为旗号”，全体阵亡。文臣同死者十二人，督抚卫允文投水死，兵部右侍郎张伯鲸夺清兵佩刀自刎死。知府任民育，城破后，衣官服端坐堂上被杀，全家投井死。诸生高孝缵书衣襟曰：“首阳志，睢阳气，不二其心，古今一致。”于学宫上吊自杀。

评：朱由崧在南京所建的弘光政权，是农民军攻克北京后出现的第一个南明政权。它拥有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被寄予了恢复明朝重新统治全国的殷切希望。但朱由崧本人整日沉湎酒色，而以马士英为首的一批大臣贪得无厌，唯知争权夺利，排挤正直官员，结果，从崇祯十七年（1644）五月于南京监国，到第二年五月朱由崧从南京出逃，前后历时只短短一年。当时南京有人曾对这个腐朽政权讽刺说：“福人（指朱由崧）沉睡未醒，全凭马上（马士英）胡诌，幕府凯歌已休，犹听阮中（阮大铖）曲变。”这对腐朽的弘光政权确实是非常贴切的写照。

弘光政权被昏君朱由崧及马士英、阮大铖阉党集团所把持，立朝不久即陷入内外交困的艰危境地。而史可法“鞠躬致命，克尽臣节”，在逆境中竭尽全力，为恢复明朝而努力。他不为利诱，为国尽忠，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