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明穆宗　高拱

明穆宗朱载垕（1537—1572）　世宗朱厚熜的第三子，原封为裕王。世宗于皇太子朱载壑死去后，没有再立皇太子，嘉靖四十五年（1566）世宗死去，朱载垕按照遗诏继承了帝位，史称穆宗。年号隆庆，以继位的第二年为隆庆元年。

朱载垕登基后，大赦天下，世宗时的政令有不妥当的，都以遗诏的名义加以纠正：过去因进言而被斥逐的官员，都予以召用；已经死去的，都给以抚恤；搞斋醮迷信的方士，一律交司法机关处罪；一切与斋醮有关的布置，以及定例以外的采购，全都撤销；减去全国第二年田赋的一半，并免掉嘉靖四十三年（1564）以前所积欠的；把海瑞从监狱中释放出来。这些措施，使全国人都大受感动。这封遗诏是由当时的内阁首辅徐阶起草的。

隆庆元年（1567），穆宗任陈以勤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张居正为吏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二人由于曾任裕王府的讲读，所以都升官进入内阁。当时内阁大臣尚有高拱。高拱过去受到给事中胡应嘉的弹劾，以为徐阶在背后指使，就恨起徐阶，常故意与徐阶闹矛盾。这时，就借故削去胡应嘉的官职，并且发动别的官员上疏弹劾徐阶。而其结果，高拱自己因这种报复行为而不断地受到别人的弹劾，就只得请求罢官回去。徐阶由于对穆宗多次谏诤，所谏诤的又大多是宫禁里的事，引起宦官的不满，以致穆宗也不高兴起来，到了隆庆二年（1568），也只好自请退休。接替为首辅的是李春芳。他为人谨慎，处事稳重，穆宗感到满意。可是到了隆庆三年（1569）冬，穆宗又召回高拱，让他以大学士身份兼管吏部。高拱到职后，一反徐阶的做法。李春芳发表一点不同意见，高拱就极为不满。李春芳只得连连上疏请求辞官回去奉养父母。隆庆五年（1571），他被批准退休回家。这样，就由高拱担任了首辅。而在这以前，陈以勤自料经不起高拱的排挤，已经请求退休了。只有张居正还能对付着高拱，与他共事。总计隆庆时期的六年，先后担任首辅的，共三人，每人平均任职两年。由此可见当时大臣间倾轧的激烈。

穆宗怠于治政，耽于玩乐，登基不久就表现出来。隆庆元年（1567）正月初七，传话免于上朝；到了十五日，又传话免于上朝。给事中魏时亮上疏劝谏，奏章却被“留中”，穆宗毫不理睬。十月，穆宗下诏停止日讲，魏时亮认为天气尚未到严寒季节，不应当这么早就停止日讲，又进言劝谏。穆宗仍然不接受意见，只是把他的奏章交到有关官员归档罢了。隆庆二年（1568）春，给事中石星上疏谏诤，说穆宗“为鳌山之乐，纵长夜之饮，极声色之娱”，朝讲废除了，奏章压下了，让几个宦官擅权，再这样下去，国家就无可救药了。穆宗知道后，大怒，就下诏罚石星杖刑，并且削职为民。隆庆三年（1569），尚宝司丞郑履淳上书谏诤，提醒穆宗：继位三年了，“曾召问一大臣，面质一讲官，赏纳一谏，以共画思患预防之策乎？”他希望穆宗能关心国家大计，任用贤良，不被小人所迷惑，不沉溺于美色珍奇的玩乐。奏章呈上去，穆宗更是大怒，就罚郑履淳杖刑一百，关入刑部监狱几个月，后来靠着其他官员的求情，才被释放出来，削职为民。

穆宗没有大兴土木建筑，但是他下令从户部大批调取银两，用于“创鳌山，修宫苑，制秋千，造龙凤舰”。他每年从国库中征拨银两，购求珠宝，供内宫挥霍，比世宗时要多。凡是进行谏诤的，都没有好结果。隆庆二年（1568）九月，工部尚书雷礼弹劾太监滕祥诱惑穆宗醉心玩乐，穆宗看到奏章后，竟命令雷礼退休。隆庆二年（1569）五月，御史詹仰庇上书批评“内官假上供名，恣意渔猎，利填私家”，宦官对他恨之入骨，便怂恿穆宗对他惩罚。按照当时的规矩，言官上书不许用“照”字，宦官因指詹仰庇在奏疏中用了“再照人主”四字为“大不敬”。穆宗大怒，下诏说：“仰庇小臣，敢照及天子。”就把詹仰庇廷杖一百，并削去官职。

穆宗即位之初，北部边境时有战争发生。隆庆元年（1567）九月至十月，京师为此曾戒严一次。这一年，广东还曾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隆庆三年（1569），陕西也爆发起义，起义军后来还曾转战到四川。以上只是就影响较大的而言。而当时明朝府库空虚，财政问题极为严重，户部尚书刘体乾十分担心经费无着，穆宗却仍下令索取太仓银三十万两。许多大臣纷纷谏诤，穆宗迫于形势，才只好批示：你们说户部银两缺乏，可是内库银两也是缺乏。既然形势如你们所说，那就拿十万两来吧。以后不要再上奏章找麻烦了。

穆宗在位五年多，于隆庆六年（1572）五月间死去，年三十六岁，葬昭陵。

高　拱（1512—1578）　字肃卿，新郑（今属河南）人。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以后曾任翰林院编修，又在裕王府中担任了九年侍讲。严嵩、徐阶掌权时，都曾向世宗推荐过他。他的青词写得好，受到世宗的赞赏。嘉靖四十五年（1566），被升为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高拱骤然受到重用，颇为自负，因此与徐阶渐渐产生了矛盾。

穆宗即位，高拱升为少保兼太子太保。徐阶虽然是首辅，但高拱自认为是当日裕王府的旧臣，因此多次与徐阶闹对立，徐阶对他越来越不能忍受。这时候陈以勤和张居正都进入了内阁，张居正虽也曾在裕王府担任过侍郎，却对徐阶比较尊重，所以徐阶草拟世宗的遗诏时就只跟张居正商量。这样，高拱心里更加不平。到了商讨穆宗即位后奖赏官兵以及请穆宗裁决大臣去留的事，徐阶全然不依从高拱的主张，二人间的裂痕就愈来愈深了，甚至在内阁中发生了公然的吵骂。此后，言官对高拱的弹劾，几乎每日不断，连南京科道以及拾遗都参加了。高拱不安于位，就在隆庆元年（1567）五月请求退休回乡。不久，徐阶也退离了首辅的职位。

到了隆庆三年（1569）冬天，穆宗召高拱以大学士兼掌吏部。高拱于是全盘推翻徐阶的工作，凡是世宗时得罪的官员被徐阶平反了的，一律无效。高拱还上疏说：“这样平反，等于说先帝做错了事。先帝在天之灵怎样安心？”司法部门判了方士王金死罪，因为他曾给世宗吃过丹药。高拱又上疏道：“说先帝被王金所害，死于非命，有损于先帝的令名。”结果减刑为流放。他不遗余力地跟徐阶作对，一心想加重徐阶的罪罚，还将徐阶的儿子流放到远地。

不过，高拱也自有他的才能。他掌管吏部工作时，设法将各种人才都普遍加以了解，而且利用各种机会和他们认识。这样，即使仓促间需要举用任命，也都能用人得宜。他还考虑到当时边疆多事，请求增配兵部侍郎，作为总督的后备人选。由侍郎调出去去任总督，又由总督调回兵部来任职，轮番锻炼，充实了边防人才。他又认为“兵者专门之学”，不经过多年培养磨炼，应付不了突发事件。所以，他主张慎选兵部司属，尽量用那些有智谋、懂军事的人，而不要随便将他们调动，一旦边疆有事，兵备督抚就从这些人中选拔。他对在边疆任职的官吏很是重视，认为他们责任重大，不宜由杂流以及贬谪的人来担任。他的这些意见，穆宗都加以采纳。另外，高拱主张用人“勿循资格”，认为科贡可以与进士并用；考察官员时，不应只凭书面材料，而应多方面实地了解；对于被罢黜的人员，应该告诉理由，让大家心服。穆宗也都同意了他的这些意见。

当时贵州抚臣上奏，土司安国亨将要叛乱。朝廷命令阮文中去代理巡抚。临行时，高拱嘱咐阮文中：“安国亨必定不会叛乱。你去，切不要刺激他而引起事变。”后来事情果然如他所言。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来投降，总督王崇古接受了，并且请朝廷封给他一定官职。朝议时许多官员不同意，高拱和张居正力排众议，结果处理得很妥当，使边境出现了较为平靖的局面。高拱又怕将士们懒散起来，就再请皇帝命令边臣乘着闲暇，严加整顿，另外时常派遣大臣前往视察。这些措施，对保障穆宗时期国家的安定，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隆庆五年（1571），李春芳退休，高拱当上了首辅，自此以后就日益骄横起来。虽然他起初比较清廉，但后来他的门生和亲戚行贿赂的很多，引起了舆论的不满。高拱个性耿直而高傲，同僚都忍受不了，只有张居正能在表面上同他安然共处。

隆庆六年（1572）春天，穆宗病重，召集高拱、张居正、高仪嘱托后事。宦官冯保假传旨意，让自己也参加了顾命的重任。冯保与张居正交结颇深，而在此以前，他因未能及时升任司礼监而一直对高拱怀恨在心。

穆宗死后，神宗即位。高拱认为神宗年纪幼小，要防止宦官专政，就上奏削减司礼监的权力，将一些权力归还给内阁。同时，他又让给事中雒遵、程文联合上疏攻击冯保，而自己从中草拟了旨意，准备将冯保斥逐出去。他将这些部署派人通报给张居正。张居正暗下告诉了冯保，冯保急忙赶到皇太后面前诉说高拱擅权。皇太后接受了冯保的谗言。第二天召集群臣，说是宣读两宫和皇帝的诏命。高拱以为必定是为了斥逐冯保，就快步进去。等到宣读诏命，竟是历数自己的罪行，而且要逐出朝廷。他不得已只得黯然返乡。在家闲居数年后，于万历六年（1578）去世，年六十七岁。

评：穆宗即位之初的一些善政，是由于实施了徐阶所起草的遗诏。后来穆宗虽然没有大兴土木，然而耽于玩乐，国库银仍被挥霍了不少。大臣们多次谏诤，反而大都受到了惩罚。穆宗在位期间，相对来说形势尚不是十分危急，然而社会政治状况却也并不安定。在明朝历代皇帝中，穆宗可说是一名平庸之主。

高拱是有才能的，也做出过一些好事。但是，他傲气凌人，报怨心重，最后却失算了，以致被斥逐返乡。他的悲剧是当时官场相互倾轧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与他个人的某些性格特点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