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李东阳　杨廷和

李东阳（1447—1516）　字宾之，号西涯，原籍湖广茶陵（今属湖南），曾祖父时迁居京城。天顺八年（1464），十八岁，考中进士；选拔为庶吉士。成化元年（1465），授任编修。成化十年（1474），升为侍讲，后来又升为侍讲学士、东宫讲读官。

弘治四年（1491），参与编纂《宪宗实录》完成，升为太常寺少卿，同时仍兼着原来的职务。第二年，发生旱灾，孝宗征求意见，李东阳摘录《孟子》中的有关章句，附以自己对时政得失的看法呈上去，孝宗表示赞同。弘治七年（1494），他被擢升为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入内阁专门从事起草皇帝的命令。第二年，开始参与内阁机务。后来，升为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弘治十七年（1504），重新修建阙里孔庙完成，李东阳被派往祭祀。他回来后曾奏上一疏，将路上所见到的旱灾情形和老百姓的困苦状况，都如实地加以反映。接着说道：京城土木繁兴，供役军士财力全都耗尽；势家豪族，田连郡县，仍旧请乞不停；织造内官，放纵群小横行，使得小官小民，不得安宁；而皇帝所下的很多诏旨，都因被牵掣而没有完全实行。所以他请求孝宗将内外诸臣过去的奏章拿出来，仔细地选择其中的好意见，果断地加以实行。孝宗读了奏疏，颇为同意。李东阳还常乘孝宗召集阁臣面议政事的机会，和首辅刘健等尽心尽力地提出建议或规谏。可是第二年孝宗就去世了。孝宗去世前，曾召见李东阳、刘健、谢迁三位阁臣，在病榻上把太子朱厚照托付给他们，希望他们能辅助朱厚照成为贤明的君主。他们三位接受了孝宗的临终嘱托，但是没有能够做到。朱厚照即位后史称武宗，宠信太监刘瑾等，成为明代著名的一个昏君。

武宗自幼喜欢玩乐，爱好骑射。即位不久，李东阳、刘健、谢迁三位顾命大臣就上疏诤谏，武宗不听。于是三人就请求辞职回乡。由于此前讨论处置刘瑾问题时，刘、谢二位的言词激烈，李东阳比较缓和，所以刘、谢二位被批准了，而李东阳一人被留任下来。李东阳认为可耻，再次上疏请求辞职，仍旧没有被批准。他设宴为刘、谢二位饯行时，不禁掉下泪水。刘健严肃地说：“为什么要掉泪？如果当时也竭力诤谏，就会和我们一样，一道上路。”李东阳默然。而这时，刘瑾更受武宗的宠信，焦芳也被引入内阁帮着干坏事，忠直的臣子差不多都被贬谪或除名了。李东阳虽然被升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但起不了什么作用，只能应付他们，避免他们加罪陷害。曾有过这样的事，李东阳奉命编《通鉴纂要》，编成以后，刘瑾让人挑出笔画上的小毛病，把几个誊写官除名，还想借此牵涉到李东阳。李东阳感到处境十分困难，只得通过焦芳和张綵从中斡旋，才算无事。

正德二年（1507），尚宝卿崔璿、御史姚祥、主事张玮被巡逻士卒所诬陷，逮捕起来在长安门带枷示众。李东阳曾上疏营救，才减轻处罚。正德三年（1508），给事安奎（一作方奎）、御史张彧触犯了刘瑾，被颈上带枷，李东阳曾上疏营救；都御史杨一清被逮捕入狱，李东阳也曾上疏营救。有个姓梁的山东人，自称过去曾捕获盗贼七十人，有关的官员接报告后，就准备用新规定来处罪这七十人的旧案。李东阳上疏进言，如果这样做，一百年以前的案子都要重新查究，事情就乱了，于是这事才作罢。刘瑾为了要使政敌倾家荡产，设立“罚米法”，起初只罚一二百石，后来逐渐增加到一千五百石。李东阳婉转地劝阻，刘瑾不听。后来刘瑾要在各府州县设预备仓，李东阳进言，罚米运送到边仓，多劳少益，不如运送到当地的预备仓。这样，也总算减省了运输之劳。刘健、谢迁、刘大夏等人几乎遭受杀身之祸，都是依靠李东阳的出力而得到解救。所以，李东阳在朝廷里暗中保护好人还是有功的。但是，看重气节的人都指责他。侍郎罗玘修书劝他早日退休，甚至不愿再对他自称门生。李东阳接到信后，只是低头长叹。

内阁大臣中，焦芳已跟太监结成一伙；王鏊虽然正派，但是还不能和刘瑾匹敌，李东阳就再联合杨廷和，以增加力量。可是不久王鏊辞官，接替他的是刘宇、曹元，二人都是刘瑾的同伙。这样，李东阳的力量就显得更加单薄了。正德五年（1510）秋天，刘瑾被处死，李东阳上疏自责：“我在内阁工作，职责和刘瑾相关。刘瑾将皇帝交下撰写的敕令，或者提出相反意见，或者任意加以窜改，或者带回家中让别人代笔，结果弄得真假难分，无从辨析。我虽然曾委婉地作过些纠正，希望能有所补救，但是因循隐忍，损害也是很多的，所以也应当罢黜。”武宗却挽留他，后来还升了他的爵位。御史张芹弹劾他，武宗发怒，削了张芹的俸禄。李东阳再次请求退休，武宗仍是不许。这时候焦芳、曹元已经被罢官，刘忠、梁储进入内阁。而由于张永、魏彬、马永成、谷大用等人仍在掌事，武宗照样耽于玩乐。李东阳在朝廷上虽然不少次上疏诤谏，却始终没有被采纳。

正德七年（1512），武宗心血来潮，准备把宣府边军五千人调入京城，而将京军五千人调往宣府，每年春秋季节轮番更替。内阁商议时，李东阳等认为不可这样做，其他大臣以及言官们也都进言谏阻。可是武宗的意思已经定下来了，派太监催促从速票拟，非要在当天夜里批出不可。李东阳等就专门上了一疏，陈述京、边官军这样互调，是无事而动，有伤国威，难免引起惊疑，而且靡费极大，甚至可能“患生于肘腋”。他们表示不能接受这项诏命。可是第二天，武宗却从内宫降下圣旨。于是江彬等人就将边兵调入京城，派入豹房。李东阳过去数次请求退休都没有被批准，这次再请求退休，终于被批准了。四年后他去世，年七十。

李东阳擅长诗文，字也写得十分漂亮。由于他的地位高，声望大，因而追随他的人很多。在诗歌方面形成一个流派。因他是茶陵人，所以文学史上就把他这个诗派称为茶陵派，归入这派的有彭民望、谢铎、张泰、陆钺等。

杨廷和（1459—1529）　字介夫，新都（今属四川）人。十二岁考中举人，十九岁时先于他父亲成进士。正德间升入内阁，因在讲筵时指斥佞幸，触犯了太监刘瑾，一度被调官南京。后来又被召回，升为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而这时候刘瑾更加骄横，和大臣焦芳、张綵二人内外勾结，杨廷和与首辅李东阳周旋其间，只能做点补救工作而已。正德五年（1510），安化王朱寘发动叛乱，以讨伐刘瑾为名。杨廷和等草拟了赦诏，擢升边将仇钺，对乱党进行离间。仇钺果然将朱寘擒获。接着，太监张永揭发了刘瑾的罪行，刘瑾被处死。于是杨廷和又因功升为少傅兼太子太傅、谨身殿大学士。后来又因推荐人才，平定刘六、刘七以及赵等人的造反活动，特升为少师、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到了李东阳退休，杨廷和就成了首辅。这时候的武宗常常不临朝治政，只是纵情巡游大同、宣府、延绥等地，耽误了许多政事。杨廷和多次诤谏，当面向皇帝陈述了广开言路、通达下情、调还边兵、革除宫市、罢去皇店、遣出西僧、减省织造等十多条建议，却都没有被采纳。皇帝巡游到宣府，杨廷和上疏请皇帝回驾，皇帝不理。杨廷和与大学士蒋冕赶到居庸，想出关面请，武宗命令谷大用守住关门，二人只得回来。后来武宗准备回驾，命令群臣必须制造旗帜和幕帐，在沿途迎接。杨廷和借口这是乡间习俗，不宜用来对待皇帝，没有照办。

御史萧淮揭发宁王朱宸濠的造反阴谋，钱宁等人包庇朱宸濠，而诬陷萧淮在挑拨离间。杨廷和建议派遣贵戚大臣带着诏敕前去审理，没收宁王的护卫和屯田。但是所派去的官员还没有到达，朱宸濠已经公开造反。皇帝正想外出巡游，就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后军都督府、太师、镇国公朱寿”，筹备亲自率兵去征讨。杨廷和等大臣竭力劝阻。武宗命杨廷和起草大将军南征檄文，他不肯。武宗发怒，就找借口指责他偏私同乡人。杨廷和请罪，并请求辞职，皇帝不准许。杨廷和托病不处理公务，武宗自管传旨起兵南征。

武宗南征的时间很长，将近两年。朝廷中的事由杨廷和主持，都处理得比较稳妥。他曾经上了数十疏，请求皇帝早日回驾，皇帝全都不听。这时，叛乱的事早已经平定，朱宸濠也已经在通州被处死，而武宗却病得不行了。正德十五年（1520）十二月武宗回到京城，第二年三月间就在豹房里死去。武宗没有儿子，由谁继位成为问题。杨廷和拿出《皇明祖训》做依据，说：“兄终弟及，谁敢不遵照着办？兴献王的长子，是宪宗的孙子，孝宗的侄子，大行皇帝的堂弟，按照伦常秩序应当立为皇帝。”少师梁储等都表示赞成。皇太后懿旨一如杨廷和所请，于是继承帝位的问题就这样解决。

从武宗去世到世宗即位，杨廷和总揽朝政三十七天。在这段时间里，杨廷和用颁发武宗遗诏、皇太后懿旨和世宗登极诏书的办法，对旧政做了不少改革。其中用武宗遗诏做的改革有：召入京师的边镇官兵撤回原地；革去皇店；豹房番僧及少林僧、教坊乐工以及各方进献的女子一律遣散；释放无辜被囚禁的人；停止京城里并非当务之急的工程；把宣府行宫里的金银财宝收归内库，等等。用皇太后懿旨名义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收捕平虏伯江彬。当时江彬拥有重兵，自知作恶多端，天下憎恨，就想乘机谋反。杨廷和与大学士蒋冕、毛纪等设计，借坤宁宫安置兽吻，让江彬进宫行礼，传懿旨将他逮住，接着将他处死。用登极诏书解决的问题最多，正德期间遗留下来的政治腐败现象差不多都加以清理整顿。当时裁撤的锦衣卫、内监局旗校工役就达十四万八千七百人；减免漕粮一百五十三万二千多石；那些以中贵、义子、传升、乞升等等名目得官的，大半都被罢斥。杨廷和的这些改革，深得人心，大受人们的称赞。只有那些失去既得利益的人，才恨他入骨，甚至想乘杨廷和上朝时行刺他。于是特诏派一百名士卒卫护杨廷和。

明世宗朱厚熜登基，礼官所拟定的一些有关文件里，都按照皇子继位的格式处理。世宗不高兴，认为按照遗诏只是来继位，而不是成为皇子来嗣登。世宗还想称他的生身父母为帝后。杨廷和与蒋冕、毛纪一起上奏，以“前代入继之君，追崇所生者，皆不合典礼”为理由，希望世宗能以程颐的《濮议》为准则，继承帝位而不尊崇生身父母。而世宗却以观政进士张璁奏疏中说的“当继统，不继嗣”做依据，下了手敕。杨廷和将手敕封还。有关史料表明，杨廷和在这个问题上曾先后四次封还皇帝的批示，上的奏章几乎达到三十次，令皇帝恼恨在心。于是言官史道、曹嘉就弹劾杨廷和放肆，不遵守人臣礼节。但杨廷和并不屈服，仍坚持自己的主张，并把张璁安排到南京去任刑部主事。

明世宗热衷于斋醮，杨廷和竭力诤谏。江左连年歉收，中官仍旧请求派遣官员督促织造，不少官员进言停止，皇帝不听，杨廷和等就拒不草拟敕命。在这以前，杨廷和曾多次上疏请求退休，这时又坚决请求，皇帝同意了。给事、御史多人请求挽留杨廷和，皇帝不加理睬。杨廷和去了以后，世宗就按自己的意思改称孝宗为皇伯考。杨廷和的儿子杨慎率领群臣伏阙哭谏，被杖罚后贬谪云南。接着，有人诬陷杨廷和及其次子兵部主事杨惇、婿修撰金承勋、同乡侍读叶桂章等等相互请托营私，于是全都被捕入诏狱，经过审讯而没有依据，才被释放了。

嘉靖七年（1528），《明伦大典》完成，世宗下诏，要定继承帝位时参与诤谏的群臣之罪。而认为杨廷和“谬主《濮议》，自诡门生天子、定策国老”，按法应当处死，姑且削职为民。第二年六月，杨廷和死去。过了很久，世宗向大学士李时问起太仓里还有多少储粮，李时回答说：“可以支持数年。这全是由于陛下登基诏书裁革冗员所得的成效。”皇帝叹息说：“这是杨廷和的功绩，不可埋没他呵。”到了隆庆初年，杨廷和被恢复原有的官爵，赠衔太保，谥号文忠。

评：明武宗昏庸，宦官擅政，老臣和正直之士多被斥逐。李东阳周旋其间，没有什么大的作为。但是他曾经多次上疏诤谏，而且尽力营救许多无辜受害者，应当予以肯定。他的诗作虽被认为独成一派，却仍未能摆脱台阁体的影响。

武宗统治末期，有皇族叛乱，有农民起义，然而明代仍得以维持下来；武宗死去，世宗还没有即位，这段时期里没有大的政治波动，而一些措施深受人们的称赞，这不能不归功于杨廷和的努力。世宗曾将杨廷和削职为民，但最后也不得不承认杨廷和之功不能抹煞。旧史书评价杨廷和“有经济之远略”，“诛大奸，决大策，扶危定倾，功在社稷”，应该说是比较公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