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明熹宗　魏忠贤

明熹宗朱由校（1605—1627）　是光宗朱常洛的长子。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初一，朱常洛即位为光宗，宣布改年号为泰昌，以明年为泰昌元年。可是一个月后，朱常洛病死，遗诏由皇长子继承帝位。这样，朱由校在群臣拥戴下成为明史上的熹宗，改年号为天启。经过大臣的商议，以这年八月以前为万历年代，以这年的八月至十二月为泰昌年代，而以明年（1621）为天启元年。

光宗死前曾服过鸿胪寺丞李可灼所进的红丸药，首辅方从哲在光宗死去的当天就拟旨给李可灼以赏赐，于是引起御史王安舜等人的弹劾。这就是明宫三大案之一的“红丸案”。大臣间本来就已经形成派系，这时又借机相互攻击，争论了好一段时间。后来李可灼被判为流戍，曾给光宗看过病的内侍崔文升发往南京安置，此事方算暂时了结。

熹宗准备举行正式即位仪式，颇有野心的李选侍却仍占住乾清宫。按照当时的看法，“内廷有乾清宫，犹外廷有皇极殿，惟天子御天得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所以必须令李选侍迁出，于是就发生了所谓的“移宫案”。经过兵科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以及吏部尚书周嘉谟等人的激烈斗争，加上太监王安的密切配合，李选侍只得迁了出来。于是熹宗在第二天正式举行了登基大典。

熹宗即位后，任用了一些正直的官吏，所以天启初期的政治还能向着比较清明的方向发展。例如对于吏治的整顿，根据大臣的建议，采取了比较有效的考核办法；为了解决士兵的困难和减轻一般群众的赋税负担，曾四次拨出内帑共五百三十万两，充当军饷犒赏士兵；天启元年（1621）七月，曾准免织造新颁袍式三分之一；天启二年（1622）二月，下令免天下带征钱粮两年，北直隶还并免加派。可是由于大臣们局限于门户之见，仍在“红丸”等案上费了不少精力。不仅未能将好的措施继续向前推进，反而让奸邪的客氏和魏忠贤有机可乘，形成一股势力，并猖獗一时。

客氏是熹宗的乳母，十八岁入宫。魏忠贤入宫为宦官，与客氏相要好，二人都得到熹宗的宠信。熹宗即位未到一个月，即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并荫其子侯国兴、弟客光先为锦衣千户。魏忠贤不久也就从惜薪司调为司礼秉笔太监，其兄魏钊也成为锦衣千户。天启元年（1621），大学士刘一燝曾经进言，请求将客氏从皇宫遣出。熹宗却恋恋不舍，借故拖延，甚至掉下泪水，吃不下饭。于是另一些官僚，如给事中霍维华、礼部尚书顾秉谦、南京礼部侍郎魏广微等纷纷投靠魏忠贤。正直的官员，如杨涟于天启四年（1624）上了有名的二十四罪疏弹劾魏忠贤，但是经过客氏在熹宗前求情，魏忠贤丝毫不受处罚，杨涟反而受到“严旨切责”；御史黄尊素、李应升、袁化中，吏部都给事中魏大中，南京兵部尚书陈道亨，抚宁侯朱国弼等，先后都曾上疏弹劾，总数不下百余次，可是也都被“传旨切责”。大学士叶向高及礼部尚书翁正春上疏，“请遣（魏）忠贤归私第以塞谤”，熹宗仍是传旨不准。从此魏忠贤一帮便进行反扑，凡不依附他的人都受到打击，而对他进行过弹劾的人更难逃厄运。屯田郎中万燝被杖死；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以及魏大中等都被罢黜，高攀龙后来甚至被迫投水而死；先后担任首辅的叶向高、韩、朱国桢挨个被斥逐。天启五年（1625）有“六君子之狱”，天启六年（1626）有“七君子之狱”，杨涟、左光斗、周顺昌等都惨遭杀害。过去的“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又都按魏忠贤一帮的意思翻转过来，而且还编写了《三朝要典》，篡改历史，以为进一步迫害正直人士提供口实。所以，天启中后期的政治极度黑暗。

在这种情势下，万历年间即已十分严重的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如大量土地被豪门权奸霸占；转嫁赋税和加派辽饷不断加重人民负担。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形式的反封建压迫剥削的斗争接连发生。举其规模较大、影响较深的来说，天启二年（1622），徐鸿儒、于弘志领导山东、直隶地区白莲教起义；天启四年（1624）十二月，两当发生民变；天启六年（1626）八月，有陕西起义，十二月有广西起义；天启七年（1627）正月，桃源发生起义；三月，澄城发生起义。此外，军队也常发生兵变，如天启四年（1624）就曾发生杭州兵变和福宁兵变。这些起义和兵变虽然都被镇压下去，但社会的急剧动荡由此可见。

熹宗喜欢玩耍，平时爱好自己动手用锯斧营造房屋。建成后自我陶醉一番，然后随弃随建，乐此不倦。如大臣在他玩耍时向他上奏事情，他听后常常说：“你们用心做去。我知道了。”因此让魏忠贤这些人钻了空子，使得当时朝廷内外，只知道魏忠贤的威风，而好像没有熹宗的存在一样。天启六年（1626）八月，熹宗来到西苑，和小太监划小船玩乐。正划到水深处，忽然起风，小船翻覆。两个小太监溺死，熹宗被救上来，但从此生了病。天启七年（1627）夏天，熹宗病情加剧，于八月间死去，年二十三岁，葬德陵。

魏忠贤（1568—1627）　河间肃宁（今属河北）人。少年时游手好闲，品行不端。由于为赌债所逼，就自行阉割，改姓名为李进忠，于神宗时混入宫中为宦官。起初在甲字库供职，后来担任皇长孙朱由校的母亲王才人的典膳，结交了魏朝。魏朝这时和朱由校的乳母客氏相要好，二人结成“对食”（宦官和女人结成类似夫妻的一种关系）。客氏见到李进忠，就爱上他而疏远了魏朝，引起魏朝的争吵。朱由校知道此事，裁定李进忠和客氏成为“对食”。此后李进忠恢复魏姓，并由朱由校赐名忠贤，当上了惜薪司太监。

神宗死后，光宗继位；但光宗继位才一个月也死去，就由朱由校继位，历史上称为熹宗。魏忠贤和客氏都受到了宠信，不到一个月，客氏被封为奉圣夫人，魏忠贤也升为司礼秉笔太监兼提督宝和三店。魏忠贤不识字，按理不应当成为司礼秉笔太监，但由于客氏这层关系，熹宗就让他担任了这个在内廷中最享有权势的职务。魏忠贤和客氏乘着熹宗的宠信，竭力排斥异己宦官。如魏朝被发配凤阳，后来被缢死；为熹宗即位出过力的王安，先被降为净军，发往南海子，后被断去饮食，最终被扑杀。而与此同时，魏忠贤利用司礼监王体乾以及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等作为帮凶，内廷的各个重要部门都为他们所把持。当时也有大臣提出，应当把客氏迁出宫外，而熹宗却依恋不舍，只得作罢。有几位臣子进行过谏诤，都受到斥责，甚至被贬了官职。魏忠贤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暗中与大学士沈勾结起来。他还建议熹宗在宫中训练武装宦官；又诱导熹宗每天举行歌舞或射猎等玩乐活动。刑部主事刘宗周进行弹劾，熹宗勃然大怒。幸而得到大学士叶向高的救援，刘宗周才得以免罪。

这时候，自神宗以来即已存在的党争问题仍在继续。非东林党人企图借助魏忠贤势力搞垮东林党人，于是纷纷依附魏忠贤。这样，魏忠贤在外廷的势力也逐渐扩张。天启元年（1621）冬，大学士刘一燝、吏部尚书周嘉谟都认为兵科给事霍维华并非正派之士，就利用年例的机会将他外放为陕西佥事。然而霍维华已经依附魏忠贤，其同党给事中孙杰就上疏弹劾刘一燝、周嘉谟，由魏忠贤设法迫使二人罢职而去。当时的熹宗耽于玩乐，对于政事十分荒怠。魏忠贤乘机擅政，从天启三年（1623）起还总督东厂，从此东林党人和一些正直的人士不断受到陷害。

天启四年（1624）四月，魏忠贤和党羽制造汪文言狱，企图罗织罪名，给东林党人以严重打击。虽然后来只是汪文言被廷杖革职，他们的最终目的没有达到，但是已使正直的人士感到再不能等闲对待。于是这年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方面的罪恶。接着有都给事中魏大中、抚宁侯朱国弼、南京兵部尚书陈道亨等七十多人交章论列魏忠贤的不法行为。叶向高和礼部尚书翁正春也上疏请熹宗谴责魏忠贤，以平息百官的愤慨。熹宗不仅都不答应，还对进行弹劾的官员严旨切责。这样，魏忠贤见自己的地位已经比较稳固，就开始反扑：不久郎中万燝被杖死；叶向高被逼走；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以及魏大中等被罢黜；吏部侍郎陈于廷、左佥都御史左光斗以及杨涟等被革职；首辅韩、朱国祯被排挤。而与此同时，魏忠贤大量安插党羽：由顾秉谦担任首辅，控制内阁大权；由魏广微掌管吏部，黄立极等掌管礼部，崔呈秀掌管兵部兼都察院，吴淳夫等掌管工部。又以朱童蒙、郭允厚为太仆寺少卿，吕鹏云、孙杰为大理丞；恢复霍维华、郭兴治为给事中，徐景濂、贾继春、杨维垣为御史，等等。据史书记载，魏忠贤所安插的党羽，还有“五虎”、“五彪”、“十狗”以及“十孩儿”、“四十孙”等等称号。总之，从内阁、六部，以至四方总督、巡抚，都有他的死党了。

随着地位的巩固和权势的扩张，魏忠贤和同党又加紧对正派官员特别是东林党人的迫害。他们搞了许多黑名单。如魏广微与顾秉谦点《缙绅便览》；崔呈秀造《同志录》、《天鉴录》；王绍徽撰《点将录》；阮大铖编《百官图》，他们把邹元标、顾宪成、叶向高、刘一燝、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一百多人看成“邪党”，而将贾继春、霍维华、徐大化等六十多人看成“正人”。他们将这些名单进给魏忠贤，由他按名单进行黜陟。而魏忠贤心极狠毒，打击异己不择手段。他利用东厂特务，凡被缉拿的人，不论是否真的犯罪，几乎都要弄得家破人亡。中书吴怀贤读到杨涟的弹劾奏疏，不禁赞叹，被人告发，立即处死，家被抄没。当时被杀害的人不可计数，而规模最大的事件要算：六君子之狱，七君子之狱，以及炮制《三朝要典》。

六君子之狱发生于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及其党羽借故再次逮捕汪文言，并炮制假供词，以诬陷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六人。他们对六人严刑拷问，夹、拶、棍交替使用。最后指使狱卒在狱中将他们谋害。杨涟死时，土囊压身，铁钉贯耳，惨不忍睹。顾大章不愿受苦，饮药自杀未成，上吊死去。

七君子之狱发生于天启六年（1626）。魏忠贤及其党羽以苏杭织造太监李实名义上疏，诬陷高攀龙、周宗建、缪昌期、李应昇、周顺昌、黄尊素、周起元七人贪赃枉法。其中除高攀龙在无锡家中闻知即将被逮捕，写下遗书投水自杀外，其余六人被逮捕后都冤死狱中。苏州和常州因而曾发生民变。

炮制《三朝要典》的事发生于天启六年（1626），目的是为了对梃击、红丸、移宫三案进行翻案，编成史书，进一步迫害正派人士。天启三年（1623），以叶向高为总裁的撰写班子曾经修成《光宗实录》。其中有关三案的结论，魏忠贤及其党羽极不满意。天启五年（1625）二月，御史杨维垣首先翻梃击案。同年四月，给事中霍维华上疏评论三案，认为三案都要重新作出结论。于是魏忠贤传旨，命令修改《光宗实录》。同年五月，礼科给事中杨所修建议收集三案奏疏，仿世宗时所编《明伦大典》，编辑专书，颁示天下。天启六年（1626）正月，杨所修的建议被批准，并确定书名为《三朝要典》，由顾秉谦担任总裁。同年六月，全书经修订后完成。其中三案的结论完全体现魏忠贤这帮人的观点。随着三案结论的翻转和《三朝要典》的编成，凡有关三案人物的处理也完全颠倒过来。李可灼被免去流戍，崔文升被擢用为提督漕运河道。而王之宷既被革职，又被逮入诏狱，于天启七年（1627）死在狱中。孙慎行早已告病在家，《三朝要典》修成后受到追劾，被判流放宁夏，只是未及出发而熹宗死，新皇帝即位，才得赦免。

这时候，魏忠贤的权势真是烜赫一时。不仅他自己冒功，频繁地受到奖赏，被封为魏公，而且连亲戚中不会走路的婴儿都封为侯或少师。魏广微身为吏部尚书，为了巴结魏忠贤，起先以同姓尊他为兄，后来竟自贬辈分而称他为叔。魏忠贤外出时，士大夫都遮道拜伏，甚至高呼“九千岁”。魏忠贤向皇帝上疏，不具名而只称自己为“厂臣”。大学士黄立极等票拟时，也用“朕与厂臣”的字样，而不敢用魏忠贤的名字。有一次山东出产了一头麒麟，巡抚李精白画了图形上报，黄立极等所拟圣旨里竟说“厂臣修德，故仁兽至”，对魏忠贤大肆吹捧。而全国各地为了献媚，从天启六年（1626）六月浙江巡抚潘汝祯开始在杭州为魏忠贤建生祠以来，第二年即达四十多座。不仅数量多，而且都极为豪华。而在建祠过程中，主持者又竭力对魏忠贤进行吹捧揄扬，如有称颂他为“尧天帝德，至圣至神”的。监生陆万龄在奏疏中说：“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与先圣并尊。”而当生祠建成后，又都举行五拜三叩头的隆重仪式，对魏忠贤表示忠诚，极尽媚态。如果稍有不同意见，或态度稍欠积极，即被革职，或被处死。

天启七年（1627）八月，熹宗死去。因无子，故按遗诏由皇五弟信王朱由检继承帝位。朱由检为信王时，对魏忠贤的罪恶已有了解，但他因觉时机尚未成熟，并不立即动手予以惩治。到了十月，形势起了变化。魏忠贤的党羽感觉不妙，开始分化。先是杨所修、杨维垣攻击崔呈秀，试探思宗的态度。接着，主事陆澄源、钱元悫、员外郎史躬盛交章论列魏忠贤。又有嘉兴贡生钱嘉征弹劾魏忠贤十大罪：一、篡夺帝权；二、欺压后妃；三、肆意用兵；四、目无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不尊圣贤；七、滥封爵位；八、冒领边功；九、剥削百姓；十、勾结群臣，徇私枉法。魏忠贤很是恐慌，急忙以重金贿赂此时任司礼秉笔太监的徐应元，请他帮助说情。思宗知道后，斥逐了徐应元，并于十一月初一，下令把魏忠贤发往凤阳。初四日，又下诏逮捕法办。这时魏忠贤正在赴凤阳途中，初七日在阜城得到这个消息，自料难逃被诛，就自缢而死，年六十岁。思宗命令磔其尸体，并且在其家乡河间悬首示众。同月十七日，客氏也于浣衣局被笞杀。魏忠贤的其他党羽，根据情节轻重也都受到惩治和处理。

评：熹宗是一个平庸懦弱的皇帝，让魏忠贤擅政，赏罚无度，忠良之士都遭到了迫害，甚至惨死。明朝到了这种地步，不灭亡已是不可能的了。

明朝宦官擅权为祸，可说接连不断。魏忠贤建生祠，被呼为“九千岁”，威势之盛为过去宦官所罕有。而打击异己，陷害忠良，他的手段也极是狠毒。他最后虽被思宗除去，但是已经搞乱了的明代政治，矛盾尖锐，思宗却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收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