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明神宗　张居正

明神宗朱翊钧（1563—1620）　是穆宗的第三子，六岁时被册立为太子。隆庆六年（1572）五月，穆宗死去，他继承帝位，而这时他才十岁。他的年号为万历，以即位后的次年（1573）为万历元年。

神宗即位后的最初十年，大权由首辅张居正掌握，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死去，神宗亲自掌握大权，这时他已长大成人。他不满于过去张居正对他的束缚，就借故削去张居正生前的一切官职和封号，还抄了张居正的家。

神宗初掌大权时，励精图治，不怕辛劳。万历十二年（1584）八月至第二年四月，北京地区旱情严重。他率百官到南郊祭祷求雨，往返二十里，坚持步行而去，步行而归。万历十三年（1585）五月十九日，他于临朝以后，又在平台召见辅臣，商议政务。他还表示出关心民间疾苦，重视生产。当时山西、河南、山东、湖广等处都接连出现灾情，他下诏免去田租税粮。万历十三年（1585），因徐贞明建议开发北方水利，而且提出一套办法，神宗特将他从尚宝司丞升为少卿，并兼监察御史，领垦田使，专门负责京畿水田的治理，到第二年已垦出三万九千余亩土地。神宗还比较注意选用有真才实学的人担任文官武将，也能接受臣下的一些批评。万历十四年（1586）三月，礼部在论述时局时提出，天下尚不太平，乃是由于额外之征过多和不时之役过繁等原因造成；要想让百姓安居乐业，皇帝应当率先厉行节俭。神宗看到这个奏疏，表示采纳。神宗亲政的最初几年，以上的这些表现，应该予以肯定。

但是，从万历十四年（1586）九月间开始，神宗借口“头晕眼黑，力乏不兴”，以后就长期怠政。据一些史书上记载，他深居二三十年没有临朝，也不接见大臣。按照礼制，皇帝在春夏秋冬四季应按时到祖庙祭祀，神宗在数十年间也只是偶然去过一次，此外都派大臣代行。经筵日讲是皇帝研读经史和讨论治国原则的学习活动，神宗以病为由，从万历十六年（1588）九月起便停止了。他对于臣下的奏疏，常常“留中”（留在宫内不交议不批答），据说数量达到“十留六七”。大学士叶向高也不禁曾经这样慨叹：“一事之请，难于拔山；一疏之行，旷然经岁。”这样，政治自然一天天败坏下去。而神宗却认为当时正处于承平时期，官不必齐；再加上他的性格多疑，于是就连官员的任命工作都给延搁下来，以至在职的官吏得不到正常升迁，空缺的职位得不到及时补充，朝廷行政效率极差。万历三十七年（1609）六月，由于吏科都给事中这一职位久缺，使得官吏上任的凭证无人发放，等候发放凭证的就累积到七八百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五月，由于刑部长时期没有掌印官，监狱里囚犯积至上千人，都没有办法审问结案。当时的政府机构已经处于半瘫痪状态。

而在这一段时期里，从嘉靖以来逐渐形成的朋党风气，却更加严重起来。东林党人与浙、齐、楚诸党人之间，各自利用手中权力，抓住京察等机会，相互排斥异己。而神宗由于在册立太子的问题上有所偏私，意欲不遵照祖宗传统办法，于是朝廷长期在所谓“卫国本”的问题上更是争论不休。原来，神宗皇后没有生子，王妃生子朱常洛，郑妃生子朱常洵。朱常洛为长，按照传统，例当嗣位，但是神宗宠爱郑妃，就想让朱常洵嗣位，因而把立太子的事有意迁延不办。万历二十一年（1593），神宗手诏同时封朱常洛、朱常洵为王，托词等待皇后生出嫡子再定储位。朝臣认为册立太子是“国本”问题，就群起反对。神宗无奈，只得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册立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封朱常洵为福王。但是福王迟迟不去封地就藩。群臣仍旧疑虑纷纭，一再上疏请福王就藩。直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福王才去了河南洛阳封地。在定储的问题上，东林党人与浙、齐、楚诸党人属意的对象不同，于是他们都想借机压倒对方，因而相互攻击得很激烈，甚至发展到相互罢逐的局面。

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初四酉刻（下午五至七点），一名男子手持枣木棍闯入太子朱常洛所居的慈庆宫，打伤守门太监，又闯到前殿檐下，方被几个太监擒拿，交付法司审问。这就是明宫“三大案”之一的“梃击案”。当时宫廷内外都怀疑是郑妃与其弟郑国泰的阴谋，但是由浙党的官员主持审讯的结论，认为这男子名张差，因患疯癫，所以误入慈庆宫，就此了案。东林党人不满，坚持重新会审。他们强调张差梃击是由郑妃宫中太监指使，浙党有庇护郑妃之处。于是双方因“梃击案”，矛盾又极为激烈起来。而此事又牵连到郑妃，郑妃赶忙向神宗和太子乞情，并且进行自我表白。二十八日，神宗只得和太子一起出面调停。在慈宁宫召见大学士及文武群臣，责备群臣不得在此案中“离间”他们父子感情；命令把张差磔于市，郑妃的内侍庞保、刘成杖毙内廷。“梃击案”算是已经了结，但是东林党人和浙、齐、楚诸党人间的争论却远未休止。

神宗生活奢侈，挥霍浪费极为严重。略举几个方面来说：如膳食开支，即位之初每年不过十三四万两，但不久就增至二十六七万两，万历三十九年（1611）增至二十九万多两，超过了一倍。由于对金珠玉石的需求不断增多，形成“鬻少用多”的局面，以致到万历二十七年（1599），市价竟比旧价上涨五六倍，甚至二十倍。宫中举办各种典礼的费用更是大得惊人，如万历三十二年（1604）福王结婚，费银三十万多两。万历三十六年（1608），七公主下嫁，内监传话要求数十万两，户部尚书赵世卿一再力争，而且援引神宗当年大婚不过七万两，长公主下嫁也只有十二万两的故实，请求减至长公主同样的数目，神宗不得已才答应了。万历四十三年（1615）瑞王结婚，前后用银十八万两。此外，神宗喜欢大兴土木，连年不断，而且对木料的质量非常讲究，多从四川、贵州和湖广地区采办楠杉大木，远运而至，以至砍伐和运输一根木料，常常要有上百人遭受死伤的危险；官价虽说只有一千两，但运到了京城，每根木料所费的就不止一万两了。

为了满足对金钱财富的欲望，神宗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十月开始，让宦官担任矿监税使，派往全国各地督领金银等矿的开采，结果皇室果然肥了，税使及其爪牙也饱了，但国库收入大量亏损，百姓更是遭受了一场浩劫。万历二十九年（1601），直隶巡按刘曰悟说：由于派出矿监税使，敲骨吸髓，使得号称殷富的徽州也是民间皮毛刮光，脂膏竭尽。万历三十五年（1607），辽东巡按萧淳说：自从派来税使以后，“生命戕于鞭敲，脂膏竭于咀吮”，辽东被弄得十室九空了。这样，各地反对矿监税使的民变和兵变不断发生，如湖广、江西、辽东、云南、福建以及临清、苏州等地，都发生过反对所派太监的民变或兵变。而在北直隶、山西、山东、江西、湖广、陕西、辽东、云南等地，地方官和矿监税使也发生了冲突。在这种情况下，神宗不得不听从群臣的劝谏，从万历三十三年（1605）起，将开矿榷税的政策作了调整，减轻税额的同时不再新派税使。但这些措施，对人民的搜刮并没有太多的减轻，所以在万历时期，税使的祸害一直是存在的。

神宗当政时期，百姓所受的苦难当然不只在矿监税使这一件事上。当时官吏贪污受贿已经成风，如万历四十二年（1614）五月，两淮巡监御史徐缙芳被劾纳贿，“赃私计数十万”。做官成了搜刮财富的途径，有的上任只有四个月，箱笼便已达到三十九挑；有的当官十日，就已经获得一千两银子的外财。而因为府库空虚，财政吃紧，明政府便不断加重赋税，万历二十九年（1601）税赋的数额，就已比二十年前增加了一倍多。而除此以外，还有地方官的份外科派和经手人员的勒索，再加上当时权豪大量兼并土地，千方百计转嫁赋役，以及水旱虫灾的不断发生，所以人民群众真是无法生活下去，吃树皮草根以及卖儿卖女现象相当普遍，甚至吃人肉的事也有发生。直隶巡按何尔健所上的疏中就曾说到：“阜平县民张世成以饿甚，手杀其六岁儿，烹而食之。”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政治的不稳定也是很自然的现象了。

神宗时的军队曾多次发生兵变，如东安兵变，平乐兵变，郧阳兵变，陕西兵变，蓟镇兵变等。劳动群众的起义反抗，比兵变更多，规模和影响也更大。其中有饥民和流民的起义，也有矿徒发动的“盗矿”斗争。此外，还有秘密宗教组织的起义。对于这种情况，怠于政事而勤于搜刮的神宗并不省悟，虽说有时也曾批准救饥，或者调整一下政策，但是直到他的晚年，仍旧不断地命令增加赋税。在他死前的三年中，年年都下了增加天下田赋的诏令。

神宗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秋死去，年五十八岁，葬于定陵。

张居正（1525—1582）　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省）人。从小聪明，十三岁时写出的文章，就受到巡抚顾璘的赏识。十六岁考上举人，顾璘特意解下犀带相赠。二十三岁考上进士，被选拔为庶吉士。徐阶这些大臣都很器重他。他被授任为翰林院编修。

当时首辅严嵩忌恨徐阶，因而原跟徐阶接近的人都回避。张居正却照常与徐阶来往，而严嵩却也看重他。他升任右中允，代理国子监司业的职务。当时国子监祭酒是高拱，两人关系很好，曾相互激励，争取入阁做宰相。

张居正升任裕王的侍讲侍读，裕王很赞许他。王府中的宦官没有不和他相好的，其中的李芳还多次向他请教经书上的问题。他再被提升为侍讲学士，负责掌管翰林院工作。

嘉靖四十五年（1566），世宗去世，裕王即位为穆宗。张居正被擢升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进入内阁。一个月后，他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不久，又升任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

这时候的首辅是李春芳。张居正想将他的权力夺过来，就跟李芳谋划，召用这时已经罢职的高拱来掌管吏部。后来李春芳去职了，高拱担任了首辅。起初，二人合作得很好。张居正累官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封为少师。但是，高拱以为自己过去罢职跟徐阶有关，很恨徐阶。这时徐阶已经退休，就设法治罪于徐阶的几个儿子。张居正替徐家说情，高拱手下的人却说他收受了徐家的贿赂，于是二人的关系出现裂痕。隆庆六年（1572），穆宗去世，神宗即位。高拱因没有推荐宦官冯保到司礼监掌印，和冯保发生了矛盾。张居正就利用冯保，劝动太后和神宗，罢去高拱，由他接任首辅。

张居正具有变革思想，主张“凡事务实，勿事虚文”，总揽大政后，就根据当时所见到的弊端，雷厉风行地进行改革。万历元年（1573），他奏请神宗实行考成法。他认为嘉靖、隆庆时期政局混乱是“吏治不清”所造成的。他所提出的考成法规定，六部及都察院对皇帝批准的各项奏章，应立即转发各有关部门、地区执行。而在转发前，应考虑路程的远近和事情的缓急，立定期限；设置一式三份文簿，分别登记下来，使每件事都有着落和交代，以保证政令的贯彻执行。对于廉能的官吏及时奖赏，对于不称职的就立即罢黜。黔国公沐朝弼多次违反法令，过去朝廷里议论起这件事，都感到很棘手。张居正掌政后，擢用了沐朝弼的儿子，却派人把沐朝弼本人逮捕押解回来，囚禁在南京。

万历二年（1574），张居正奏请推行内外官久任法。规定知府、知县六年一迁；各省布政使、按察使三年一迁；中央科、道、部、曹六年一迁。这样，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因任期较长，就都尽心本职工作。

万历三年（1575），张居正为了减轻财政开支和老百姓的负担，对驿站的使用制度进行整顿。过去不少官员使用驿站，不仅没有取得许可凭证，还对驿站恣意追逼勒索。张居正作出详细规定，要求严格执行，违者重罪。甘肃巡抚的儿子违反规定，擅用驿递，就被革去官荫。张居正自己也以身作则。有一次他弟弟病重回家调治，保定巡抚例外发给一张使用驿站的凭证，张居正立即交还给他，并致函表示自己身为执政大臣，“欲为朝廷行法，不敢不以身先之”。

张居正对驿站的使用既如此整顿，其他方面的费用，自然也力求节缩。他裁减冗员冗费，劝谏皇帝“一切无益之费，可省者省之；无功之赏，可罢者罢之”。统观张居正掌政的这段时期里，宫中很多奢侈的开支或罢或减，一些并非急需的工程也都被停止下来，的确没有太多的滥赐滥费现象。

而为了解决当时财政上的困难，除了撙节开支，张居正着重设法增加国库收入。主要的一项措施是严加催征田赋和清理逋欠，因为当时各地积欠的赋税愈来愈多。于是神宗下诏，准许隆庆元年（1567）以前的积欠全部免除；隆庆四年（1570）以前的积欠免去百分之三十；其余的一律在交纳本年赋税时带征。为了切实执行这一诏命，张居正用考成法严加督察，完不成任务的，抚、按官听纠，郡县官听调。结果国库的岁入逐年增多了。

张居正在整顿财政的基础上，对府、州、县学也进行了整顿。他认为“养士之本，在于学校”。他做出规定，童生必须通过三场考试，成绩合格，才准许进入府、州、县学。并且有名额限制，宁缺毋滥；入学后发现没有培养前途的，立即黜退，绝不许姑息。对于提学官和儒学教官，也都必须经过严格甄选，对于其中某些学业荒疏，但年力尚壮的，送他们去进修提高；对于那些年纪已老的，就让他们回去。张居正认为，这样做下去，十年以后，人才就比较充足了。

张居正在全力整顿内部的同时，对边防也十分关注。在隆庆时期，他支持戚继光整顿蓟镇防务，支持王崇古处理俺答的封贡要求。在万历年间，他继续支持戚继光在蓟镇整顿防务，另外还用名将李成梁防守辽东。这样，不仅使西部、北部边境得到安宁，即在辽东，土蛮也始终不能得逞。而在东南沿海，他分段设寨，加强戒备；同时，整修兵船，巡弋近海，严密监视和防御倭寇登陆骚扰。所以，当时的边境是比较安定的。

万历五年（1577）九月，张居正进行的改革整顿正当初见成效时，他的父亲去世了。根据封建礼制，他必须离职守孝三年。除非经过皇帝特许，才可“夺情”，丧服视事。当时有些官员请求让他“夺情”，但是由于他的改革整顿触犯了另外一部分官员的利益，因此有更多的官员反对“夺情”，甚至有在交通要道张贴“谤书”来攻击他的。直到神宗下了诏令，有谁再敢如此攻击的，杀无赦，事情才平静下来。

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下令清丈土地。他认为，当时国家财政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是由于赋税征收陷于严重的混乱和不均状态。有些人兼并了大量土地，却隐匿不报，拒不纳税，因此必须清丈土地。经过三年的努力，竟查得天下土田七百余万顷，比弘治时超出三百万亩。在这项工作的基础上，为了平均赋役，他又着手进行赋役制度改革。万历九年（1581），他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这一条鞭法，早在嘉靖到隆庆时期，曾有潘季驯、庞尚鹏、海瑞等人推行过。人们认为简便易行，而且可以纠正原有赋役制度上的一些弊病。但是他们只是分别在广东、浙江、江苏等地区推行。张居正这次下令在全国推行，虽然尚未能完全贯彻，但是毕竟保证了国家的税收，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曾有资料这样记载着：“自正（德）嘉（靖）虚耗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

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由于积劳成疾而逝世了，年五十八岁。生病期间，他不能上朝，却仍然在家中审阅重要文件，到了病势沉重，实在不能审阅了，就乞求退休。而神宗依旧优诏慰留。到最后，他自料不可能痊愈，就向神宗推荐了一些人才。神宗把名单贴在御座旁的屏风上，表示要加以擢用。到了张居正死了，就下诏以国公兼帝师的规格办理丧葬。张居正由于功绩，曾经升任中极殿大学士，又升为左柱国，又进为太傅，再进为太师。到这时候，又赠封上柱国，谥号文忠。

当初，神宗所宠幸的宦官张诚，由于与冯保闹矛盾而被斥逐出去，神宗曾命他秘密侦察有关冯保和张居正的事。这时候，张诚回到了宫中，将冯保和张居正交结的事都报告给神宗，而且说冯保家里所藏的珍宝比皇宫里还多。贪婪的神宗动心了。再加上左右臣子揭发了冯保的许多问题，神宗就命令将冯保斥逐出去，而且抄他的家。结果，从冯保家里抄出了许许多多金银珠宝，因而神宗怀疑张居正家也藏有许多金银珠宝。而这时候谏官也揭发出张居正所擢用的某个官员的问题，那些曾受张居正冷落和打击的官僚，就乘机纷纷出来攻击张居正。已经被废为民的辽王，他的妃子还上书申诉，说是辽王原有的上万财宝，都被张居正没收去了。于是神宗下诏削去张居正的上柱国和太师的头衔，又削去文忠的谥号，又决定抄他的家。抄家时，地方官员先将门户封锁起来，等到打开时，里面已经饿死了十多个人。从张居正及其兄弟、儿子的家里共抄出黄金一万两，银子十多万两。张居正的大儿子礼部主事张敬修受不起严刑，胡供乱招，写下遗书，上吊自杀了。张居正的弟弟都指挥张居易，以及张居正的另一个儿子编修张嗣修，都被流放到边远地区。张居正所有的官衔被削去，神宗所赐的玺书、四代诰命被追回，本来还要将他剖棺戮尸，后说是姑且赦免了。

从此，整个万历年间就没有人敢提起张居正。神宗死后，光宗即位；光宗死后，熹宗即位，这时才有人稍稍提起张居正。到了都御史邹元标也称赞了张居正，熹宗才下诏恢复张居正的官衔，给以祭祀；然而尚没有恢复原来曾给过的恩荫和诰命。直到思宗即位，张居正的冤案才得到进一步解决。

评：神宗在位的初期，有张居正的一系列改革，以及他自己也想励精图治，因而局面比较良好。但是到了中后期，神宗怠于政事，挥霍浪费却日益增加；官僚们党派对立，相互排斥；政府机构已处于半瘫痪状态。加上贪污贿赂成风，人民不满于水深火热的生活，因而兵变和群众起义接连不断。而此时后金已日渐强盛，而且曾经大败明经略杨镐所率的四路大军。有人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神宗中后期的作为，的确难逃其责。

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他所进行的改革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他参与过政治倾轧，也指示过下属镇压农民起义。他劳瘁而死，死后一家人的遭遇十分悲惨。他让人赞誉，也让人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