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李梦阳　归有光　袁宏道

李梦阳（1473—1530）　字天赐，又字献吉，号空同子。原是庆阳（今属甘肃）人，后徙居河南扶沟。弘治六年（1493）考中陕西乡试第一名。第二年成为进士，任户部主事。后来升为郎中。因得罪了权势，曾被诬陷下狱，后释放。

弘治十八年（1505）应诏上书，陈述现实状况中所存在的“二病”、“三害”、“六渐”问题，牵涉到寿宁侯张鹤龄，又受到陷害，被关入锦衣狱。后来虽被释放，却被削夺了俸禄。而张鹤龄仍想陷害他，由于孝宗的诏命，才得免。

孝宗死后，武宗即位。刘瑾等八个宦官（“八虎”）专权。尚书韩文和僚属谈起这些事，不禁哭泣起来。李梦阳认为哭泣毫不解决问题，他劝说韩文率领大臣们去伏阙谏诤。韩文嘱托他起草奏章，他承担了。可是不知什么原因，他们相互商量的事被泄漏出去，韩文等都被斥逐。刘瑾极恨他们，就矫旨把李梦阳贬谪为山西布政司属吏，然后勒令退休。接着，又搜集了一些无关的事，把他关入牢狱，准备把他杀掉。幸而得到友人的帮助，通了关节，才免于一死。

刘瑾被诛后，李梦阳被起用担任原来的官职。接着升为江西提学副使。他和总督陈金发生矛盾，又因自己不愿拜见巡按御史，还发动生员不去拜见，而受到御史江万实的怨恨。当时参政吴廷举和李梦阳也有隔阂，就上疏弹劾他，于是他又被关入牢狱。生员一万多人为他鸣冤，也没有效果，最后他被遣返回家闲居。

宁王朱宸濠曾慕李梦阳之名，请他撰写过一篇《阳春书院记》。这时宁王造反被平息，御史周宣便以这件事为依据，弹劾李梦阳是朱宸濠的同党，于是他又被逮捕了。大学士杨廷和、尚书林俊尽力设法营救，命被保住了，但是被削去了官职。嘉靖九年（1530），李梦阳去世，年五十八岁。

李梦阳以文学著名。他对当时流行的“台阁体”极为不满，认为这些文章华而不实。于是他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当时与他的见解相同的，尚有何景明、徐祯卿、边贡、朱应登、顾璘、陈沂、郑善夫、康海、王九思等，号称十才子。李梦阳与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等，又被称为七才子。由于在他们之后，还有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七子，文学上的见解与李梦阳等七人相同，为了区别，于是李梦阳七人被称为前七子，李攀龙七人被称为后七子，李梦阳是前七子的首领之一。吴人黄省曾、越人周祚仰慕他的名气，千里写信给他，情愿做他的学生。

李梦阳等人认为，秦汉散文是文章的顶峰。所以，他们倡导不读汉魏以后的书。李梦阳就曾这样说过：“学不师古，苦心无益。”于是在他们的宣扬下竟形成了一股复古的文学思潮。他们自己所写的文章，也往往故作艰深，佶屈聱牙，十分难读。因而在散文写作方面，他们并没有取得多少成就。

李梦阳对诗歌别有见解，他曾对自己所写的诗有过自我批评，认为不过是文人学士的韵言罢了，比不上民间流行的诗歌，富于感情，工于比兴。他对民歌的文学价值如此肯定，是十分可贵的。他自己所写的诗，摹拟唐人而流于一般化，不过其中也有抚事感时、不满弊政的作品，而且风格粗豪。如《士兵行》、《戏作放歌寄别吴子》等，也是可以一读的。

归有光（1507—1571）　字熙甫，昆山（今属江苏）人。他九岁就能写文章，二十岁就读通五经、三史。但是，嘉靖十九年（1540）归有光考中举人后，多次参加礼部试都没有成功。于是迁居嘉定安亭江，读书讲学。当时弟子常达数百人。人们称他为震川先生。

嘉靖四十四年（1565），归有光才考取进士，而这时他已近六十岁了。他先被任命为长兴知县，后来被降调为顺德通判。而大学士高拱、赵贞吉对他十分了解，就在隆庆四年（1570）援引他为南京太仆丞，掌管内阁制敕房，修撰《世宗实录》。第二年，他于任所去世，年六十五岁。

归有光是明代散文家，他性情淳厚，所写的文章，语言朴实，感情真挚，常常是寥寥几笔，即把情态刻画得十分逼真，其间所表露出的情意令人感动。如《项脊轩志》、《先妣事略》等，即是其代表作品。王锡爵为他撰写墓志铭，其中说到他的散文“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十分中肯。

归有光虽然并非以诗著名，但所写的诗，风格与散文类似，不刻意求工，却清淳宜人。其中如《海上纪事诗》所写：“二百年来只养兵，不教一骑出围城。民兵杀尽州官走，又下民间点壮丁。”“大盗睢盱满国中，伊川久已化为戎。生民膏血供豺虎，莫怪夷兵烧海红。”他所表露出的对封建统治者的指责，对苦难百姓的同情，是值得赞许的。

归有光生活的年代，明代文学正当复古思潮盛行之时，前七子余波未息，后七子又在影响文坛。当时也已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如王慎中提出，“为文要学习古人，但是最后还是要归于自为其言”。唐顺之进一步提出，为文要“直据胸臆，信手写出”，要有“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而归有光反对复古派文学的表现，更是毕露锋芒。

当时后七子的领袖人物王世贞，官至南京刑部尚书，地位显赫，主盟文坛，声势极盛。归有光以在地方上设帐讲学的一介老儒，居然起而与他对抗，以决裂的态度表示：“余好为古文辞，然不与世之古文者合。”他反对七子“惟追章琢句，模拟剽窃淫哇浮艳之为工”，指责他们“自谓欲追秦汉，然不过剽窃齐梁之余”，在文坛上形成不良风气，难辞其咎。归有光甚至直接与王世贞交锋，在所写的《项思尧文集序》中，把王世贞说成是被人捧为“巨子”的“妄庸人”，还曾借引韩愈的诗句讥刺后七子这些人的活动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王世贞知道后说：“妄则有之，庸则未敢闻命。”归有光又进一步说：“唯庸故妄，未有妄而不庸者也。”由于归有光在文学上的成就，王世贞后来写《归太仆象赞》，不禁道：“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自伤。”对归有光十分推重，对自己盲目崇古也流露出一定程度的愧悔和哀伤。

归有光反对复古派，实质上不过是主张“变秦汉为唐宋”。因而在文学史上，他与王慎中、唐顺之以及茅坤等被称为“唐宋派”。他撰有《震川文集》三十卷，别集十卷。

袁宏道（1568—1610）　字中郎，号石公，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与兄宗道、弟中道俱有才名，并称为“三袁”，同为公安派的创始人，而袁宏道名声最著。袁宏道十六岁时即曾结社，成为社中的领袖人物，所写的诗歌、古文名噪一时。万历二十年（1592），袁宏道考中进士，后来任吴县知县，但不久即解官而去。后被起用为顺天教授、国子助教、礼部主事，都借病辞职。以后，袁宏道又被起用，曾擢升为吏部验封主事、考功员外郎等，仍因病辞官回乡。他撰有《袁中郎全集》。袁宗道于万历十四年（1586），会试考取第一名，历任编修、右庶子；撰有《白苏斋集》。袁中道为万历四十五年（1617）进士，历任国子博士、南京礼部主事、吏部郎中；死在任所，撰有《珂雪斋集》。

三袁都曾受业于李贽，深受李贽进步思想的影响。李贽并非以文学著名，然而所写的诗文都能独出机杼；在文学理论上主张“童心说”，认为天下最好的文章都发自“童心”。他所讲的“童心”，即是人的“真心”。他又曾认为：“诗文的发展变化，从先秦以来，到了六朝，再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等等，这些都是古今最好的作品，不可用时间先后来评论它们的优劣。”李贽的这些见解，三袁接受后加以发扬，在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理论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袁认为文学具有时代性，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因此不能盲目拟古，更不应受古人的束缚。如果今人为文，一字一句都要摹仿古文，那是极不相宜的。袁宏道说：“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承袭古人语言的陈迹，盲目地拟古，就好像处在严冬而穿着夏天的葛衣一样。”他曾针对着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反驳他们道：“你们说文章应以秦汉为准，秦汉人何尝字字学着六经？你们说诗应以盛唐为准，盛唐人何尝字字学着汉魏？如果秦汉人死学六经，难道还有秦汉人的文章？如果盛唐人死学汉魏，难道还有盛唐的诗歌？”他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色，“古不可优，后不可劣”，不应该有贵古贱今的态度。

三袁认为文学应该抒发真情实感，而且不受古代格调、前人陈迹的束缚，充分发挥各人的创作个性。而当时的文坛，由于受到前、后七子复古主张的恶劣影响，剽袭模拟之风盛行。袁宏道厌恶地指出：“他们中水平高一点的，为格套所束缚，如剪了翅膀的鸟，欲飞不得；水平低下的，剽窃模拟，像老太婆抹了粉。”他甚至用“粪里嚼渣，顺口接屁”来嘲笑对古人的一味依傍。至于三袁自己的创作实践，袁宏道为其弟的诗集作序时曾如此说：“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独抒性灵的特征之一是强调新奇，袁宏道认为：“文章新奇，没有一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这就是真的新奇。”

三袁对民间通俗文学比较重视。袁宏道认为，民间通俗文学“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和常人的喜怒哀乐、嗜好情欲相沟通，所以值得喜爱”。他把《金瓶梅》看作远在枚乘的《七发》之上，认为《水浒传》、《金瓶梅》是经典作品。对当时流行的曲调《银柳丝》、《挂针儿》等等，都极为推崇。他从肯定民间通俗文学的成就，而抨击复古派的陈陈相因。他说：“世道既变，文章跟着起变化，现在的不必摹仿古代的，也是时势如此。”

三袁的诗文，大多是寄情山水、师友赠答、抒发个人感慨之作，反映民间疾苦和社会问题的篇章较少。袁宏道的创作成就，主要在散文艺术方面。如《满井游记》、《虎丘》、《晚游六桥待月记》等等，都写得轻灵自然，隽秀生动。他的诗作《逋赋谣》反映出东南地区农民负担的沉重，《猛虎行》叙述了万历年间矿税对人民的祸害。三袁的作品曾受到清代正统派文人的诋毁，甚至曾被清廷一度列为禁书。

评：李梦阳是明代文学家。以他和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以及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在反对台阁体文风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然而他们盲目尊古，公然主张文学创作以模拟为上乘，也就扼杀了文学发展的生机。而李梦阳既竭力主张复古，却又充分肯定民歌价值，我们也应当注意到他文学思想的复杂之处。

归有光的散文成就，后人誉为明代第一大家。他反对复古派呆板摹拟甚至抄袭秦汉，虽然局限于形式方面，然而对文学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

三袁为公安人，故把他们在文学上所形成的流派称为公安派。他们倡导“性灵”，竭力反对复古拟古，确曾使明代文风为之一变。然而他们未能注意与现实相结合，而过分强调“韵”和“趣”，有些作品还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因而有消极之处。继他们之后反对复古派的有竟陵派的钟惺、谭元春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