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徐光启　利玛窦

徐光启（1562—1633）　字子先，号玄扈，明代松江府上海县（今上海市徐汇区）人。二十岁成为秀才。二十一岁起，多次应乡试都没有考上，先在家乡教村学，后来到广东韶州和广西浔州执教。万历二十五年（1597），他三十六岁，应顺天府乡试，考上解元。万历三十二年（1604），他四十三岁，考中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徐光启早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于南京时，就认识了西洋传教士利玛窦。万历三十一年（1603），他接受洗礼，加入了天主教。次年春他到达北京，得知利玛窦已得到神宗的批准居住在北京，尚未参加礼部会试就立即去拜访。他进入翰林院后，就常常与利玛窦会面聚谈。所谈的除了天主教教义，便是西方的科学技术发展情形。他热心向利玛窦学习天文、历法、火器、数学等知识。而他也已有这方面的基础。他在考中进士的前一年，就曾撰写过《量算河工及测验地势法》。所以，万历三十四年（1606），他就和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拉丁文原文书名为《欧几里得原本》）的前六卷，于次年出版。徐光启发明用“几何”一词代指一切度数之学，从此以后，“几何”就成了数学上的一个专有名词，一直沿用下来。

万历三十五年（1607），徐光启三年庶吉士期满，任翰林院检讨。这一年他的父亲故世，他回乡守孝。次年，松江一带发生两百年来少见的大水灾，饥荒严重。他从福建来的一位客商处获知，甘薯这种高产粗粮作物适宜于救灾度荒，就从福建引进，在松江一带试种，结果获得了成功。于是他编写了《甘薯疏》，系统地总结引种经验，希望加以推广。接着，又从北方引种芜菁，也获得了成功，于是又写了《芜菁疏》。后来，他又写了《吉贝疏》，总结在松江一带栽培棉花的经验，可惜《吉贝疏》原本现在已经失传了。

万历三十八年（1610），徐光启守孝期满回北京，仍任翰林院检讨。他到京时，利玛窦已经逝世了。当时钦天监对日食的测算出了差错，准备修改历法。虽然他被派任内书堂教习，但他在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的协助下，从次年起先后写了《平浑图说》、《日晷图说》、《夜晷图说》等书，希望有助于推动修历。接着，又与熊三拔合作，制造了天盘、地盘（简平仪）、定时衡尺等修历所必需的仪器，以便皇帝一旦发下修历诏命，就可立即动手。而后来果然命他全权负责，修成了《崇祯历法》。

徐光启在翰林院内，被派充任纂修官，负责修史；但他同时以大量的精力，从事历法、数学等领域的研究。这一期间，他的一大贡献是编译并刊印了《泰西水法》一书。这书原著者为熊三拔，内容既讲取水、蓄水之法，也讲水质、水理，还绘述有关器具图式。徐光启结合中国农业实际需要加以编译，出版后大受欢迎。他与熊三拔等还试制了水利器具。当时有人正在北京郊区试种水稻，即以此书为圭臬。《泰西水法》对发展中国农田水利事业是很有裨益的。

万历四十年（1612），徐光启请病假离开北京，来到天津屯田。经过实地勘测，他认为天津的荒地开河后亦可种植水稻。他将新的水利工程技术加以应用，终于获得了成功。他在试种水稻和其他农作物时，对天津地区的土壤、施肥、耕种方法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同时还博览了中外古今农书，然后根据心得，写成了《宜垦令》、《北耕录》等著作。他以前在上海的农业实践，以及这次在天津的农业实践，都为他后来撰写《农政全书》这部著名著作奠定了基础。

万历四十四年（1616），徐光启的健康状况逐渐有所好转，奉旨回北京复职，仍任翰林院检讨。次年，依例升为詹事府左春坊左赞善。这年夏天，徐光启奉命往宁夏处理公务，前后逗留四个月，因劳累过度而又病倒，于是又请长病假回天津。他在天津一边养病，一边兼营农事，并且写成《粪壅规则》和《海防迂说》。《粪壅规则》是他继续从事农业研究的收获，记录了北京、天津以及福建、广东等等许多地区的施肥经验；《海防迂说》是由于当时盛传倭寇又将来犯，一些主张海禁的官员竟将“倭患”归罪于“互市”，他驳斥了这种保守观点，批评他们“不知入寇与互市两异”，从而提出了“惟市而后可以靖倭，惟市而后可以知倭，惟市而后可以制倭，惟市而后可以谋倭”的主张。

万历四十六年（1618）六月，因辽东前线形势紧张，徐光启抱病回京复职。次年，辽东四十万明军遭到惨败，京师大震。他接连向神宗呈上《敷陈末议以殄凶酋疏》、《兵非选练决难战守疏》、《辽东阽危已甚疏》，痛切陈词，对辽东用兵提出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在选练精兵方面加以强调，并论述了具体的办法。经过一些人的推荐，徐光启被任命为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监察御史，特命“管理练兵事务”。然而他在通州练兵，神宗和一些大臣对他所订的“强兵胜敌”计划，并没有给以切实的支持，不仅各地送来的新兵良莠不齐，而且连练兵所需要的粮饷、器械、车马都得不到解决。他只得上了《兵事互不相应疏》、《时事极迫极窘疏》、《剖析事理仍祈罢斥疏》等，请求准予辞职。一些人知道他的处境后，表示同情，和他一起呼吁，经过一再努力，粮饷和器械的供应总算稍有改变。不久，神宗去世，太子朱常洛即位，改年号为“泰昌”，但朱常洛即位仅一个月也死去，又由其子朱由校即位，改年号为“天启”。徐光启往返奔走，既参加吉凶大典，又被派去督造定陵，所以实际上在通州练兵不到四个月，而由于工作劳累，他的旧病又复发了。他请求病假，没有批下来。又往昌平练兵一个月，才获准辞去练兵职务，回天津调理。不久，辽东形势又十分危急，辽阳等城被金兵攻破，熹宗下旨调他回京。他抵京后，呈递了《谨申一得以保万全疏》，力请多制造西洋大炮，以资防守。可是他的这个意见受到兵部尚书崔景荣的反对，又受到御史丘兆麟的攻击，于是又只得辞职回上海养病，这一年他已六十岁了。

徐光启在上海住了三年，这时候朝廷里由宦官魏忠贤擅权，并且逐步形成了阉党集团；东林党人和阉党集团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阉党最初对徐光启采取拉拢的办法，策划重加任用。天启三年（1624），他被任命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纂修《神宗实录》副总裁。但是，他不愿落入圈套，拖了一年多没有赴任。于是阉党指使御史智铤上疏弹劾，诬陷他树“门户”（结党），“依墙靠壁”（依靠东林势力），并且追究他当年在通州练兵是“误国欺君”。而实际情形是：徐光启的政治观点虽然和东林党人比较接近，但是他反对结党；至于通州练兵没有取得实效，就更不能归罪于他。然而他还是受到了革职的处分。

徐光启于是专心致志地从事编写《农政全书》。此书他已酝酿了很长时间，编写完成后也没有立即付梓，直到崇祯元年（1628）以后还曾作过一些增补。此书正式出版，已是离他去世八年了。全书共六十卷，约六十万字，分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荒政等十二类。对有关农业生产的问题，举凡政策、制度、生产技术、水利、肥料、土壤、选种、果木嫁接、植桑养蚕等，都有所论述。而其特点，正如后来陈子龙所说的，“杂采众家，兼出独见，有得即书，非有条贯”。据有人统计，书中引用文献约二百二十五种，未注明征引来源的尚不包括在内。故《农政全书》既是徐光启长期农业生产实践的系统总结，也是中国古代农书的精萃汇编。

崇祯元年（1628）初，即位不久的思宗在清除了魏忠贤以后，起用受阉党迫害的大臣，徐光启恢复礼部右侍郎职务，并兼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接着，充任日讲官，又提任经筵讲官。他上疏对当年智铤诬陷他练兵失职的事进行申辩，又对训练一支精兵的必要性加以强调，可惜练兵的事这时仍没能引起皇帝的重视。次年，他任纂修《熹宗实录》副总裁；又升任礼部左侍郎，主持礼部日常工作。这一年发生日食，钦天监测算又失误。思宗下旨，由徐光启全权负责督修历法。不久，京师危急，他奉命训练京兵，协助守卫京师；又奉命制造大炮。他晋升为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协理詹事府事。崇祯四年（1631）春，他进呈了《日躔历指》一卷、《测天约说》二卷、《大测》二卷、《日躔表》二卷、《割圜八线表》六卷、《黄道升度》七卷、《黄赤距度表》一卷、《通率表》一卷。这年冬天，发生日食，他又呈进测候四说。他的测算，比原来使用的《大统历》以及《回回历》都要精确得多。

崇祯五年（1632），徐光启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又任纂修《熹宗实录》总裁官。不久，又升任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但是这时候，他已年过七十，而内阁由周延儒、温体仁二人先后掌权，他起不了多大作用。第二年，他因病逝世，年七十二岁。思宗下旨，赠衔少保，谥号文定；遣专使护丧回乡。他的墓地在上海县城西北的土山湾（今属上海市徐汇区），墓前石坊有对联概括其生平事业云：“治历明农百世师，经天纬地；出将入相一个臣，奋武揆文。”

利玛窦（1552—1610）　意大利马切拉塔人。他的意大利姓名为玛泰奥·利奇（MattoRicci）。来中国后，他从原来的姓名中取了部分音节，自称姓“利”，名“玛窦”，后来又号“西泰”。中国士大夫常称他为“利先生”或“利子”。

利玛窦出身于贵族家庭，少年时曾就学于故乡的耶稣会书院，以后又进入罗马神学院，1571年加入耶稣会。他曾跟当时著名的天主教神父、学者克拉维斯学习数学、地理学和天文历法等，自然科学知识非常丰富。他是一位虔诚的教士，也是一位渊博的学者。从青年时代开始，他便加入东印度传教团，在印度居留四年。1582年，他应意大利籍神父罗明坚的邀约，到达澳门。

为了想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利玛窦他们剃光头，穿着僧服，自称是来自印度之西的僧人，一向钦慕中国；同时，向广州提督、肇庆知府等赠献了日晷、羽翎、自鸣钟、三棱玻璃镜等。这样，他们才获准进入肇庆定居。这时候，正当明代的万历年间，中国东南一带已有资本主义萌芽在滋长，对于西洋文明，尤其是它的自然科学，有一定程度的需要。利玛窦等人鉴于此前来中国的西洋传教士都难于打开局面，所以初进入肇庆，也并不急于向官员们传教布道，而是在客厅里展出能代表当时欧洲文明的许多东西，希望引起官员们的注意和尊重，争取他们的支持。他们所带来的世界地图，曾让官员们大开眼界。不过，在原来的地图上，中国的地理位置被安置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与中国人素来的“中国为天下之中”的说法不一致。他们知道这种情形后，后来绘制新的世界地图时，就移动子午线的投影位置，将中国的地理位置转移到地图的正当中，让中国人的这种传统心理也得到满足。为了传教，他们真是下了一番功夫。他们学习汉语，阅读华文典籍，了解中国的各种习俗，甚至将自己的姓名也中国化。万历十六年（1588），罗明坚回罗马。万历十八年（1590），利玛窦从肇庆迁居到韶州，在城外西市南安桥附近建筑了天主堂，开始了传教活动。

万历二十三年（1595），利玛窦离开韶州，到了江西南昌。他想逐步向北发展，以便最后到达北京。但当他进到南京时，正值日本进攻朝鲜，中国派兵救援，南京政治空气也比较紧张；尽管这时候他已改穿了儒士长衫，但是仍没有人敢和他这样的西洋传教士相来往，他又只得退回南昌。在南昌，他刊刻了所写的《天学实义》（又名《天主实义》）。在这本书中，他首次利用儒家的思想来论证基督教教义。他从《中庸》中转引孔子说的“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以及《周颂》中写的“不显成康，上帝是皇”，从而说基督教所讲的天主，也就是中国古书中所讲的上帝，只是名称不同而已。他想用这种办法使基督教能在中国得到顺利传播。

万历二十五年（1597），利玛窦被任命为耶稣会中国传教区的第一任会长。而这时候明军在朝鲜的战事中逐渐取得胜利，国内的政治形势也趋向缓和，于是利玛窦又到了南京。在南京，他利用所掌握的科学知识和所带来的科学仪器，广泛结交政府官员和社会名流如礼部尚书叶向高、国子监祭酒郭明龙，以及焦竑、徐光启、李贽等人。有些人还接受了洗礼，加入了天主教。据有关资料表明，这时候天主教的中国教徒已发展到一百多人了。

万历二十八年（1600），利玛窦和另二位西洋传教士庞迪我、熊三拔一起到达北京。他们花了不少财力买通宦官马堂，获得向神宗进贡“方物”的机会。神宗破例允许他们在北京居留，在宣武门内赐屋住下；每隔四个月颁发给银米，足够他们需用；让他们建立教堂，进行传教布道。这以后，受洗礼入教的人大为增多：万历三十一年（1603）约有五百人，万历三十三年（1605）有一千多人，万历三十六年（1608）有二千多人，到万历三十八年（1010）利玛窦去世时，大约达到二千五百人。教徒中有宗室人员，有太监，有贡士、举人以及朝廷中的大臣。其中以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太仆卿李之藻、大学士叶益、少京兆杨廷筠等最为著名。徐光启、李之藻等人还曾向利玛窦学习科学知识，并且合作翻译西洋著作。

利玛窦在北京居留了十多年，为了有利于传教布道，同时介绍了西方天文、数学、物理、地理、测量等方面的科学知识。他和徐光启合作，翻译出版了《几何原本》，不仅丰富了中国古数学的内容，完善了表述方式，而且所采用的点、线、面、直角、钝角、锐角等等专有名词，从那时起就一直沿用到如今。他和李之藻合作，所编译出版的《同文算指》，介绍了西方数学中的算术知识，传入了西洋笔算方法和验算方法，填补了中国古代传统数学中所缺少的部分。

利玛窦绘制了《山海舆地全图》，向中国士大夫介绍了世界五大洲学说。在这以前，中国人关于世界地理的知识，至多仅及东非、北非、西欧，经他介绍以后，才知道了南非、南北美洲和南极洲。在这以前，中国人长期沉迷于“天圆地方说”，经他介绍进来西方近代天体学说，中国人才如梦中惊醒，知道地竟是圆的。后来徐光启、李之藻等奉命修改历法，虽然利玛窦已经逝世，但是徐光启他们正是从利玛窦等传教士处学会运用比较精密的数学知识和天文仪器，才使所完成的《崇祯历法》比中国以往沿用的《大统历》和《回回历》都要准确得多。

利玛窦在介绍西洋学术进中国的同时，也将中国的一些情形介绍给西洋。他曾将中国的《四书》翻译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又曾编成《中意葡字典》和《中国文法》，供欧洲人学习汉语之用。他还帮助另一传教士范礼安编辑了一部名叫《中国之奇异》的书。他临死前，曾根据平时的日记，写成回忆录。他死后，由耶稣会士金尼阁整理，在罗马以拉丁文出版，名为《天主教传入中国史》（后改称《利玛窦日记》）。书中广泛介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等情形，使欧洲人对“神秘的东方”增加了了解。

利玛窦病死后，神宗赐北京阜城门外的一块地予以厚葬。有宦官不解地对首辅叶向高说：“延聘远方的宾客，从古以来都没有赐葬的礼，为什么独对利玛窦这样优待？”叶向高回答说：“从古到今的宾客，你看到有谁的道德学问比得上利子的？不说别的，单是《几何原本》一书，也应该赐给葬地了。”由此可见当时一些人对他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所作贡献的肯定。

评：徐光启博学多能，著作和策论都十分丰富，但主要成就在科学工作方面。他广泛吸收外国的有用知识，又十分重视对本土进行调查研究和对实践经验进行不断总结，《农政全书》是他的最重要的科学研究成果。他不仅是当时科学工作的组织者、宣传者，而且也参加了科学实践，是我国科学史上著名的先驱人物。

利玛窦来华的目的是传教布道，但是却在介绍科学知识方面作出了贡献。虽说他的学术活动有较大的局限性，对于当时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丝毫未曾透露消息，绍介自然科学也限于欧洲的古典科技，然而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应占有地位，却是无可怀疑的。“西学东渐”的过程正是由他们这批传教士开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