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史——浩气长存：七君子之狱



天启六年二月，苏杭织造太监李实以“欺君蔑旨”的罪名，向皇帝控告周起元、周宗建、缪昌期、高攀龙、李应昇、黄尊素、周顺昌七君子，将他们逮捕入狱，实质上是魏忠贤按照黑名单镇压不同政见者的既定步骤。表面看起来似乎同黄尊素、李实的个人瓜葛有关。苏杭织造太监李实并非魏忠贤的亲信，黄尊素与他有所交往，民间传闻黄尊素想利用李实除掉魏忠贤，引起魏忠贤的怀疑，也让李实感到惶恐，生怕招来杀身之祸，立即向魏忠贤的亲信太监李永贞求救。李永贞为他谋划以攻为守的策略，代他起草一份奏疏，揭发黄尊素、周起元等七君子，署名是苏杭织造太监李实，因为是李永贞代写的，李实没有签署，称为“空头本”。日后钦定逆案时，这一细节为李实减轻了罪责，那是后话。在当时，这个“空头本”发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成为七君子之狱的由头。

1．黄尊素：“正气长流海岳愁”

黄尊素之子黄宗羲回忆：“甲子（天启四年）阮大铖之发难也，内外合谋，借中书汪文言以兴大狱。苟（汪）文言之狱不解，则杨（涟）左（光斗）魏（大中）三公之逮不至乙丑（天启五年）矣，故魏忠节书片纸求救于先忠端公（黄尊素）云：‘事急矣，勿杀义士。’斯时某年十五，接此纸，入呈于先公。先公即至金吾（锦衣卫）刘侨所密计，不竟其狱，于诸公得无连染。未几，金吾以宽（汪）文言削籍，金吾亦遂委过于先公。群小意忌诸君子中惟先公智勇深沉，必为吾侪患……乙丑冬，讹言繁兴，谓三吴诸君子谋翻局，先公用李实为张永以诛逆奄（魏忠贤）。逆奄闻之大惧，刺事至江南，四辈漫无影响。刑部侍郎沈演欲自以为功，奏记逆奄曰：‘事有迹矣。’逆奄使人日谯诃李实，取其印信空本，填七君子姓名云：‘俱系吴地缙绅，尽是东林邪党。’盖因讹言起于吴地，而不知先公实越人也。先公三疏劾奄，虽为其所恨，然非讹言则祸亦不若是之酷；非解（汪）文言之狱，以救杨左魏三公，为群小所丧胆，则亦无此讹言也。”黄宗羲以“越人”而非“吴人”为父亲辩解，未免低估了魏忠贤的政治手腕，黄尊素落入七君子之狱自有其必然性，与吴人、越人无关。

黄尊素，字真长，号白安，浙江余姚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授宁国府推官，精敏强执。天启二年晋升为御史，次年疏请召还余懋衡、曹于汴、刘宗周、周洪谟、王纪、邹元标、冯从吾，弹劾尚书赵秉忠、侍郎牛应元，迫使赵牛二人引罪而去。皇帝在位三年，未尝召见一名大臣，他奏请恢复便殿召对制度，君臣面决大政方针。皇帝不予理睬。天启四年二月，沙尘暴覆盖北京城，大风扬沙，白昼如同黑夜，持续达十天之久。三月初，又发生多次地震。黄尊素愤然上疏，由灾异谈到时政的十大失误，然后慨乎言之：“陛下厌薄言官，人怀忌讳，遂有剽窃皮毛，莫犯中扄者。今阿保重于赵娆，禁旅近于唐末，萧墙之忧惨于敌国，廷无谋幄，边无折冲，当国者昧安危之机，误国者护耻败之局。不于此时进贤退不肖，而疾刚方正直之士如仇雠，陛下独不为社稷计乎？”他所说的时政十大失误，以及“阿保重于赵娆，禁旅近于唐末，萧墙之忧惨于敌国”，矛头直指祸国殃民的魏忠贤与客氏。魏忠贤大发雷霆，图谋用廷杖来煞煞黄尊素的傲气，幸亏韩爌极力营救，才改为夺俸一年的处分。

天启四年六月初一日，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六月初九日，黄尊素与之相呼应，慷慨陈词：

不但揭发魏忠贤窃弄威福，而且批评皇帝无动于衷，不痛不痒，为倒魏风潮火上浇油。

工部郎中万燝遭廷杖，魏忠贤又欲廷杖御史林汝翥。言官们齐集朝廷抗争，阉党宵小之徒数百人蜂拥至内阁，攘臂呼喊，肆意叫骂，内阁辅臣俯首帖耳，不敢言语，黄尊素厉声斥责：内阁乃丝纶之地，即使司礼监非奉诏也不敢进，若辈胆敢如此无礼！宵小之徒慑于义正词严，只得悄悄散去。万燝因廷杖重伤而死，黄尊素忿然抗议：“今乃以披肝沥胆之臣子，枉死于壅蔽之左右，棰挞之俄顷，与夫磨牙砺齿之宦竖，在皇上之左右必且欣欣相告曰：吾侪借天子之尊，今而后可以立威，可以钳口矣。不知轻用皇上之威而怒詈，而死于市者，颠倒于一时，使皇上有杀言者之名，而防口甚于防川者，贻讥于后世。后世有秉董史之笔，作朱子之《纲目》者，书曰：某月某日部臣万燝以言某事死。可不为圣明之一累哉……进此廷杖之说者必曰，祖制不知二正之朝，王振、刘瑾为之；世庙之时，张孚敬与严嵩辈为之。神庙初年张居正为之。奸人有所行其权，唯恐忠臣义士从而掣肘，必借廷杖以快其私，使人主居拒谏之名，己受乘权之实，而仁贤且有抱蔓之形。于是乎为所欲为，莫有顾忌，而祸即移诸诸国矣。”黄尊素把魏忠贤与王振、刘瑾比为一丘之貉，要为万燝恢复名誉，破格抚恤，永垂不朽。此举更加惹恼魏忠贤，乘他前往陕西巡视茶马贸易之机，指使曹钦程弹劾黄尊素“搏击善类，助高攀龙、魏大中虐焰”，魏忠贤立即矫旨将他削籍为民。

天启六年二月，魏忠贤用苏杭织造太监李实的“空印白疏”，矫旨命锦衣卫逮捕黄尊素等七君子。三月十八日锦衣卫校尉到苏州逮捕周顺昌，引起民众抗议。锦衣卫前往浙江逮捕黄尊素的船只停泊胥门外，被民众发现，击沉船只，焚毁衣冠，所有辎重全部投入河中。锦衣卫校尉始知城中有变，狼狈逃窜。朝廷不得不命令浙江巡抚巡按派人将黄尊素押解来京，沈国元解释说：“时吴中有开读之变，于是旗校相戒不敢复出，故有本处抚按起解之议。”五月，黄尊素解到，关入镇抚司诏狱。六月初二日，许显纯、崔应元秉承魏忠贤的旨意，严刑追赃，一夹棍一百杠一拶百念撺打六十棍，坐赃二千八百两。三日一比，比即四十棍。身无完肤，血肉淋漓。藉门生徐石麒多方设处，同年洪如钟、虞廷陛捐资助赃，也难以挽救。闰六月初一日未时，黄尊素死于狱中。死前留下绝命诗，诗云：

正气长流海岳愁，浩然一往复何求。

十年世路无工拙，一片刚肠总祸尤。

麟凤途穷悲此际，燕莺声杂值今秋。

钱塘有浪胥门泪，惟取忠魂泣镯镂。

钱谦益为他写了很动感情的墓志铭：“乙丑（天启五年）党祸大作，杨公、魏公考死，公除名为民。丙寅（天启六年），以织监疏逮系，坐赃拷掠，体无完肤，慷慨谈笑，抵死不少屈。临难赋诗一章，南北向叩头以谢君父。丙寅闰六月朔日也，年四十有三。越五日出狱，肌肉涨烂，头面不可别识矣。公为人通敏博达，明习掌故。自为理官，引大体，折大狱，多所保全耆定。及为御史，南乐（魏广微）附逆奄入相，朝右交关鼓扇，杨公、魏公暨高邑赵忠毅公、无锡高忠宪公出死力相榰柱。公语门人徐石麒曰：‘乾六龙一亢，姤豕至矣。姤一豕蹢躅，玄黄至矣。群贤之龙战，可谓亢矣。南乐其姤豕也，不务坚贞用晦，敦复以俟时，而出一决无复之之计，其可几乎？’群公善其言而不能用也。公去郡，郡人持短长，蜚语相中，总宪邹公（元标）力持之。初入台，即进规于邹曰：‘京师非讲学地也，徐文贞已丛议于盛世矣。’邹公卒用是去。群小之撼君子自此始也。万燝之杖也，公语杨公：‘可以去矣。’杨曰：‘苟济国，生死以之。’公曰；‘言不用，何济？君子不顾生死成败，不可不顾出处。’魏（大中）公将攻南乐（魏广微），公曰：‘颁朔后朝，小过也。攻之急，势不反顾。二憾交作，不可为矣。’魏曰：‘一死可以尽节。’公曰：‘不然，李固机失谋乖，遗梁冀书犹恋恋不能已，君子爱国之心甚于爱臣节也。’公志在弘济艰难，雅不欲婞直偾事。每有搏击，飞章廷争，未尝不为人先。公固曰：‘吾宁不与诸君子同其功，不愿不与诸君子同其祸也。’”看来黄尊素与杨涟、魏大中在对待阉党的策略上有所差异，如果说杨涟、魏大中是激进派，那么黄尊素就是温和派，不过在反对魏忠贤这个大方向上并无二致。所以钱谦益说，“公志在弘济艰难，雅不欲婞直偾事”，更加注重策略。即便如此，魏忠贤也没有放过他。他自称不愿与诸君子同功，不愿不与诸君子同祸，一语成谶，钱谦益叹息：“公之与诸君子同祸，天为之矣，又何尤哉！”

2．高攀龙：“心如太虚，本无生死”

七君子之中唯一没有死于诏狱的是高攀龙，在锦衣卫缇骑逮捕他的前一天，在自家园池自沉，维护了朝廷高官的尊严。他在给皇帝的遗疏中说：“臣虽削夺，旧系大臣，大臣受辱则辱国，故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君恩未报，结愿来生。臣高攀龙垂绝书，乞使者执此报皇上。”

高攀龙，字存之，号景逸，常州无锡人。他与顾宪成意气相投，无论事功抑或学术，都极其相似，引为同志。万历十四年，顾宪成应无锡知县李元冲邀请，在泮宫讲学，绅士听者云集，高攀龙也在其中。他后来回忆自己的学术生涯说，二十五岁那年听顾先生讲学，开始有志于学问，把顾宪成看作启蒙导师。那一年，顾先生三十七岁，长他十二岁。朱国祯说：“丙戌、丁亥（万历十四、十五年），顾泾阳先生方讲学，听之甚喜，即曰：‘学将为圣人也，出口则议论，入手在躬行，岂可泛求！’一日看《大学或问》朱子说‘入道之要莫如敬’，悚然曰：‘是矣。’一以整齐严肃为主。”正是那一段日子，奠定了他的学问倾向，也规范了他的为官准则。

万历十七年得中进士，座师赵南星对他有“知学”之评。因父丧，回家守孝三年。服阕后，出任行人司行人，他视为“深造”的机会。四川佥事张世则诋毁程朱，企图篡改《易经》传注。他不胜愤懑，写了题为“崇正学辟异说”的奏疏，得到皇帝赞许：有关世教，语极剀切。在吏部任职的赵南星称赞此疏简约而精当，字字体贴。但是他的《今日第一要务疏》，希望皇上“法祖操心，讲学勤政”，却遭到冷遇。

万历二十一年冬，鉴于朝廷之上善类摈斥一空，大臣如孙鑨、李世达、赵用贤等，小臣如赵南星、陈泰来、顾允成、薛敷教、张纳陛、于孔兼等，纠弹内阁首辅王锡爵，附丽权势的户部郎中杨应宿反唇相讥，皇帝不分是非，各打五十大板，杨应宿降二级，高攀龙贬谪为揭阳县添注典史。万历二十四年回乡守制，从此开始了家居二十多年的读书讲学生涯。万历三十二年，他协助顾宪成创建东林书院，重整学术道德。叶茂才说：“每月集吴越士绅会讲三日，远近赴会者数百人。存之与泾阳先后主盟，每一开讲，得闻所未闻，靡不忻餍而去。”钱谦益说：“家居二十余年，水边林下，洗心退藏，尤于静中得力。湛渊之时，内不获身，外不见水，皆我之静境也。”

泰昌、天启的过渡，不过短短几个月，政坛形势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万历时期受到排挤打击的官员陆续起用，出现了与以前截然不同的“众正盈朝”局面。言官交相举荐，朝廷起用他为光禄寺丞。他颇为踌躇，这些年来对政坛失望之极：总无开口处，总无着心处，原本想婉言推辞。书院同人纷纷劝驾，以为义不可辞，才痛下决心，把东林书院交给挚友吴桂森主持，随即单车就道赶往京城，再度登上政坛。有了前些年的沉潜磨炼，心态已与年轻时大不一样，看重的是醇儒的真性与本心，把官位看得很淡，可仕可止，可有可无。本着这种精神，他荡涤官场不正之风无所顾忌。

天启元年，他升任光禄寺少卿，主持日常事务。光禄寺职掌宫廷祭祀、宴会、膳食，适逢上元节，太监恣意需索上供天鹅。高攀龙援引祖宗旧例，用家鹅代替天鹅，太监们敢怒而不敢言。礼部尚书孙慎行追论红丸案，弹劾方从哲，高攀龙读后赞叹“此一部《春秋》也”，持论极少顾忌。次年，他调任太常寺少卿，上疏弹劾前任内阁首辅方从哲、外戚郑养性，嬉笑怒骂：“孝也不知其为孝，不孝也以为大孝；忠也不知其为忠，不忠也以为大忠。忠孝大节皆可反黑为白，何事不可指鹿为马？”皇帝以为讽刺他“不孝”，意欲严惩。内阁首辅叶向高极力劝阻：“斯人有重望，处则满朝必争，吾亦与之同去。”皇帝无可奈何，只得罚俸了事。

天启四年六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许多正直官员遥相呼应，掀起巨大的声讨浪潮。十月，刚刚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的高攀龙揭发两淮巡盐御史崔呈秀贪腐成性，劣迹斑斑，主张严惩，吏部尚书赵南星坚决支持。皇帝据此下旨，崔呈秀革职听勘。崔呈秀惊恐万状，连夜奔走魏忠贤住所，叩头乞哀，诡称赵南星、高攀龙“挟私排陷”，痛哭流涕，请求魏忠贤收他为养子。当时魏忠贤遭到廷臣接连弹劾，有些惶恐，正想在外廷物色亲信打手，决意收下这个干儿义子。崔呈秀不负干爹所望，不断向干爹进献《天鉴录》《东林同志录》，以东林人士为仇敌，大肆清洗。魏忠贤高兴地说：“崔家爱我，替我出气报仇也”。因此之故，崔呈秀官运亨通，升任兵部尚书，兼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掌控军事与监察大权，成为魏忠贤阉党“五虎”之首。

魏忠贤以为时机成熟，大开杀戒，天启五年三月，发动“六君子之狱”，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先后死于诏狱。阉党意欲追究高攀龙“赃籍”，锦衣卫指挥吴孟明以百口担保，始得幸免。不久，还是削籍为民，追夺诰命。

回到家乡无锡，苦心经营的东林书院，已经在“禁毁天下书院”的圣旨声中，化为一片废墟。天启六年春，魏忠贤又发动“七君子之狱”，以“欺君蔑旨”的罪名，逮捕七君子。高攀龙得知缪昌期、周宗建被逮入镇抚司诏狱的消息，自度不免，不露声色地准备后事。叶茂才记录了他度过的最后日子：

他早已参透“原无生死”，视死如归，三月十六日夜写信给友人：“仆得从李元礼（李膺）、范孟博（范滂）游矣。一生学力到此亦得少力，心如太虚，本无生死，何幻质之足恋乎？”身为大臣，不愿受到刑辱，决意投水自沉，质本洁来还洁去。说来也奇，家人把他救起时，居然帽子不湿，鞋子无泥，口中无水滴出，面色如生。钱谦益赞叹：“公初闻有使收捕，与家人处分燕语，若将治严就征者。夜分窥其室，炉香拂然也，封题宛然也，及诸河形神离矣。裳衣戌削，口鼻未尝少沾湿也。湛渊洁身，不以苟生辱国；北向叩头，不以垂绝废礼；结愿来世，不以之死忘君。从容就义，守死善道，呜呼难哉！”

3．李应昇：“十年未敢负朝廷”

李应昇，字仲达，号次见，常州江阴人。万历四十四年，二十三岁时得中进士，出任南康府推官，决疑狱，除苛税，士民服其公廉，政治与教育业绩卓越，修紫阳堤，恢复白鹿洞书院，尤为引人注目。天启初年擢为御史，不满于魏忠贤专擅朝政，接连上疏谏诤。

天启四年正月十四日，他上疏责问罪珰：“数年以来，二竖之患不可为不深矣。皇上试问罪珰，遗而嫚书入者何人？马上催而三路败者何人？中枢执拗而经抚受败者何人？贪残激变而贻患黔蜀者何人？贿脱盗库表里为奸，而一网善类者何人？”一连串的追问，无不指向魏忠贤，只是没有指名道姓而已，被圣旨谴责为“词多泛漫”，不予理睬。

同年三月十九日，他上疏对魏忠贤在紫禁城内搞内操，提出异议：“语曰：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臣备员耳目，忠爱微忱，思之数日，不能自已，岂敢侥幸天罪，亦庶几乘勿药之初，未忘苦口之味，不至以规为瑱也。”得到的圣旨是：“内操旧规，多事戒备，前已屡有旨了，不得又来渎奏！”

对此，钱谦益评论道：“公（李应昇）入台班，则忠贤燎原之日也。公连章切谏，谨逸游，罢内操，停立枷，皆以剪阉机芽而落其角距。”吴伟业评论道：“方公（李应昇）入为御史，哲皇帝冲年御服，群小欲矫弄威福，日导主上以嬉游燕豫。公慨然忧之，其拜入台第三疏所言数条，皆军国大务，而末以逸游为戒。固未尝指斥某事也，群奄已大哗阁中曰：‘李御史何人？教万岁灯也不看。’福唐相（叶向高）缓之，乃解。公闻之益发舒，于圣躬违豫，则请止内操；热审推仁，则请除立枷；万燝之毙杖也，则梳理其冤；王永光、魏广微之柄用也，则疏纠其恶。”

天启四年六月初一日，杨涟上疏揭发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李应昇奋起响应，于六月初四日上疏：

他开宗明义表明自己的态度，这并非杨涟一人的私言，而是全国民众的公言。然后向皇帝一连提出十个问题，引出结论——务必罢黜魏忠贤：“故忠贤不去则皇上不安，而今日被论之忠贤不去，则皇上愈不安。臣为皇上计，莫如听忠贤之引退以全其命，而解其烛影之疑。即为忠贤计，亦莫如早自引决，以释中外之疑。”得到的圣旨是：“已有屡旨，如何又来渎扰！姑不究。”

一个月以后，工部郎中万燝被廷杖致死，李应昇上疏为其鸣冤，抨击专擅朝政的魏忠贤。奏疏写道：“原任工部郎中万燝以陵工补牍，遂触宸威，然恭诵明旨，一则曰从轻，一则曰为民，仰见皇上圣明，以为燝之罪不至死矣，杖亦必不至死，意（万）燝生出国门，编氓原籍，长为皇上太平之民也。而（万）燝今死矣，未报国恩，先填沟壑。六尺之孤绕膝，八旬之母依闾，旅榇无归，游魂恋阙，臣僚饮泣，道路咨嗟。然无不共亮，非出于皇上之心也。彼时群珰横击，血乱神飞，监杖张威，伤痕甚重，兼以倒拖逆拽，蹴踏摧残，种种不支，故至于此。而令皇上损好生之德，负杀谏臣之名。臣故不暇为万燝冤，而深为皇上冤也。且天下士大夫所以激昂奋发不能自已者，独念祖宗养士二百余年，祸在萧墙，且在旦夕，故怀忠挟义，感恩图报耳。而一言触忤，褫辱身死，岂所以作忠而劝士哉？”

李应昇坚决支持杨涟，非把魏忠贤拉下马不可，他已经估计到后果的严重性，做好了罢官的准备。写信给父亲说：“都中议论纷纷，权珰作恶，昨副堂杨大洪具疏参之，喧传为之纸贵。男与魏廓园（大中）、许霞城（誉卿）诸兄弟，先具疏助之，已甘为削籍，归侍二亲。今幸邀主上宽恩，从此遇事不得不言，则一官置之度外。”五个月以后，再次向父亲报告京城的险恶政治形势和自己的处境：“自发前字后，每日悬悬，十夜有四五夜梦在膝前，以此卜归期不远矣。珰熖方张，日日以中旨处人，既已逐冢宰、总宪去，又削副院、佥院之籍。至陈中素温厚和平，初无得罪，而以会推不如魏广微之意，亦削其籍。小臣如魏廓园、夏绳北、张浮西、沈炎洲、许霞城、袁熙宇、房海客、邹匪石，降谪者已十余人。而又切责韩、朱二阁下，将逐之去。父亲谓如此世界尚可做官否？虽缄口不言以避祸，亦必不可久也。”

天启五年三月，魏忠贤的亲信曹钦程用“护法东林”的帽子向他扣来，致使李应昇罢官而去。

天启六年二月，苏杭织造太监李实以“欺君蔑旨”诬陷诸臣，魏忠贤矫旨：“周起元背违明旨，擅减原题袍段数目，又掯勒袍价，以致连年误运。且托名道学，呼朋引类，各立门户，一时逢迎附和有周宗建、缪昌期、周顺昌、高攀龙、李应昇、黄尊素，尽是东林邪党，与（周）起元臭味亲密，干请说事，大肆贪婪，吴民恨深切齿。除周宗建、缪昌期已经逮解外，其周起元等五人，都着锦衣卫差的当官旗扭解来京究问。”李应昇因此被锦衣卫缇骑逮捕，他写诗抒怀：

便成囚伍向长安，满目尘埃道路难。

父老惊心呼日月，儿童洗眼认衣冠。

文章十载虚名误，封事千言罪孽殚。

寄语高堂休苦忆，朝来清泪满供餐。

在押解途中，给大哥寄去诗三首，其一是：

长途连袂若为欢，咫尺京华不忍看。

此去幽囚肠百转，总余清泪对谁弹？

其三是：

兄自料生聊暖眼，我惟料死总灰心。

双亲但有平安字，传得些儿抵万金。

给儿子李逊之（《三朝野记》作者）的遗书写道：“吾直言贾祸，自分一死以报朝廷，不复与汝相见，故书数言以告汝。汝长成之日，佩为韦弦，即吾不死之日也。”向他提出六点要求：一是俭以惜福——“汝生于官舍，祖父母拱璧视汝，内外亲戚以贵公子待汝，衣鲜食甘，嗔喜任意。娇养既惯，不肯服布旧之衣，不肯食粗粝之食。若长而弗改，必至穷饿，此宜俭以惜福，一也”。二是俭以守身——“汝少所习见游宦赫奕，未见吾童生秀才时低眉下人，及祖父母艰难支持之日也。又未见吾今日囚服逮及狱中，幽囚痛楚之状也。汝不尝胆以思，岂复有人心者哉！人不可上，物不可凌，此宜俭以守身，二也”。三是孝以事亲，四是公以承家，五是桑梓之义，六是文章一脉。特别强调：“吾居官爱名节，未尝贪取肥家”；“吾苦生不能尽养，他日俟祖父母千百年后，葬我于墓侧，不得离远”。押入镇抚司诏狱后，不断受到酷刑拷问，遍体鳞伤。在狱中给父亲寄去两封书信，前一封报告受酷刑的情况：“男不意一到即审，故受伤甚重。幸一番即允，尚有余生。卧床一月，疮口未平，再得一月功夫也。天时人事，生路未绝，赃得早完，即过刑部。今五日一比，盼望家信眼穿。此中乞告既穷，束手无策，又不免棰楚之苦矣。在狱日则愁赃，夜则苦痛，只脾旺身健，酒食过于往时，此可慰二亲悬念也。”这后面二句“脾旺身健，酒食过于往时”云云，显然是安慰二老的善意谎言。闰六月初三日，他就向父亲发出临终遗书，示意诀别：“男遭此祸，久已义命自安。只念两亲万苦千辛，所以死不瞑目，愿善自宽解，与范滂之母千载同传耳。”此时，七君子中多人已经毙于杖下，黄尊素一息尚存，遇害前三日，黄公在隔壁以拳垂壁，喊道：“仲达，我已先去。”李应昇应声回答：“君行，我亦至矣。”死时年仅三十四岁。

李逊之记录了其父遇难经过，读来心酸：“先人以丙寅（天启六年）三月十七日闻逮信，从容拜辞祖父母，县令到门，即携手就道，绝不作儿女恋恋。十九日抵郡，宿吴霞舟先生斋，谈笑欢酌如平时，与吴先生往复诀别，语具载《端友集》中。时缇骑需索甚奢，逼勒不肯开读，而阖郡士民攘臂奋呼，欲逐缇骑而甘心焉。赖郡侯曾公二云力为调护，又捐俸慨助，以饱缇骑之欲，得毋及于变。途中与伯父联袂偕行，相对劳苦，惟以不得终养祖父母为憾。盖已知生还无望，然恐有伤祖父母心，故途次狱中三次贻书，犹作解慰语。至四月二十日抵京，羁锦衣（卫）东司房，为季叔作圹志。二十三日奉旨，镇抚司究问。镣扭送诏狱，许（显纯）彪迎内意，酷刑交加，血肉淋漓，惨不忍言，竟诬赃四千，勒限严追，五日一比，比必受棍……迨六月下旬，而同事诸公相继遇害矣。先人即作绝笔诗四首，缄付狱卒，又寄祖父、伯父二纸。纸仅径寸，字仅如豆，纸尾书闰六月初三午刻，盖即于是日报亡云。时值炎暑，越三日，始有旨领埋，而肌肤毁烂，几不可识别……痛哉先人，一生忠国忘家，孝亲忘私，即临难绝笔犹云：惟父母兄妹刻刻在心，与十年未敢负朝廷之句。岂非尽瘁孺慕之念，千古如生者耶！至遗训逊之，惟以立身孝亲与居家读书为嘱。逊之时方稚龄，呱呱在抱，不知言之堪痛。”“十年未敢负朝廷”，是李应昇的绝命诗，全诗如下：

十年未敢负朝廷，一片丹心许独醒。

只有亲恩无可报，生生愿诵法华经。

4．缪昌期：“一死无余事，三朝未报心”

缪昌期，字当时，一字又元，号西溪，常州江阴人。他大器晚成，万历四十一年得中进士时，已经五十二岁，选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授翰林院检讨。他在天启六年写的“自叙”，提及自己的科举仕途：“明年庚子（万历二十八年）举应天廿一名，时年已三十九矣……余诸生二十余年，乡举十余年，不营产业，公车之费不赀，家日益挫。至癸丑（万历四十一年）无以治装，谋之虞山诸友，得三十金以行，其困苦如此。幸博一第，齿已五十二矣。”

他弱冠即有文名，远方宿儒多抠衣受业。无锡顾宪成慕名延聘他为家塾老师，教育他的几个儿子。由于这样的因缘，日后被人扣上“东林”的帽子。其实真相并非如此，他的挚友钱谦益看得清楚：“端文（顾宪成）前辈名家，公（缪昌期）与之上下议论，才辩蜂涌，端文无以难也。年三十九举于乡，两都人士聚观叹息，以谓衣冠有异，如唐之李邕矣……端文与高忠宪公（攀龙）辟讲堂于东林，公退而语予：‘东林诸君子有为讲学，而有意立名，党锢道学之禁殆将合矣。’公既登朝，癸丑、甲寅（万历四十一、四十二年）之间，朝论攻东林甚急，还观其所为，壹皆便文养交，蝇营狗苟，附时相，走私们，恶清流清议为害己，欲锄而去之者也。公未尝心许东林而疾党人滋甚，每叹曰：‘吾惟恐人为伪君子，肯与人为真小人乎？’往往盱衡扼腕，形于言色。朝论遂以东林目公，公弗辞也。”原来如此这般，“朝论遂以东林目公”。当时馆选庶吉士，得到金沙于玉立的举荐而入选，自此有“东林之目”。

万历四十三年，梃击案发，御史刘廷元以“疯癫”结案，刑部主事王之寀主张追究主谋，御史刘光复支持刘廷元，攻击王之寀。缪昌期讥讽两位姓刘的御史：“一卯金（按：刘的繁体字俗称‘卯金刀劉’）以‘疯癫’二字出脱乱臣贼子，一卯金以‘首功奇货’四字抹杀忠臣义士。”主张以“疯癫”结案者恨之入骨，工科给事中刘炳文上疏弹劾，缪昌期一气之下，移疾而归。

天启元年三月，缪昌期返京，官复原职。形势仍不容乐观，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不肖以仲春入朝，诸君子异同之迹已龈龈露牙颊矣，其端竟不知所自。而后乃日甚，虽一决不复收。闻彼中之人且拍手相贺，欲乘其两敝之后，而徐起收渔人之功者比比也。时事至此，可不寒心哉？幸旬日之中，懋明（李邦华）入，景逸（高攀龙）又入，二君子者将悉力弥缝，以掩前瑕而销后衅。如其得济，则吾党如天之福，亦二君子百世之功也。”此时魏忠贤跋扈骄横，杀死司礼监太监王安，驱逐阁臣刘一燝。叶向高奉召再度入阁，缪昌期正告他：“内传不可奉，顾命大臣不可逐，公三朝老臣，当以去就争之，力遏其渐，无令中人手滑。”所谓“无令中人手滑”，意谓不要让魏忠贤为所欲为，叶向高对魏忠贤颇有好感，不以为然。

赵南星出任吏部尚书，号召海内清名之士，澄汰品流，塞绝侥幸。缪昌期与高攀龙、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参预其议。“朝右皆侧目挪手，怨诅交作”。杨涟弹劾魏忠贤的奏疏写成，缪昌期密告左光斗，内无有力的太监，外无有力的阁臣，一旦不中，国家受累。左光斗默然不应。杨涟的奏疏呈上后，内阁首辅叶向高颇有微词：杨大洪这疏亦太容易，魏忠贤在皇上跟前时有匡正。一日有飞鸟入宫，皇上登梯去捉，魏忠贤拉住皇上衣服不让他得上去。有小太监收到皇上赏赐绯衣，魏忠贤叱责：“此非汝分，虽赐，不许穿。”他如此认真，恐怕杨大洪奏疏实施，难再得此小心谨慎之人在上左右。缪昌期反对叶向高对魏忠贤的吹捧：“谁为此说以欺老师，可斩也。”杨涟的奏疏引起朝野震动，纷起响应。叶向高为了缓解紧张局面，呈上密揭，希望皇帝准许魏忠贤交出权力，退休养老。结果吃力不太好，魏忠贤大为恼怒。叶向高慑于他的淫威，自我解脱，扬言这份密揭非出我意，乃是门生缪昌期所迫。流言不径自走，甚至有人说杨涟的奏疏也出于缪昌期之手。缪昌期大祸临头，魏忠贤矫旨将他罢官。他写信给先前罢官的杨涟：“自兄跨驴而南，惊风怪雨日甚一日，诇弟者无所不至，相爱者劝弟稍避行迹，而弟之疏戆如故，得罢免之旨，而小人之喜可知也。”

天启六年二月，缪昌期与其他六君子被捕入诏狱。他在给门生的信中谈及得祸缘由：“仆之得祸，总缘应山（杨涟）一疏，兼以桐城（左光斗）、嘉善（魏大中）之交。然应山、桐城、嘉善死不负国，仆即死不负朋友，此心可对天日耳。”他向高攀龙表示，自己无怨无悔，做好了从容赴死的准备：“知有今日久矣，与李膺、范滂同游地下，亦复何憾！”他以东汉党锢之祸中遭受迫害的李膺、范滂为楷模，决意与他们同游地下，有诗吟咏道：

尝读膺滂传，潸然涕不禁。

而今车槛里，始悟夙根深。

一死无余事，三朝未报心。

南枝应北指，视我实园阴。

在就逮之前所写的“自叙”，回顾自己的一生，同样无怨无悔：“余行真而未笃，口直而多躁，心慈而色厉，为文有笔而无学，为学有志而无养，种种欠缺，人所共见。而不敢营私背君，欺心卖友，一念亦天地神明所共鉴也。祸至于此，岂非往因，闻报之后，了无怖恋，但义不屑以三朝作养之躯，辱于狗奴狞贼之手耳。”料知必死无疑，他向挚友钱谦益托孤，照顾两个儿子虚白、贞白：“弟异姓骨肉惟仁兄一人，平居左提右挈，今日拯溺救焚所不能得之宗党姻亲者，惟仁兄是望耳……两儿在家皆以兄为天，兄即以子视之。余无可言者，感不尽，说不尽。”他给儿子的诀别诗谆谆叮嘱：

诸儿初了了，长大竟无成。

世事浑如梦，贻经累后生。

覆巢宁有卵，刈草岂留萌。

幸得收吾骨，还须隐性名。

天启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缪昌期死于诏狱，五月二日狱中传出死讯，时年六十五岁。钱谦益记载：“‘诏狱死状秘，外人莫得知’，四月二十九日，橐饘中传出寸纸，自是而绝。五月二日，狱吏以死上，竟莫知何日也……而其家遂以四月二十九日为忌辰。”

5．周顺昌与“开读之变”

锦衣卫缇骑抵达苏州逮捕周顺昌，阉党的倒行逆施，触犯众怒，激发轰轰烈烈的民众反抗运动，称为“开读之变”。

周顺昌，字景文，号蓼洲，苏州吴县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授福州府推官，清正廉洁，敢于整治矿税太监高寀的非法行径。高寀的爪牙颐指气使，横征暴敛，引发民众骚乱，劫辱巡抚袁一骥，把他的儿子与副使吕纯如扣留为人质。有人建议由周顺昌去顶替人质，周顺昌期期以为不可：“此身许国，非许上官。必君父有难，方可身殉，吾素不与彼狎，四丧未葬，敢轻一死于鸿毛耶？”由于周顺昌仗义抵制高寀，平息众怒，骚乱得以消解。朝廷获悉后，将高寀撤回，周顺昌因此晋升为吏部稽勋司主事。天启初年调任文选司员外郎，主管官员选拔事务，全力杜绝请寄，抑制侥幸，以清操闻名。或许是厌恶官场的浑浊，向皇帝请假回归家乡。

他为人刚方贞介，嫉恶如仇。天启三年，应天巡抚周起元（字仲先，福建海澄人）揭发苏杭织造太监李实，贪污料银四万两。李实为掩盖罪行，诬陷苏州府同知杨姜。周起元挺身申救，连上三疏弹劾李实，其实魏忠贤气势嚣张，包庇李实，矫旨将杨姜罢官。周起元处境岌岌可危，依然刚方贞介，天启四年江南水灾，周起元派人前往湖广采购米粮，平粜救济。并且弹劾苏松道臣朱童蒙，触怒魏忠贤，矫旨削籍。周顺昌不畏强权，撰文为周起元送行，指斥权珰无所顾忌。魏大中被逮，经过苏州，他设宴为之饯行，毅然决然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魏大中的孙子，便是对正人君子的敬仰之情。他特地买了船只，跟随官船远送魏大中，锦衣卫校尉呵斥禁止，他怒目圆睁回应：“若不知世间有不畏死男子耶？归语忠贤，我即故吏部郎周顺昌也。”一面说一面高举手臂，直呼魏忠贤的名字，骂不绝口。

魏忠贤获悉后，授意干儿子——御史倪文焕弹劾周顺昌，与罪人魏大中缔结姻亲，诬陷他贪赃受贿。魏忠贤收到奏疏，立即矫旨将他削籍罢官。先前因人质问题结怨的吕纯如也是苏州人，此时以京官家居，挟前嫌向苏杭织造太监李实、应天巡抚毛一鹭进谗言。李实追论曾经揭发他的周起元，牵连周顺昌“请属有所干没”。魏忠贤派锦衣卫缇骑前往苏州逮捕周起元、周顺昌。沈国元这样记载此事：“天启六年三月，逆珰魏忠贤矫旨逮故巡抚都御史周起元等，中及故吏部员外郎周顺昌，同恶内臣李实所构陷也。”

三月十五日，携带诏书的锦衣卫缇骑抵达苏州。按照惯例，诏使抵达，地方官必须亲自通知被逮官员。吴县知县陈文瑞是周顺昌的门生，半夜叩门求见，抚床而恸，周顺昌反过来安慰他：“吾固知诏使必至，此特意中事耳，毋效楚囚对泣。”次日，他召见故人，与之诀别，夫人吴氏号泣昏迷，苏醒后再次昏厥，儿女们环拥着他，嚎啕大哭，声彻街市。他神色自若，准备就逮，环顾左右，见书桌上铺开的白纸，对人说：这是龙树庵僧人嘱托书写，已经答应，今日可了，以免失信。随即信笔题写“小云栖”三字，字大如斗，体法遒劲，投笔而起，意气浩然。刚一迈出家门，百姓为之鸣冤聚送者已不下数百人，但见周顺昌身穿囚服，头戴小帽，前往巡抚衙门，士民聚集愈来愈多。巡抚毛一鹭有些惶恐，自揣不协舆情，命下属不断转移关押地点，但是远近风闻者逐渐增至数千人，以为周吏部清忠亮节，朝廷以何罪逮捕？民众十分激动：“或悻悻若怒，或愀愀若悲，或茕茕若无告，或昏昏若梦魇，而无以自明，相守至昏夜犹不散，旦则复聚。自十五日至十八日，盖通国皇皇也。”

却说三月十五日锦衣卫缇骑抵达苏州后，向周顺昌家属敲诈勒索，并且威胁说，倘若不从，那么周顺昌在押解途中性命难保。周顺昌为官一向清正廉洁，两袖清风，正如姚希孟所说：“（周）顺昌贫彻骨，以吏部郎归，敝庐数椽而已。然小民冤抑未申，并水旱征徭之事，必力请于当事，穷交寒酸，游扬援引，不惜齿颊，士民深德之。”如此好官清官竟然遭到迫害与勒索，苏州士民怒不可遏，商人之子颜佩韦挺身而出，上街高呼：要救周吏部的，跟我来！颜佩韦的朋友马杰也上街呼号，一时间自发跟从者有上万人。锦衣卫原定三月十八日开读圣旨，逮捕周顺昌，苏州民众数万人上街游行示威，场面令人感动。请看王贞明的描述：

姚希孟说：三月十八日，群众听说周顺昌即将上槛车，倾城出动，执香者烟涨蔽天，鸣冤呼声数十里外都能听见。百姓一听“东厂”二字，知道是魏忠贤下令来逮人，更加气愤，颜佩韦、杨念如、沈扬、周文元、马杰等上前痛打文之炳，一时群情激奋：“忽如山崩潮涌，砉然而登，攀栏折楣，直前奋击，诸缇骑皆抱头窜，或升斗拱，或匿厕中，或以荆芥自蔽。众搜捕之，皆搏颡乞命，终无一免者。有蹴以屐齿，齿入其脑立毙……其逾墙出者，外人复痛捶之”。

这就是“开读之变”，又称“苏州民变”。这次事变对魏忠贤震动很大，让他领略到反对派的力量不可等闲视之，不仅有士大夫，而且有支持士大夫的成千上万的老百姓，非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镇压不可。他立即命令逮捕带头闹事的颜佩韦等人，并且秘密把周顺昌押解到北京。周顺昌关入镇抚司诏狱后，受到许显纯严刑拷打，誓死不屈。许显纯用铜锤打落他的牙齿，喝问：“复能骂魏上公否？”周顺昌把满口献血喷向许显纯，骂得更加厉害，猛然把头撞向石壁，鲜血直流。魏忠贤授意当即处死。天启六年六月十七日夜里，狱卒颜紫把他击毙。镇抚司在报告中轻描淡写地说：“犯人周顺昌病故。”

被逮捕的颜佩韦等人，也难逃魏忠贤的魔掌。

四月初，应天巡抚毛一鹭向朝廷报告苏州民变的消息，当然是黑白颠倒的自我粉饰之词：“本年三月十八日，因犯官周顺昌奉旨下逮。臣等齐赴公所，正开读间，忽士民拥入鼓噪，变起仓卒，势甚危迫。臣等不胜骇异，力为解散……次日，讹言偶语，遍街塞巷，臣等惟有密加防护，严行申饬，自辰至酉，方始解散。”圣旨随即下达：“愚民狂逞，至挤伤旗尉，虽云变起仓卒，抚按等官平日禁约谓何？据奏，犯官既已前来，姑不深究。还着密拿首恶，以正国法，不得累及无辜。其苏（州）常（州）等处私造书院尽行拆毁，刻期回复。”此后巡抚毛一鹭和巡按徐吉再次请示，五月初六日圣旨下达：“这缉获乱民颜佩韦等，分别正法，其漏网巨魁着作速确查具奏。”

天启六年十月，颜佩韦、杨念如、沈扬、周文元、马杰被杀害。“临刑，相顾笑别，延颈以受”。一年后，魏忠贤伏法，苏州百姓在毛一鹭为魏忠贤所建生祠废墟上，为颜佩韦等建造五人之墓，墓道上面的石牌坊刻着“义风千古”四个大字。复社领袖张溥撰写碑文，这就是脍炙人口的《五人墓碑记》。上面写道：“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急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即除逆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呜呼，亦盛矣哉……凡四方之士，无不有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

七君子之狱的元凶是苏杭织造太监李实，帮凶则是应天巡抚毛一鹭。无名氏《虐政集》写到御史周宗建、李应昇、黄尊素，侍读学士缪昌期，应天巡抚周起元，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员外郎周顺昌，被缇骑逮治，特别注明：“以李实参之，实则毛一鹭主使之”。无名氏《邪氛集》不仅指责毛一鹭谋害七君子，而且嘲讽他不得好死：“（毛）一鹭在应天，约织监李实，过苏州同谋害正，（李）实随诬奏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黄尊素、李应昇、周宗建、缪昌期，俱被逮问。顺昌素得乡党心，缇骑至激变，为苏人所殴，有死者。（毛）一鹭疏挑珰怒，复杀倡义五人。或曰，（毛）一鹭临死，蝟缩才如小儿，岂阴力诛之乎？（毛）一鹭抚应天，或夜粘对联于军门鼓楼之上，曰：‘拔一毛，一毛不肯；杀一鹭，一路太平’。”

6．周宗建与周起元之死

周宗建，字季侯，苏州吴江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历任武康知县、仁和知县，政绩卓异，晋升为御史。天启元年，上疏为已故官员顾存仁、王世贞、陶望龄、顾宪成请谥，追论万历朝小人，历数钱梦皋、康丕扬、亓诗教、赵兴邦乱政罪。辽东战败，沈阳陷落，他上疏谴责当事大臣，请求破格用人，召还熊廷弼。是年冬，奉圣夫人客氏出宫，一天之后皇帝反悔，要她回宫。周宗建抗疏极谏：“两日之间乍出乍入，人且谓天子成言有同儿戏，法宫禁地仅类民家。无论圣明之举动有乖，亦恐内外防闲甚亵，今既无以信众，后将何以令人？所关圣政，岂复渺小！即皇上今日或谓阶前寸土，不足为意，妇人女子束缚何难。不知此辈无知，一叨恩格，便思逾涯，而后狎暱亡纪，渐成骄恣，人之多言，靡所不至，必谓皇上溺爱近习，故徇其苟得之情；重割小恩，遂忘其私暱之讟。衅孽渐起，宠竞日繁，皇上于此时而始悔今日之优柔，思始事之不断，虽欲追挽，亦将何及！”次年四月，力陈四事，其中之一专攻魏忠贤：“近日政事，外廷啧啧，咸谓奥窍之中莫可测识，谕旨之下有物凭焉。如魏进忠（即魏忠贤）者目不识一丁，而陛下假之嚬笑，日与相亲，一切用人行政堕于其说，东西易向而不自知，邪正颠倒而不觉。况内廷之借端与外廷之投合，互相扶同，离间之渐将起于蝇营，谗抅之衅必生于长舌，其为隐祸，可胜言哉！”这种鞭辟入里的分析，此后一一应验。但是当时的皇帝只当耳旁风，置之不理。魏忠贤当时正与客氏结为对食，一些官员暗中阴附，权势逐渐显赫，见到周宗建奏疏恨之入骨，隐忍不发。邹元标建首善书院，周宗建参与具体建造事宜。邹元标罢官，周宗建请求和他一起罢官，皇帝不允。

当是时，魏忠贤气焰日趋嚣张，周宗建顾虑“内外合谋，其祸将大”，于天启三年二月二十八日上疏抨击魏忠贤：

奏疏呈进后，魏忠贤更加愤怒，率领刘朝等在皇帝面前哭泣，请求自髡出家，以此激怒皇帝。皇帝当即下旨，指责周宗建“乘辩求胜”“无端牵引”，责令周宗建为“内外交通”举证，“从实回将话来”。周宗建无所畏惧，立即遵旨回话，侃侃而谈，一一举证：

皇帝却罔顾事实，强词夺理：“周宗建奉旨回话，自当明白确奏，乃尚牵连揣度，诿于风闻，好生恣意沽直，姑从轻罚俸三个月。”

因此之故，周宗建被魏忠贤、客氏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天启六年二月，以周宗建“赃私”为借口，矫旨将周宗建与缪昌期一并扭解来京，于四月押入镇抚司诏狱。在狱中备受酷刑，铁钉钉身，沸水浇身，皮肉尽烂，六月十八日去世。镇抚司照例上报：“十八日犯官周宗建病故。”

周起元，字仲先，号绵贞，福建澄海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历任浮梁知县、南昌知府，以廉洁贤惠著称。万历四十年晋升为湖广道御史，其时宵小之徒群起而攻东林书院讲学，周起元挺身反驳，大犯时忌。被贬谪为桂平道参议，有政绩，天启三年晋升为太仆寺少卿，不久，以右佥都御史出任应天巡抚，本着一贯风格，多次纠参苏州织造太监李实滥派数额。天启三年闰十月初五日的奏疏中说：“苏松岁徵料银不过四万有奇，额编止有此数。往年织造（太监）孙隆，与近时吕贵，皆未尝过溢于编数之外也。今织监李实谬张虚额，一味诛求，倚信参随，百计冒破……今阖郡士民见本官杜门，惶惶泣留，而通属荐绅将士无不称冤，愿借（李）实仇有司，则拂百姓；拂百姓则百姓必将仇（李）实。念及于此，可不寒心！而况暗于纠劾大权，将置抚按何地？不独下拂舆情，抑且上关国体。”织造太监李实为了掩盖自己的贪赃劣迹，诬陷苏州府同知杨姜贪污，皇帝偏袒李实，指责杨姜“贪肆久著，借端掩罪”，命巡抚周起元“从公参处”。

周起元接旨后，再上一疏，重申前疏所说杨姜无罪，“字字实录，不敢饰说偏护”。他认为：“杨姜一小吏耳，词之遣之何足惜，独惜贤奸从此混淆，纪纲从此倒置，凡有求不遂者，皆得挟私忿中人以不测之祸，甚非清世所宜见耳。”问题出在织造太监李实身上：“惟是织造一事，当泰昌时已尽撤回，李实承领此差，因而再遣。若肯如孙、刘、吕等各监，照依两府料银额编之数，按运解给，不窥别项解京钱粮。又若肯遵照旧规管两府袍段，不搀管十郡岁改，创从前未有之例，贻江南官民之扰，则衔命天使，臣等岂有不愿同心协力，而故生枝节，分枘凿以成水火之形哉！”皇帝依然偏袒李实，降旨：“杨姜这厮抗旨擅减袍服，致误上供，深属不敬。本当差官拿治，念抚臣力请，姑着革职为民，发回原籍当差，永不叙用。其误运袍段，并岁改造段匹料价，该地方掌印官作速措办解监，上紧儹织，补解应用。再有违慢的，定行重治不饶。周起元着安心供职。”

虽然皇帝虽说“周起元着安心供职”，但是得罪了太监，“安心供职”不过是一句空话。天启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他上疏弹劾苏松兵粮道右参政朱童蒙渎职之罪，指出他“受事一年，吴淞、青村、南汇等营，有五月无粮，有六月无粮者，甚至有十月无粮者，几至脱巾。该道逐月报臣循环粮册只属虚文相蒙耳。”而且此人“性近坦率，事多乖方，细人翻云覆雨之奸，易以惑听赤子呼天抢地之苦，绝不关情，一切暧昧浮议有关趣操者，臣不必更行物色胪列，而其轻浮孟浪之概亦可见矣”。显然得罪了阉党，皇帝的圣旨自然不会好听：“周起元曲庇杨姜，屡悖明旨。今又诬劾朱童蒙，显是排挤正人，好生抗违无礼，本当重处，姑着削职回籍。”

天启六年二月，魏忠贤欲杀高攀龙、周顺昌、缪昌期、黄尊素、李应昇、周宗建等人，知道李实怀恨周起元，派人取得李实的空印疏本，令亲信李永贞、李朝钦诬告周起元在担任应天巡抚时贪污帑金十余万两，每天与高攀龙辈往来讲学。这年六月，魏忠贤矫旨将其逮入镇抚司诏狱。

周起元得到逮捕的消息，变卖家中的首饰酒器，不满一百两银子。父老乡亲及地方官在四个城门口设柜捐献，助一臂之力。捐献者摩肩接踵，有手持金钱来投的，有不留姓名的，有穷巷老妪脱钗簪质钱来投的，有为人抬轿的佣夫手持脚力钱来投者。终于凑满了锦衣卫缇骑所需费用。全城士绅陆续前来问候称冤，漳州士绅领袖梅岩公老病不能行走，坐了轿子赶来向周起元号哭：“子屡犯政府，为民抗珰，以报国家养士之恩，得死所矣。恨吾老不能从，甘与同刑。”周起元感谢道：“当出疏时，知有今日，无悔也。”毫无戚容出门就逮。其时长子尚未弱冠，仲子、季子还是孩提，依依膝下，周起元抚摸孩子，说道：“汝父不及教育，汝惟依所亲，以期成立。”缇骑赶来时，百姓填塞街衢，嗟叹愤激，欲攻缇骑，周起元长跪请求：“臣子事君，身非己有，雷霆雨露，莫非君恩。乡里爱我，岂可陷我不法耶！”众意始解。就道时，士绅父老妇孺数千人相率追送，悲号之声久久萦绕。

周起元押入诏狱后，魏忠贤指示不必审讯，就按照李实的指控，迫使周起元承认赃银十万两。周家倾家荡产退赔，仍不能挽救一命，天启六年九月死于狱中。

金日升如此记述他的最后日子：“彪恶许显纯高坐谩骂，夹敲一百四十，拶敲一百，棍打八十，公抗辩不屈。自后每五日或三日一比，各棍打三十。九月初四日，（许）显纯再加酷刑，着取病呈。初十日竟死狱中。越三日，旨下，尸出，七窍流血，胸破面溃，手足杖夹伤烂，身无寸缕。见者莫不悲哀洒泪，好义争助之，得扶榇南归。”

临死前，他给儿子寄去最后一封家书，一吐信中的悲愤郁闷：“一家祸至此，我死何足惜，乃天命未终，尚延数月残喘。冀白孤忠，然岂易得哉！汝等亦为忠孝自慰，毋烦过虑。第日费已尽，四顾无亲，一日未死，尚暂支持。恐人非木石，难以久延耳。苦寸心之不白，清而受染，留身后之大累，忠以蒙欺。然我自历宦清白，积些俸钱，今以尽还朝廷，亦复何恨？汝等无分文之积蓄，当知艰苦，居家孝顺，顾诸弟妹，万勿拚弃，汝母要保养，勿以愁伤。追赃之后，庵庙亦可栖身。得汝劝我保摄宽心之说，亦一时相慰。夫我今以待死之身，延难挨之生，熬刑苦肉，亦说不得。毕在旦夕，谁鉴孤忠？我固以速死为幸，实生不如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