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史——东林非党论



清初学者毛奇龄早就说过这样的话：“东林非党也，有抗东林者而党始名，然而不敢显居于抗之者也，于是甘于抗东林者必文曰中立，夫使抗之者不敢显居于抗之而乃曰中立，则东林尊矣。”不过我与毛奇龄论证“东林非党”的方法不一样，简而言之，以顾宪成为代表的东林书院，既非朋党，也非政党。毛奇龄所说的“有抗东林者而党始名”，这个“党”是朋党之“党”。明末学者吴应箕说得好：“东林者门户之别名也，门户者又朋党之别号。夫小人欲空其国，必加之以朋党。”很显然，“东林党”这个称呼，是“抗东林者”那些小人强加于东林书院的蔑称，亦即东林君子所不齿的朋党。那么，东林是不是一个“政党”呢？也不是，因为东林书院只是一个民办学校，它既没有政党所必备的党章党纲，也没有政党的组织机构与组织形式。有的当代学者执意论证“东林党”是由传统朋党向近代政党的过渡形式，纯属想当然耳。欲知其详，请听在下一一道来。

1．李三才：“以消党祸，以安天下”

把东林书院诬为“东林党”的始作俑者，是徐兆魁之流。他们声称：“顾宪成讲学东林，遥执朝政，结淮抚李三才，倾动一时。孙丕扬、汤兆京、丁元荐角胜附和，京察尽归党人。”田一甲说得更加活灵活现，他先是说顾宪成以道学之名号召天下，人们靡然而从，于是门户（朋党）之名得以成立；继而说，东林从此“遥制朝绅，迫胁台辅”，朝中一二奸雄与之气脉相通、呼吸相应，“钳天下之口，而操仕进之权”，于是门户（朋党）之威得以炽烈；最后的结论是：“以故李三才、王元翰等一入其党，而贪可为廉；黄克缵、史继偕等不入其党，而贤可为不肖”。竟然凭空虚构出“一入其党”“不入其党”之类荒唐话语，可是举不出李三才何时何地加入“东林党”的证据，只是为渲染顾宪成与李三才“结党”，鼓噪一番而已。

《明史·孙丕扬传》对此的描述是十分确切的：“先是，南北言官群击李三才、王元翰，连及里居顾宪成，谓之东林党。而祭酒汤宾尹、谕德顾天埈各收召朋徒，干预时政，谓之宣党、昆党，以宾尹宣城人，天埈昆山人也。御史徐兆魁、乔应甲、刘国缙、郑继芳、刘光复、房壮丽，给事中王绍徽、朱一桂、姚宗文、徐绍吉、周永春辈，则力排东林，与宾尹、天埈声势相倚，大臣多畏避之。”“东林党”名称的由来，至此已经昭然若揭。

顾宪成去世后，徐兆魁之流集中火力猛攻李三才。李三才迫于形势，接连向皇帝呈上十五道请辞奏疏，皇帝既没有同意表示也没有表示不同意。李三才既然得不到皇帝的旨意，索性自作主张挂印而去，回到家乡通州。皇帝迟迟不批准他的辞职请求，也不任命替代者，使得漕运总督与淮扬巡抚的岗位空悬在那里。攻击他的人唯恐他东山再起，不把他搞臭决不罢休。

河南道御史刘光复冲出来充当打手，先是诋毁他“煽乱人心”：“年来于玉立、李三才逞其伎俩，煽乱人心，幻术通天，气焰盖世。柔者奉之若神，怯者畏之如虎，番谋世界，兆端已见。即老成历练亦有密输款诚，以图远大富贵，彼候命诸臣宁无一二脚跟不定者乎？”继而又诬蔑他“翻天覆地”：“数年来，于玉立、李三才遥制朝权，指挥徒隶，几于翻天覆地，世界有不测之忧。”

刘光复可能意识到“煽乱人心”“翻天覆地”的罪名过于虚空，不能激起皇帝的恼怒，于是改变策略，揭发他利用职务之便，把从运河运到通州修建皇宫的木料据为己有，营建私宅。他以夸张的语气说：“李三才居室连云，几于半州。所用木料，俱是先年奉旨差官解到鹰平木，凡二十二万八千有零。纵逃盗贼之名于一时，终不能逃盗贼之名于后世。”

这一招十分阴险——“迎皇上惜费之睿心”，最易激怒皇帝。工科给事中刘文炳立即与之呼应，也在盗用皇木上大做文章：“李三才查法木虽多，不过头运二运，不离已收未收。以此两者，按籍而求，有无虚实可以立见。果原数不少，三才盗买，不待辨而自明；若原数有亏，商人倒卖，即有喙难以自解。”江西道御史李徵仪也遥相应和：“臣查鹰木条桥等木，以五十七万三千二百余根为额，分作三运，除第三运未起运外，其头运木该二十一万一千一百一十六根，除收过外，尚少三万二千六百二十三根。”他们两人都以骇人的数字，证实刘光复所言不虚。工部郎中聂心汤、大理寺丞王士昌也协助刘光复攻击李三才。

对于刘光复等人的诬陷，李三才忍无可忍，向皇帝申诉，实乃“言官朋谋蒙蔽，假公陷害”。他指出，这是一场阴谋，有幕后指使者在操纵：“御史刘光复、李徵仪，俱系汤宾尹、韩敬至亲密友，诬职擅用皇木二十三万，又挟制工部林如楚、聂心汤，说木是李家强买去了。此非聂心汤本心，不过畏惧御史，为之出力，陷害报仇。清平世界，乃有卢杞、秦桧所不敢为者，今公然为之。”为了自证清白，他请求皇上查抄他的家产，以明心迹。他还写信给李徵仪、聂心汤，希望他们不要“误为他人报仇”，看清刘光复之流的险恶用心：“假皇木如天之大祸，迎皇上惜费之睿心，计诱穷迫之客商，势挟软媚之司属，至巧至毒，极奸极狠”。要他们“平心思之，忍乎不忍乎”？

然而形势已经难以逆转，主管此事的工部署理部务右侍郎林如楚，一方面为李三才讲几句公道话：如果仅仅是盗买，那么责任应该分于商人，而不专在本官；如果发商卖抵脚价，那么责任应该分于司官，又不在商人与本官。另一方面要他自我反省，身为大臣，贪图市价便宜，买官木以便私图，其过失不可掩盖。要他束身归命，听从朝廷处分，不得哓哓自辩。御史刘光复紧追不舍：“李三才恣肆不法，跋扈无将，擅用奉旨差官买来之皇木，盖造壮丽房屋数百间，起建受用花园，吞占国家祖宗相传木厂基地百余亩。役朝廷之官军，充私家之工用；去朝廷之城砖，砌私家之墙垣。”

擅用皇木，侵占堆放皇木基地，建造私宅、花园，终于激怒了皇帝，下旨查勘李三才宅园。万历四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署理部务的工部右侍郎林如楚，率领监察工程的兵科给事中吴亮嗣、工部郎中聂心汤、江西道御史李徵仪等，奉旨前往通州通惠河湾李三才宅邸清查此案。结果是在意料之中的。

吴亮嗣的清查报告，并无具体数据，堆砌了一大堆尖刻词语：“尚书李三才风尘念重，货利情多，惮物力于蘧庐，罔惜天孙之锦；逞浓华于土木，羞称金谷之春……历官四十年，何曾识清廉之字；虑周千万世，无非为骄纵之谋。”结论是：应该剥夺他的官爵，以清士望。

林如楚的报告也是如此，他向皇帝描绘李三才的宅园：从前门进入，瑰丽神奇，见者惊诧；从后门进入，崔巍广大，势甚铺张；最后一幢为家眷所居，无法进入，据商人透露，这里占用木料最多。他提供了三条证据，一条是：所用木料多系南杉，但是“出卖无主，报税无票，此木非得自官，胡为乎无胫而至？”另一条是：盖造花园用地，“即系当年皇木厂基”，有州官、河道官之档案卷宗为凭。第三条是，从李府的二门至大门，占用广福寺香火地，以及户部仓库基地。

万历四十三年三月，皇帝下旨，命三法司会审李三才用木占厂的事情。

为了配合会审，户科给事中官应震大造舆论：“李三才大奸大贪，今古罕俪，往宵小党护，交口清流。而当先摘贪状为邵辅忠、徐兆魁、钱策，已而王三善挺身请往勘。假令不待今日之勘，而早勘于当时，将海内贤奸一笔判断，于今五六年内，三才或有悛心，今三才败露极矣！”在丑化李三才的同时，顺带丑化东林书院：“东林理学，强半虚名，砥节夸修才一二止耳。方其盛时，缙绅为主，而诸生旁助之。今稍替，则诸生为主，而缙绅阴使之。方其盛时，意得志满，其气浮，故其恶亦浮，如猰貐虎豹，张牙踞齿，可畏亦或可避。近稍替，则奸谍憰计，其意深，故其恶亦深，如魑魅魍魉，潜踪匿迹，可畏而更不可测……以此景象，几成罗刹鬼国矣。”语言之恶毒，可谓登峰造极，意图很明显，要求朝廷“痛加惩创，以为植党恣睢者戒”。所谓“植党”之“党”，当然是“东林党”。

万历四十四年十月，已经被定性为“大奸大贪”的李三才，本着一向直言不讳的风格，向皇帝呈进长篇奏疏，分析朋党之争对于政治的危害，主张不要把李三才与东林混为一谈，消除党祸。虽然已经身败名裂，却一如既往，锋芒毕露，剖析沈一贯以来的所谓浙党、宣党，洞若观火：“自沈一贯假捏妖书，擅戮楚宗，举朝正人攻之以去。此沈一贯自作之孽，原与浙人无干，而浙人何必死与正人为仇也。韩敬与汤宾尹交通关节，幸中会首，此自韩敬、（汤）宾尹自作之孽，又与浙人宣人无干，而浙人宣人又何必死与诸正人为仇也。今挺身主盟，目无君父，为沈一贯、韩敬报怨者，则大理（寺）少卿王士昌、御史刘光复，甘为王士昌、刘光复效力者，则御史刘廷元、李徵仪等，给事中商周祚、姚若水等，郎中聂心汤、陆梦龙等。”近年来他所遭到的攻讦，绝非无缘无故，有着明显的朋党背景，却反诬他人结党，甚嚣尘上的东林党论，其源盖出于此。所以他要站出来大声说，李三才是李三才，东林是东林。尽管有人诬陷他“一入其党”了，自己很清楚，并未“一入其党”，以旁观者的身份为东林辩诬。

他列举了正人贤者一批批遭到排挤打击，无不是“奸党仇正”的结果。进一步指出：“今奸党仇正之报，不过两端，曰东林，曰淮抚。何以谓之东林哉？乃光禄（寺）少卿顾宪成讲道东南之所也。宪成忠贞绝世，行义格天，继往开来，希贤希圣。而从之游者，如高攀龙、姜士昌、钱一本、刘元珍、安希范、于玉立、黄正宾、乐元声、薛敷教等，皆研究性命，检束身心，亭亭表表，高世之彦也。异哉，异哉，此东林也，何负于国家哉？今不稽其操履，不问其才品，偶曰东林也，便行屏斥，顺人者以此恣行其奸，谗人者以此横逞其口。见任之科道，如马孟祯、周起元等，皆居然一代名臣，只以东林之故，而立为例转。已选之科道，如张光房、旷鸣鸾等，皆皭然一特硕彦，只以东林之故，而立见改拟。即一世人望，如邹元标、赵南星、杨东明辈，天下仰之如景星庆云，亦以此名加之，即迟而不推，推而不下。其所亟推巧于取旨者，非奸猾之史继偕、徐兆魁等，即奸贪之乔应甲、朱一桂等也。异哉，异哉，东林何负于国家哉？”话语毫无顾忌，直击要害，为什么要把“东林”作为整人的把柄？致使操履高洁、才品卓越的一世人望，难逃厄运。攻击别人为朋党，自己恰恰是朋党。

对于一个以讲学为宗旨的书院，竟然遭到如此不公平的对待，他以为是衰世不祥之兆：“嗟乎，嗟乎！此衰宋伪学之禁，奸人乱政之术也。由今观之，周程张朱不是伪学；由他日观之，顾高姜钱岂非君子耶？异哉，异哉，（王）士昌、（刘）光复何不羽翼圣学，辅赞皇朝，而乃谆谆切切、汲汲鳃鳃，日效衰宋奸邪之故，以报区区朋友之私怨哉！不忠不义，侮圣臧贤，无法之罪可胜诛耶……嗟嗟异哉，一负贤名，便遭罗网，在朝在野除之必尽。国家二百年来，曾有此事例否耶？此严嵩、张居正之所不敢为也！”

真是酣畅淋漓，把长期淤积心头的怒气怨气，倾泻而出，把奸人炮制的“东林党”论，驳得体无完肤。然而，得到的结果，不是奸人的失败，而是李三才的革职为民。万历四十三年会审李三才擅用皇木占用厂基案件，由于不久之后发生梃击案，朝廷暂时无暇顾及。一直拖延下来，没有处理。恰恰就在此时，刑部把会审的结论上报皇帝。一向对李三才颇有好感的皇帝翻脸不认人，当即下达措辞严厉的圣旨：“这奏内事情，屡次会勘明白，李三才身居宪职，进阶尚书，既属回籍官，不思省修行，辄敢盗买皇木，侵占厂基，胆大欺君。却又数逞狂妄，扰乱计典，好生可恶，本当置以重辟，念系大臣，姑从轻，着革了职为民当差，永不叙用。”

李三才受到革职为民永不叙用的惩处，是朋党政治结下的恶果，好在历史对他的评价是公正的。万斯同说：“（李）三才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抚淮十三年，结交遍天下，性又不能持廉，以故为众口所毁。其后击三才者，若邵辅忠、徐兆魁、王绍徽、徐绍吉、乔应甲、刘廷元、姚宗文、潘汝祯、吴殿邦辈，咸以附魏忠贤，名丽逆案。而推毂三才，若顾宪成、邹元标、赵南星、刘宗周，皆表表为时名臣，故世更以三才为贤。”

2．“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

邵辅忠、徐兆魁之流说顾宪成“讲学东林，遥执朝政”，是别有用心的，清朝钦定的《明史》未加细察，人云亦云，也说顾宪成“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实在是不着边际之论，误导了后世学者，引起对东林书院的误解。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东林书院呢？

台湾学者林丽月的论文《明末东林派的几个政治观念》，引用美国学者Charles O．Hucker对东林运动的精辟论断：“明末东林运动的失败，代表传统儒家观念与现实恶劣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典型，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团体。”笔者以为，这是近几十年来关于东林书院比较准确的定位。值得注意的是，他不用“东林党”的说法，而称之为“东林运动”。林丽月也不用“东林党”的说法，称为“东林派”。她解释道：“天启年间，魏忠贤的党羽先后编列多种东林党人名录，成为魏珰整肃异己的依据，前后指目东林者，有东林点将录、东林党人榜、东林朋党录、东林同志录、东林籍贯录、盗柄东林夥、夥坏封疆录、东林胁从等……近人朱倓撰有《东林党人榜考证》与《东林点将录考证》二文，订正其讹误与改窜之处。故知后世所谓‘东林’，自不尽等于天启崇祯间诸名录中所列的‘党人’，是以本文姑将东林书院的领导人物及其清议的支持者，以及反对魏珰的士大夫称为‘东林派’而不称‘东林党’，以示与真伪措置的东林党人诸名录所指者有别。”

以顾宪成为代表的东林书院诸君子着意于重整道德，广义地说，可以包括两个层次：在朝为官时整顿君臣的政治道德，在野为民时整顿士子的学术道德。高攀龙对此有极好的说明。他在万历二十年行人司任上写了一本奏疏，劈头就说：“自古治天下者，未有不以教化为先务，而教化之污隆，则学术之邪正为之，所系非小也。是以圣帝明王必务表章正学，是天下晓然知所趋，截然有所守，而后上无异教，下无异习，道德可一，风俗可同，贤才出而治化昌矣！”这段话反映了他们早年的政治理想，从上而下地重整道德，以期达到贤才出而治化昌的境界。

首先，关于为君之道。万历十五年身为吏部验封司主事的顾宪成，主张改变官僚队伍中的派系门户之争，认为关键在于皇帝：“皇上何以不若尧舜，在廷诸臣何以不若皋夔稷契，天下何以不若唐虞？盖变化人才转移世道之机实在于此。《大学》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中庸》曰，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又曰：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他以儒家的伦理道德来要求皇帝，“以修身为本”，“以天下为心”。在他们看来，天下并非皇帝一己之私，不可以一己之私而掩天下，要以“天下为公”的道德来规范皇帝所的言行。万历十四年廷对时，顾允成针对皇太子册立问题，直言不讳地指出：天下并非皇上一己之私。万历二十年顾允成针对“三王并封”，再次重申“天下事非一家私事”。

其次，关于为臣之道。万历十四年南京提学御史房寰诋毁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顾允成与同僚联名上疏，抨击以房寰为代表的邪恶势力，义正词严地说：“臣等自十余岁时即闻海瑞之名，以为当朝伟人，万代瞻仰，真有望之如天上，人不能及者。至稍知学，得海瑞‘直言天下第一事疏’读之，其大有功于宗庙社稷，垂之千万年不磨……如果臣言不谬，乞将（房）寰去之不疑，将（海）瑞任之不贰，使天下晓然知上意之所在，则君子之道日长，小人之道日消，三代直道复见于今，而朝廷永享平明之治矣。”明确无误地倡导，以海瑞这样的正人君子、清官廉吏为楷模，重建符合儒家伦理纲常的君臣关系。顾宪成、顾允成兄弟对弥漫于官场的乡愿哲学深恶痛绝。顾宪成主张像海瑞那样反对乡愿，慨乎言之：“乡愿之同流合污，从而不倡者也。大家如此，一滚随去，凡事都不做头，既以忠信廉洁媚君子，而其同流合污又不为倡而为从，则君子亦宽之而不责矣；既以同流合污媚小人，而其忠信廉洁又不为真而为似，则小人亦安之而不忌矣。”顾允成也说，乡愿道学中人，“占尽世间便宜，直将弑父弑君种子暗布人心”。

顾、高诸君子从官场退居林下，创办书院从事讲学活动之后，不再企求重整君臣之道，倾全力于重整学术之道。一言以蔽之，通过讲学活动纠正弥漫于社会的学术流弊。这种精神在东林书院成为一种潮流，强烈地凸显出来。正如华允谊所说：“嘉隆以降，则学术盖多歧矣。姚江（王阳明）扫除格致，单揭良知，其说深入人心髓，而程朱正脉几处闰位。于是顾端文（宪成）、高忠宪（攀龙）两先生倡复书院，阐绎而救正之。”严瑴也有类似的说法：“及文成（王阳明）倡学姚江，以致良知为宗，而或又疑其流于禅，则亦惟端文、忠宪二先生克辨，故端文曰小心，忠宪曰真知实践，皆凛凛劼毖于儒释朱陆几微异同之间，是功在学术。”

不妨看看顾高两先生实如何重整学术道德的。

顾宪成在回顾近世儒学发展时，特别强调辩明朱熹与王阳明异同的重要性：“至朱王二子始见异同，遂于儒门开两大局，成一重大公案，故不得不拈出也。尝试观之：弘（治）正（德）以前，天下之尊朱子也甚于尊孔子，究也率流而拘，而人厌之，于是乎激而为王子。正（德）嘉（靖）以后，天下之尊王子也甚于尊孔子，究也率流而狂，而人亦厌之，于是乎转而思朱子。”因此他要拨乱反正，高喊：“士之号为有志者，未有不亟亟于救世者也”。而救世的手段就是“相期于道德”：“砥操砺节，昭昭冥冥，一禀于诚理，则外无亏玷之隙，而有以保其完矣，其于道德也几乎，则所以报也”。这种道德的重整，是东林书院全部活动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只消看看顾宪成的《东林会约》便可明白：“窃见迩时论学率以悟为宗，吾不得而非之也，徐而察之，往往有如所谓亲、义、别、序、信为土苴，以学、问、思、辨、行为桎梏，一切藐而不事者，则又不得而是之也。识者忧其然，思为救正，谆谆揭修之，一路指点之，良苦心矣。”顾宪成对父亲的品评，或许反映了东林书院重整道德所要达到的境界：

对于重整学术道德，高攀龙亦作如是观：“国朝自弘（治）正（德）以前，天下之学出于一；自嘉靖以来，天下之学出于二。出于一，宗朱子也；出于二，王文成公之学行也。”在他看来，王学自有其功绩，但流弊不小，有流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的危险，到了王学末流弊端更甚，以虚见为实悟，以任情为率性：“始也，扫闻见以明心耳，究且任心而废学，于是乎诗书礼乐轻，而士鲜实悟；始也，扫善恶以空念耳，究且任空而废行，于是乎名节忠义轻，而士鲜实修”。他在东林书院多次评判程朱与陆王的异同、优劣，流露出急于补偏救弊的心情。他对学生说：“学问俱有一个脉络，即宋之朱（熹）陆（九渊）两先生，这样大儒也各有不同，陆子之学是直截从本心入，未免道理有疏略处；朱子却守定孔子家法，只以文行忠信为教，使人人以渐而入。然而朱子大，能包得陆子；陆子粗，便包不得朱子。”学生问他王畿论学失误的原因，他回答是阳明先生教导不够谨严，未免有放松处。他认为，阳明先生一路学问，看来毕竟有渗漏。

在高攀龙心目中，东林书院的讲会致力于净化道德，澄心去妄。他晚年从北京寄回的家书，一如既往地肯定东林书院的这种追求，对晚辈说：“到东林最可入头，大众会集时，满堂肃然，此时默坐澄心，看有妄想也无？听歌诗时，看有妄想也无？妄想一寂，即是真心。真昧成妄，妄醒成真，一反覆间耳。得此意，到东林实做工夫，方不做了人事，久之，其味无穷，受用无尽。”他强调的是实做工夫，不做人事。

东林书院的谦谦君子们，以澄澈明净的心境，来对待他们视为灵魂寄托的学问工夫，以一种近乎宗教般虔诚的态度从事讲学活动，外人是难以理解的。后人误以为他们是在“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不是雾里看花，便是盲人摸象。吴桂森（觐华）发扬顾宪成与高攀龙的宗旨，重新申订东林会约，第一条就是“笃力行以宗教”：“宗教者，奉泾阳（顾宪成）、启新（钱一本）、景逸（高攀龙）三先生之教，宗而主之也。盖东林之教，源本程朱，以穷理致知，以居敬存养。三先生用几十年苦功而得之于性命之微，修悟之法参究已极精，辨析已极透，定于一尊，所以嘉惠后学者，至径至切。今只须奉为法程，尽力步趋，实实穷理，实实居敬。”细细琢磨东林书院“笃力行以宗教”的精神，称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

3．“小人之倾君子，未有不托于朋党之一言”

复社成员吴应箕有感于当时的朋党政治对国家的危害，慨乎言之：“尝观国家之败亡，未有不起于小人倾君子之一事；而小人之倾君子，未有不托于朋党之一言。汉有顾、厨、俊，及唐有清流白马之祸，宋有新法、伪学，所号为党人流及之祸，祸中于君子，而国运随之以亡。兴言及此，真不知贾生之流涕尽而继之以血也！然党锢之祸，其流甚烈，而其源有渐。”朋党是小人陷害君子常用的手法，其危害性不仅仅限于君子的命运，而是国家的败亡，可谓振聋发聩。

他写于崇祯九年的策论，其中之一题为“别邪正”，认为朋党的形成关键在于皇帝不分邪正：“国家之大患，莫大乎人臣之自为朋党，而其病由于人主之不分邪正。夫不分邪正，使君子小人杂进，于是君子以小人为小人，小人亦以君子为小人；小人指君子为朋党，君子亦自以为党而不辞。始未尝不从国家起见，后不过争竞门户。迨争竞门户，而君子常易衰弱，非易衰弱也，君子难进而易退，难荣而易辱，于是小人揣得其情，攻之以必忌，持之以难久。不幸君子或授之以间，又不幸附君子者或因之为市，而君子之势孤矣。君子之势孤，国家之事去矣。”这段话似乎是在泛泛而论，其实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他提醒崇祯皇帝：陛下试观即位以来，谁为顺悦，谁为憨直？谁揽权势而难于进退，谁重气节而轻于祸福？谁矢念于国家，谁快心于报复？又提醒皇上试观万历时代，所谓身在朋党横被攻击者，其后之孤忠劲节，甘死如饴者何如？

这种看法并非吴应箕所独有，而是明末清初的有识之士的普遍共识。谓予不信，请拭目以看下列诸位的高论。

复社成员侯方域很少写论文，唯独写了《朋党论》，观点与吴应箕极其相似，而目光之深邃，与吴应箕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说：“君子小人之不能不分也久矣，其祸必成于小人，其罪必归于君子，此二者相持不并立之势也。而小人必胜，君子必败。其小人之所以胜者，大率自称孤立，其君子之所以败者，必以为朋党……夫主上居深宫之中，与臣庶隔绝，常恐天下之欺己，而密以为防，群天下之人而有朋，群国家之臣而有党，此岂人主所乐闻哉！彼小人者或缓言之或急言之，或密勿帷幄之地私札陈之，或以草野不经意之人伏阙请之。而左右各有所树，又阳探而阴讽焉。贤否混淆，利害贸乱，则主上岂暇究朋党之人为何如人，问党人之事为何事哉，势必去之而后止，又必尽去之而后小人之心安。顾君子无罪也，即或有罪矣，而众君子无罪也。一自党人之说出，则首必有主谋者，次必有同志者，又次则亦必有胁从者，群陷之而群逐之，此宁有虚实可辨，而众寡可分哉？”这是对万历以降的朋党之争愈演愈烈，所做的深刻剖析，小人借用“朋党”陷害君子，不仅打击“主谋者”，也牵连到“同志者”“胁从者”，使得正气黯然，邪气嚣张，一派衰世景象。侯方域感慨道：“自世之既衰也，而党人之目在下，盖小人既逐君子，则朝廷之上可以惟我所为，而恒恐君子之在下者，得而非议之。于是因其议论而指为讥刺，观其风节而诬为标榜，群天下名彦之士，而尽陷之语言文字之中，使其辩无可辩，而逃之不可逃，则小人之势成矣。”

侯方域感叹“人主奈何不之悟也”，所说的“人主”，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指的是万历、天启、崇祯三朝的皇帝，万历朝对于“东林党”的攻讦，到了天启朝登峰造极，崇祯超虽然清查了阉党逆案，但阉党余孽温体仁之流推行没有魏忠贤的魏忠贤主义，继续攻讦“东林党”。所以《壮悔堂文集》的编者徐作肃对侯方域的《朋党论》点评道；“明朝门户自四明（沈一贯）始分，至乌程（温体仁）而后，士大夫之祸始烈。”

几社名士陈子龙以汉宋两朝史事为例，说明对小人陷害君子的朋党之祸，对社稷危害极大，请求皇帝严惩小人，除恶务尽：“国家不幸而有朋党之祸，为人君者惟有速去小人，删除迸放之务尽，独用君子，以责成效可也。若徒愤人臣之私交，而务破其党，则君子必败，小人必胜，而祸及于社稷，此东汉之事也。又若两无所信，而杂然并进，以杀其势，则国家徒受小人之患，而不得君子之用，卒至于小人大胜，而君子大败，国亦随之。此赵宋之事也。”他的这篇策论写于崇祯九年，这些话自然是讲给崇祯皇帝听的，背景却是万历、天启年间朋党之祸对他的刺激，剖析君子之所以被小人诬蔑为朋党的原因，具有与众不同的视角：“世主所切齿而去之惟恐其不速者，莫过于朋党。然使君子、小人各植交以相角，而朋党之名必在君子，人主之所恶亦必在君子。小人未尝无党，而人主卒不可得而见之也，其故何哉？君子以道义相期，以意气相鼓，自以为其名甚高，其事甚显，翘翘然号为一辈。而小人之交，亦自知无所执以为名也，故每阴相结纳，而人不知。君子有致君泽民之志，故好论天下之事，议论之合，交相引重；而小人志趣卑下，塞默安静，士人莫得其端倪。君子以仁恕为心，与人同功，亦与人同祸；而小人天性残忍，虽其私暱，时时有所割弃以自全。君子以廉耻名节为重，故一事之激，则群起而争之；而小人无耻，虽有难堪之辞，茹而不厌，至于鸷击之时，其党但阴为之谋，而不出师以相助，惟使一身搏战，以邀孤立之名。”

以上不厌其烦地引用明末知名人士关于朋党的论述，读者诸君是否可以从中感知，他们对于朋党有不谋而合的共识：小人陷害君子最厉害的伎俩，莫过于给君子扣上“结党”的帽子，以期达到打击一大片之目的，酿成危害国家与社会的朋党之祸。“东林党”这个称呼，就是小人强加于顾宪成为首的东林书院的诬陷不实之词，所谓“李三才、王元翰等一入其党，则贪可以为廉；黄克缵、史继偕等不入其党，而贤可以为不肖”云云，完全是无稽之谈。他们所谓的“东林党”，原本就子虚乌有，哪里谈得上“一入其党”呢！把东林书院视为“党”，而且还扯上“入党”“不入党”的组织关系，令人绝倒！人们必然要问：顾宪成何时“建党”？李三才等何时“入党”？莫名其妙！

把东林书院视作“党”，无异于重现南宋禁锢朱熹的“伪学逆党”之祸。南京工科给事中喻致知指出，这是不祥之兆：“今为世道计，不患讲学，患不讲学；又不患不讲学，患不真讲学……且伪学之禁，盛世不闻，仅于宋季见之。”他追溯南宋时当权者为了打击异己，把朱熹理学作为伪学加以禁止的史事，议论道：“从此伪学之禁网益密，宋之国祚以不振。臣非知学者，第幸际休明之运，幸生崇学之乡，窃计圣明在上，而使天下以理学为讳，书之史册，传之后世，成何景象？”顾宪成与东林书院遭到不公平对待，当年朱熹创办白鹿洞书院，讲明理学，被诬为“伪学逆党”，遭到禁锢，并且炮制五十九人的“伪学逆党”黑名单，致使朱熹在忧心忡忡之中病逝。顾宪成与朱熹两人的命运，何其相似乃尔！

有鉴于此，清初学者朱鹤龄发表“无党论”，因为“党祸”对国家只有坏处绝无好处。请看他的议论：“国之有党，犹木之有螙（即蠹）。螙之啮木也，不啮其外，而啮其心，日朘月蚀，中心凋丧，而枝干从之。历观汉唐宋以来之党祸，未有不犹是者也。汉唐之党以击宦官，宋之党以争新法，其始皆成于君子，其祸皆极于小人。若明季之党，则又异焉。东林首庸非不廉正有守，及名盛而附之者众，于是小人之雄，或阴托君子之籍，玄黄之战，一胜一负，屡胜屡负，而国运随之以尽，斯盖合汉唐宋之党祸为一者也。”他不同意这样一种意见：君子小人之党就像阴阳那样自然而然，明君圣王也无可奈何。他反驳道：“《大易》云：涣其群元吉。《洪范》云：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孔子亦云：君子群而不党。人皆比肩事主，国尔忘家，公尔忘私，何从有党？党固非小人之幸，亦岂君子之福哉？夫有党必立异同，同乎己者，援之惟恐不广。援之广，小人间工其术以媚我，亦为所中而不觉矣。异乎己者，锄之惟恐不力。锄之力，小人必合其类以我，终为所困而不胜矣……况乎小人植党，君子胜之亦以党，角立之势终必两伤。欧阳子有言：小人所好者利达，所贪者财货。今目东林数公而外，其有不急利达者谁乎？有不滓财货者谁乎？”朱鹤龄并非东林的同道，也不认为东林一切皆好，在他看来，东林“其义甚正，其名甚高，识者反以为迂阔而多事”。但是，他明确反对明季攻讦“东林党”的朋党政治，以为是集汉唐宋党祸之大成。所以他遵循孔子的意见——君子群而不党，提倡“无党论”。

“党”这个字，在现今人们的话语体系中的含义，几乎成了“政党”的同义语，诸如报刊上常见的社会党、民主党之类。政党是现代政治特有的现象，中国古代并无政党可言。然而史书中经常见到“党”的字样，那是朋党之“党”，而非政党之“党”。东汉的“党锢之祸”，唐的“牛党”“李党”，北宋的“新党”“旧党”以及“元祐党人”，南宋的“伪学逆党”，明末的“东林党”，毫无例外都是朋党，或者是被对立面诬为朋党。

汉字的特性是一字多义，在《辞海》中，“党”这个字的释义多达六项，既有政党之意，也有朋党、朋辈之意。现代人由于社会环境与语言环境的影响，对“党”字的直觉印象，往往侧重于前者，而忽略后者，或者将两者混为一谈。在英文中，政党的“党”是Parties，朋党的“党”是Factions，区分得一清二楚，不至于把朋党混淆为政党。《剑桥中国隋唐史》写到“牛李党争”，特别指出两者的差别：“（牛党、李党）这种派别不论在当时或者后世历史记载中，都被称为‘党’ （Factions），但绝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政党中的‘党’ （Parties）。九世纪唐朝的党不是基于经济的、明确纲领和严格纪律的集团，它只是政治人物们的松散结合体，产生于难以确认的复杂的个人关系网络。唐代的朋党不像今天的政党那样根据政见的不同来吸收成员，它没有很强的核心结构；它的成员的属性也不固定。”该书的编者还特别强调：“中国的政治伦理通常都认为，如果准许在朝廷结成朋党（朋党乃是广泛的政治活动的必然结果），那么，人们所期待的能够实现长治久安的道德和社会秩序便要可悲地受到损害”；“‘党’这个字表示道德败坏，它对指控者和被指控者都有威力，都可能遭到贬谪”。这种别开生面的解释，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极富启发意义。

毫无疑问，所谓“东林党”的“党”，也是朋党的“党”（Factions），而不是政党的“党”（Parties）。当然，东林书院的君子们决不会自诬为朋党，因为“‘党’这个字表示道德败坏”，所以“东林党”的称呼是政敌强加于东林书院的。名闻遐迩的《万历十五年》与《中国大历史》的作者黄仁宇，在《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写到“东林书院与朋党之争”，明确指出：“东林党不是这个用语的现代意义的政治党派。翻译为‘党派’的‘党’字有贬义，在意义上更接近诸如‘派系’或‘帮伙’一类的词。成员的身份没有固定的标准；开始时，‘党人’从他们的敌人得到这个称号。”多么清晰的思路，多么确切的判断，“东林党”不是现代意义的政治党派，“党人”从他们的敌人得到这个称号。

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朋党政治的分析是独具只眼的，或许是旁观者清吧！然而这么简单的问题长期以来被人们曲解了，不少人习惯于把东林看作一个政党，或者看作一个有共同政治纲领的改革家团体。这种对“东林党”的定位，与历史的本来面貌相去甚远。东林其实并无所谓“党”，“党”是它的政敌强加的。

4．关于“东林”与“浙党”

众所周知，政党起始于近代，17世纪70年代英国的辉格党、托利党便是近代政党的雏形。中国政党的雏形是19世纪末的兴中会，以及20世纪初的同盟会。此前并无政党可言。晚明史上的所谓“党”，无一例外都是朋党，而非政党。所谓朋党是指官僚结成的帮派，而所谓党争自然是指官僚帮派之间的斗争，它与民间人士无关。东林书院的创办者顾宪成、高攀龙等人虽然以前曾经是官僚，早已革职为民，在书院中以弘扬儒家学脉为己任，朝廷中的党争与他们有何干系？明末清初的人士追述这段历史，已经看得不甚真切，误导了后世读者。

夏允彝说：“自万历以前，未有党名，及四明沈一贯为相，以才自负，不为人下。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流，謇谔自许，与政府每相持。附一贯者言路亦有人。而宪成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趋之，此东林、浙党所自始也。”很显然把东林与浙党相提并论，把万历年间的党争概括为“东林党”与“浙党”之争，浙党是以内阁首辅沈一贯为首的官僚帮派，东林不过是一个民办书院而已，两者不在一个档次上，“此东林、浙党所自始”云云，似是而非。

浙党的魁首沈一贯，万历二十二年进入内阁，万历三十四年致仕，在内阁十二年，担任首辅五年。《明史》对他的品评还算客气：“自（沈）一贯入内阁，朝政已大非。数年之间，矿税使四出为民害。其所诬劾逮系者，悉滞狱中，吏部疏请起用建言废黜诸臣，并考选科道官，久抑不下……上下否隔甚。（沈）一贯虽小有救正，大率依违其间，物望渐减。”岂止“物望渐减”而已，他利用“妖书案”，打击陷害沈鲤、郭正域，简直是一派流氓无赖的手法，引起正直人士极大反感。到了万历三十三年“乙巳京察”之时，沈一贯利用首辅的权力，在京察中排斥异己，提拔亲信，“南北台省莫敢言”。并非台省言官的刘元珍率先弹劾，庞时雍、朱吾弼等跟进响应，成为当时政治斗争一大焦点。

万历三十三年六月，原任南京兵部职方郎中今听补刘元珍尖锐地指出：“不意今日乃有遍置私人，朦上钳下，如首辅沈一贯其人者”，“（沈）一贯自秉政以来，曾不闻佐辅皇上救生灵于涂炭者何事，又不闻仰承德意起忠良于摈厄者何人，舆论业已薄之，至年来嫉视善类，比暱险人，乖谬尤甚”。他揭发沈一贯的亲信钱梦皋“自身为党，而反以诬异己者，稍有建白，即以朋党目之”，“自古小人乱天下率由斯路，盖未有不以朋党之说先空善类，而后群恣邪谋者”。皇帝对沈一贯信赖有加，不分青红皂白，谴责刘元珍“以补官未遂，辄造妄言，诽诬元辅，蔓及言官”，把他降一级调边远地方。

七月，南京浙江道御史朱吾弼、兵部武库司主事庞时雍，继续弹劾沈一贯，声援刘元珍。朱吾弼支持刘元珍的宏议谠论，对于他受到惩处不胜惊愕，责问道：“考察何典？可以权使，可以奸逃，竟任小人紊旧章而为厉阶耶！则（沈）一贯明明招权，当责以省愆图报；（钱）梦皋明明怙势，当亟于罢斥示惩；（刘）元珍明明忠直，当加之旌异超用者。”庞时雍说：“当今奸佞孰有如大学士沈一贯者，刘元珍虽言未详，朱吾弼虽又言，只既察事一件，日望台省诸臣昌言而卒重发，致（沈）一贯不肯心折，斥为流言。臣不忍当斯世有君无臣，不得不昧死一言。”

刘元珍、朱吾弼、庞时雍与沈一贯的较量，并非所谓“东林党”与“浙党”的矛盾显现。道理很明显，刘元珍罢官归里后，来到东林书院，受命编《东林志》，但是此前弹劾沈一贯，与东林书院无关；朱庞二人则自始至终与东林书院毫无关系。

此类事件在万历一朝司空见惯，按照当时人的说法，是“阁部水火”——围绕京察而展开的内阁与部臣台省之间的矛盾。所谓京察是考察京官的定例，曾任吏部考功司郎中赵南星说：“五品以下者，本部（吏部）会同都察院从公考察；四品以上者，具疏自陈，俱听皇上定其去留。其考察所遗及自陈幸留者，科道官方行纠拾。”因而每逢京察大计，内阁与吏部、都察院争权，使得原本存在的阁部矛盾白热化。项鼎铉回顾万历朝的“阁部水火”时说：“先是，顾泾阳先生谓余：‘曩阁权极重时，颇侵铨地（吏部）职掌，冢宰（吏部尚书）无弗唯之听，甚失祖宗朝重铨之意。自浙陆庄简光祖典铨事，多与阁持，始不相关白。孙清简鑨、陈恭介有年但守之不变。’”项鼎铉颇以为然，对陆光祖、孙鑨、陈有年先后出长吏部，与内阁争权，表示肯定：“持清议，与天子宰相抗，而世局一变。”有意思的是，陆光祖、孙鑨、陈有年都是浙江人，是后起的沈一贯的乡先辈，却并非“浙党”。即此一端，已可见围绕京察的阁部矛盾由来已久，把刘元珍、朱吾弼、庞时雍弹劾沈一贯，称为“东林”与“浙党”的矛盾，是没有说服力的。

项鼎铉回忆道，万历二十年吏部尚书陆光祖与考功司郎中邹观光矢心任事，特简“公廉寡欲”“能甘清苦”的官员许孚远、顾宪成等二十二人，定为上品，请求皇帝褒宠赐宴，并且把贪渎官吏洗涤几尽。继陆光祖出掌吏部的孙鑨，把人事权全归吏部，比陆光祖有过之而无不及。万历二十一年大计京朝官时，“阁部水火”明朗化，皇帝偏袒内阁，严旨谴责“吏部官这等专权结党”。其实何党之有？正如礼部仪制司郎中陈泰来所说：“今因吏部尚书孙鑨、考功司郎中赵南星秉公持正，遭圣旨切责‘该部专权结党’，将来必挈权以阿附阁臣，而后不为专权，必植党以附阁臣，而后为不结党。”由于皇帝支持内阁，阁部水火的结果，导致孙鑨罢官，赵南星、虞淳熙削籍，陈泰来、于孔兼等降级的处分。行人司行人高攀龙愤然上疏，直言：“中外群臣不曰辅臣欲除异己，则曰近时不利用正人”，结果遭到“降杂职”的处分。舆论一片哗然，南京刑部郎中谭一召、南京吏部主事安希范、给事中逯中立等纷纷表示谴责。吏部郎中顾宪成也卷入这一漩涡，对于赵南星秉公办事却遭到不公对待，有所不满，与吏部员外郎李复阳联名上疏，不接受“吏部专权结党”的指责，愿意与赵南星分担责任。他说：“臣等与（赵）南星生平以道义相期许，及在同部，又以职业相切磨……今（赵）南星被罪，臣等独何辞以免？（赵）南星一意奉公，不以情庇，不以势挠，庶几少挽颓风以报皇上，而竟不免于罪……倘始终以为‘专权结党’，乞将臣等一并罢斥。”对此文秉评论道：“门户之祸坚固而不可拔，自此始也。”然而这时的“门户”，与“东林”风马牛不相及，理由很简单却很坚挺：东林书院要在十一年后才建立，当时还渺无踪影呢！有的学者总喜欢把“东林党”的起源追溯得越早越好，坚称“东林党”起源于万历二十年代。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东林党”因东林书院而得名，在没有东林书院的年代，“东林党”的名称从何而来？

万历三十年以后，这种斗争愈演愈烈，在沈一贯成为内阁首辅以后，呈现白热化状态，矛盾围绕着“楚宗案”“妖书案”“乙巳京察”展现出来。日本学者城井隆志的论文《万历三十年代沈一贯的政治与党争》，对此有深刻的论述。

万历三十四年，京察已过，矛盾仍在继续。先由吏科给事中王元翰陈言五事：一，责法令之行；二，专会推之权；三，慎名器之重；四，广赐环之诏；五，严奏办之体。矛头直指内阁首辅沈一贯。漕运总督李三才也尖锐地抨击沈一贯，在奏疏中说：“首辅沈一贯恐（次辅）沈鲤、朱赓逼己之位，既忌其每有谏说形己之短，又耻其事不由己，欲坏其成，故贿买左右，百计相倾，或冷言热语以惑圣聪。”皇帝极力为沈一贯辩护：“一应本章无不省览，发阁拟票，独断次第举行，孰敢专擅？”谴责李三才身为漕运总督，“不思尽心本职，辄敢逞臆妄言，排诬上下文武，牵引多端，惑乱视听，沽名要誉”，给了他罚俸五个月的处分。

这位固执的皇帝终于挡不住汹涌的舆论，不得不下旨，让称病杜门不出的沈一贯致仕。阴狠的沈一贯为了不让内阁次辅沈鲤升任首辅，迫使沈鲤同时致仕。

这种政府高层的权力斗争，与僻处东南一隅的小小东林书院有何干系？非得说成“此东林、浙党所自始”呢？

所谓“东林党”与“浙党”对立云云，臆测多于事实，虚构多于实证。李三才甚至对“浙党”是否真正存在的实体表示异议，他认为，沈一贯是沈一贯，浙人是浙人，不必牵扯在一起。他说：“自沈一贯假捏妖书，擅戮楚宗，举朝正人攻之以去，此沈一贯自作之孽，原与浙人无干，而浙人何必死与正人为仇也！”

日本学者城井隆志考察攻击沈一贯的官员一共69名，即使按照当时的朋党标准来衡量，属于“东林”的不过10名而已；另有“昆党”5名，即胡应台、胡嘉栋、熊廷弼、张嘉言、郑振先；“齐党”2名，即周永春、韩浚；其中有些属于“反东林派”，共有12名：胡应台、胡嘉栋、张凤彩、彭惟成、李瑾、刘文炳、刘时俊、金明时、周达、张邦俊、房壮丽、刘光复。这就意味着，在反对沈一贯的队伍中，并非单一的“东林”，还有“昆党”“齐党”以及“反东林派”，朋党之争的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

即如列入“昆党”的郑振先，就值得细细推敲。沈一贯下台后，朱赓、李廷机推行没有沈一贯的沈一贯路线，正直人士讥讽为“衣钵相传”。抨击得最厉害的要数礼部仪制司主事郑振先。他在万历三十六年四月，向皇帝上了一本“直发古今第一权奸疏”，把朱赓、李廷机斥为“古今第一权奸”：“今之辅臣以避权而擅权，以擅权为无权，屈曲迂互，层层玲珑，层层幽秘，朝野疑而不可知，知而不可言。呜呼极矣！故外廷似与内廷隔，而其实渊微之精神靡不得者；诸司似与政府隔，而其实人政之吃紧靡不操者。以独断归于上，而十躲九闪，尽在独断之中；以无事藏其身，而千端万绪悉酿于无事之内……故道大柄于皇上天纵神明之手，而形迹状貌反类绝无气焰奄奄可怜者。此自沈一贯创开从来奸相未有之窍，至于今日愈出愈奇，所以（李）林甫辈犹拙也。”在他看来，从王锡爵到沈一贯、朱赓、李廷机，是“灯灯相续”“薪薪无穷”。皇帝给朱赓撑腰，谴责郑振先“捏无影之事，污蔑辅臣，倾害忠良，以自固位荣身”，下旨把他降三级，下放到边远地区。

这本是普通事件，其影响却耐人寻味。郑振先是王绍徽《东林点将录》当中，排名为“地异星白面郎君翰林院庶吉士郑鄤”之父；而且顾宪成称赞弹劾朱赓、李廷机之举，是“顶门一针”，“吾辈于林壑间复增一畏友”。因为这样的关系，人们把此举视为“东林党”的行动。其实大谬而不然。

郑振先是“昆党”的头面人物——左春坊左谕德顾天埈的挚友，草拟“直发古今第一权奸疏”之前，与顾天埈推心置腹磋商，才做出决断。顾天埈后来回顾此事，说道：“毗陵太初郑公，自邑令擢主曹政，不肖与之共聚京师友善。窃观朝政一切寝阁，间有朝奏而夕报俞者，因密探微嗳互参情势，久之，我两人大悟，握手叹曰：异哉，今之执政也！天下以庸人病执政，岂知执政以庸人欺天下，外冒庸人之名，阴操威福大柄，更巧于古昔权臣千万矣……时执政盖四明（沈一贯）也，及四明去，山阴（朱赓）继之复然。太初（郑振先）曰：吾不能忍矣，空言何为？毅然抗疏，详列奸状。”可见郑振先与顾天埈关系之密切，非同一般。后来南京户科给事中段然弹劾顾天埈，顾天埈奏辩：“自去年郑振先有直发权奸疏，害（郑）振先者欲阴搆之，臣与（郑）振先同乡有交，并抅及臣，臣知祸已兆于此矣。”郑振先与顾天埈的处境岌岌可危，一度想入山学道。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十年来，冷淡滋味真同嚼蜡，迩来狼狈更甚。据胸中光景，已见世上了无可贪恋，每欲剃发入山，专精学道，而毕竟不能，仍跟随长班，上马拜客，混是一凡俗人。”钱谦益是东林中人，并非昆党，对顾天埈有着同情之理解：“万历初，江陵（张居正）以健败，其后执政者阴柔愦眊，递相师承。公独抉摘其隐秘，曰：‘天下以庸人病执政，岂知执政冒庸人之名，阴操威福大柄，以欺天下。’自是，朝论较然，执政者遂无可解免矣。又谓：‘当世人才日粗，风习日伪。’著论击排，胥天下气节道学之士举不得免焉。公之手眼横骛侧出于一世之上，高而危矣。”

城井隆志把郑振先与顾天埈异同列入“昆党”之中，按照以往的传统观点，“昆党”似乎以反对东林而著称，实际情况并不如此简单。叶向高认为，郑振先弹劾朱赓、李廷机，并非“结党”，实为自己升官——“旦夕望大拜”，“皆自为计”。这对于喜欢把一切都纳入朋党之争的学者而言，不啻是一贴清醒剂。城井隆志认为，顾天埈的“昆党”并非一开始就与“东林”对立，万历中后期的“党争”，大多围绕内阁权力展开，并无明显的营垒观念，分化改组时时进行。

对于把“浙党”作为“东林”的对立面，清初学者朱彝尊颇不以为然。他以带有历史沧桑感的笔调写道：“浙人不幸，万历以来，执政者前有四明（沈一贯），后有乌程（温体仁）、德清（方从哲），以是，朝士不附东林者，概目之曰浙党，此指一时阿比执政者而言则可尔。东林诸君子全倚浙人助之，人品盖棺论定。试观建文壬午、崇祯甲申杀身成仁，洁己自靖者，惟浙为多。顺治九年定谥甲申殉难文臣，计二十人，而浙居其六，继此授命者更难悉数。浙党之目庶几可以一洒矣。”朱彝尊说得不错，朋党一概以籍贯来划分，未免牵强附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