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史——“帝耗天下以给福王”



清初史家万斯同对于明神宗孜孜于聚敛财富，宠爱福王朱常洵，颇有微词。他写道：“帝所遣矿使税使数十人，日有奉，月有进，所得珍宝不可胜计，号为人主私财。及福王之国，斥其十之九遣之。所赐庄田至四万顷，又所请杂税地，东至南畿，西至四川，使者乘传来往收利，所至为之骚然。民间藉藉谓：‘帝耗天下以给（福）王，而洛阳王邸富于大内’云。”这段话极其深刻，不仅揭示了神宗皇帝贪财聚敛的秉性，以及宠爱福王所带来的后果，由此也折射出万历朝后期诸多社会问题的症结。

1．福王朱常洵的靡费

朱常洵生于万历十四年正月初五日，是皇帝朱翊钧的第三子（由于次子朱常溆一岁夭折，第三子实为次子）。万历二十九年，皇帝册立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册封朱常洵为福王。《明史·诸王传》写道：“福恭王常洵，神宗第三子。初，王皇后无子，王妃生长子，是为光宗。常洵次之，母郑贵妃最幸，久不立太子。中外疑贵妃谋立己子，交章言其事，窜谪相踵，而言者不止，帝深厌苦之。二十九年始立光宗（常洛）为太子，而封常洵福王。”虽然是既成事实，却在两个儿子之间厚此薄彼，厚常洵而薄常洛。

万历三十一年，皇帝忙于为十八岁的福王操办婚礼。十一月，福王婚礼日期迫近，钱粮亟缺，皇帝十分恼怒，下旨斥责户部有关部门，意欲严惩。户部赶紧报告，准备把通州粮厅的随粮轻赍银（漕粮的折色银两）结存二万四千八百余两银子，全部拨归福王婚礼之用，才免去了有关官员的处分。二万多两银子显然不够，户部没有别的办法，只得向宫中老库暂借五万两银子，采办婚礼用品。

福王府邸内部装修及一应家具等，由工部负责。皇帝提出，这一切全部折价，要工部向福王府支付现金。工部以为物件折价不便计算，何况福王府自称共用工匠三万二百余工，狮子大开口，超过潞王婚礼的规格，如果折价，肯定是一笔庞大的开支。皇帝不答应，一定要工部折价支付银两。大操大办的结果是，福王婚礼费用竟高达三十万两银子。

这是一个创纪录的数字。万历六年，皇帝朱翊钧自己婚礼的费用不过七万两银子。万历十年，潞王（皇帝的弟弟）婚礼的费用虽然超过此数，也只是八万两银子。此后，皇太子常洛婚礼的费用超过了十万两银子，长公主、七公主下嫁的费用，都是十二万两银子。可见福王婚礼费用三十万两银子，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何况，三十万两还不是全部，围绕福王的开支还有很多。在皇帝眼中，福王常洵与其他子女相比，明显高出一头。

在福王婚礼举行之前，皇帝就指示户部，每年支给福王禄米三千石。这不是一个小数目，明朝开国元勋刘基的岁禄不过二百四十石。即使如此，福王还嫌不足，婚后指示王府办事人员开辟生财之道，在崇文门外开设皇店，招徕进京商人车辆货物寄宿，每年收取店租一万四千两银子。户部尚书赵世卿表示反对：如果商人罢市，那么崇文门这个商业闹市原先的税收将损失殆尽。皇帝却不以为然，回复道：福王府开皇店收取店租、牙钱，是他特别批准的破例举措，可以不必拘泥于原先提出的数额，酌量征收，但务必由福王府支配。

福王的靡费，与当时的财政状况形成强烈反差。户部尚书赵世卿（字象贤，号南渚，山东历城人）说：“苍生糜烂已极，天心示警特严，矿税貂珰掘坟墓，奸子女，侮官虐民，成何世界？皇上尝曰：‘朕心仁爱，自有停止之日。’日以继日，更待何日也！”户科都给事中田大益（字博真，四川定远人）说得更为尖锐：“皇上迩来乱政，不减六代之季。屡疏泣陈，而皇上坚塞两耳，不肯一听。一旦乱作，皇上与诸臣身之安危且不可必，尚何金玉玩好之有哉？”“皇上深居九重，目不见四方之颠连，耳不闻万口之怨言。而宵人奸棍妄谓小乱易治，搜刮奇巧，蛊惑圣心，遂以忧危为过计，忠赤之语为恐吓耳。积怨之民，穷极计生，斩木揭竿，四向而起。前此为陛下倚信者鸟兽逃遁，张空拳以御盗，能乎？”

田大益所说“斩木揭竿，四向而起”云云，在太平盛世似乎是天方夜谭，故意耸人听闻。其实未必。万历三十四年发生在南京的一件事情，便可作为一个旁证。请看《皇明从信录》的一则记载：“万历三十四年冬长至日，百官当诣孝陵上香，将出门，兵部忽传城外有反贼万余人，乘上陵，杀诸司官，据城僭号。已闭九门，毋得出，阖城汹惧，街市不见一人。次日，已擒得四十九人，付应天（府）狱。为首者刘天叙，断指挑膝筋。内外守备会鞫，拟磔者七人，余皆斩。”

2．一拖再拖的福王“之国”

福王的藩封地在河南洛阳，结婚后理应前往洛阳。皇帝与郑贵妃对福王宠爱有加，不愿意他过早前往洛阳，但洛阳的福王府却必须动工兴建。这项工程的进展故意拖得很慢，一直到万历四十年四月才完成，花费银子四十万两，超过潞王府一倍，超过其他王府十倍。其实四十万两银子云云，可能低估，项鼎铉说：“邸报，福王府邸成……是役也，所费金钱共五十余万云。”

既然福王府已经完工，福王理应立即从京师前往洛阳就藩，当时称为“之国”。《大明会典》记载：“祖制，皇嫡子正储位；众子封王爵，必十五岁选婚，出居京邸，至长始之国。累朝以来，财赋地不封，畿辅地不封。之国不拘年岁。”亲王之国礼仪十分隆重：“凡亲王之国，洪武初定，王之国之日，百官送至龙江关。后定，是日上御奉天门，早朝毕，文武百官稍退侍立，上降宝座后坐。王冕服，由左顺门内引二人朝服前导，由东第二桥上奉天门，至御前行五拜礼。上赐王酒，饮讫，叩头。礼毕，上起送王至东阶上，王叩头下。上目送出午门，王复叩头，阖门。”“凡王之国，所过州县，文武官迎接，便服行四拜礼……王将到国，前三日致斋。至城外，本处文武官率耆老出城迎接。”亲王之国是极其隆重的事件，皇帝朱翊钧却视同儿戏，一拖再拖。

廷臣们考虑到皇太子的地位不断受到福王的潜在威胁，主张严格按照祖制，敦促福王尽快离开京城，前往洛阳。

内阁首辅叶向高鉴于内阁只有他一人，被人称为“独相”，认为当时朝政急务莫过于推补阁臣。然而在他心目中，福王之国显得更为紧急：“今日阁臣推补真万分难缓，皇上可以察臣万不得已之心，为臣一决。此外，则福王之国事更为紧急……臣以为分封重典，臣子苟可仰体皇上之心何所不尽，自非无可奈何，岂有靳惜！昨户部有疏，言之甚详。臣以为福王一面之国，一面处置，亦无不可，不必因此稽留，反滋人疑议也。”皇帝不予理睬，由于福王之国一再拖延，以至于征调来的船只拥堵河道，致使商贾不通。叶向高再次重申前议：“臣惟今日中外人情所最急者，莫如福王之国一事。毋论祖制难违，国典当重。即自张家湾以南沿河一带船只，尽皆拘禁，商贾不通，嗷嗷载道。而南京差来马快等船亦皆已到，官民船户不下数万人，逐日号叫于兵部门首，索取工食。若久无行期，将此数万人作何发遣？此其势之万不容缓者也。外间议论，皆以宫闱之中留恋难割。此在臣子所当仰体，但向来诸王分封，并无久住京师之理，即多留一年半载，终须一行。若早行一日，则人情早安一日，而于福王之令德亦早著一日。何必多留此一年半载，以招中外之疑议乎！”叶向高语重心长，已经把话讲得很透彻了，福王之国一再拖延，对于国家社会，对于宫廷皇室，对于福王本人，有百害而无一利。皇帝依然不理不睬，叶向高再接再厉，分析皇帝厚此薄彼的利弊得失：“今东宫辍讲业已八年，其不奉皇上之天颜者闻亦久矣。而福王时节入宫，每月两次进谒，皆人所知。亲疏悬殊，已生猜忖。又以留滞迁延，久不之国，虽名分久定，万无可疑，然悠悠之口，难以家喻户说。小则巷议私谭，大则妖言恶语，蔓延无已。而皇上父子兄弟之间，且有难处之事，悔无及矣！”皇帝总算开了金口：“其之国日期，今春诸无以备，且又逾期，已有明谕，不必疑惑。”话说得含糊其辞，宗旨无非二字：拖延。

皇帝迁就郑贵妃和福王，一再寻找种种借口，设置障碍，拖延时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养赡地”的数量上讨价还价。福王向父皇奏请“养赡地”四万顷，也就是说，必须有四万顷“养赡地”，他才肯去洛阳。皇帝本人也是这个意思，他对福王奏疏的批示，不但不检讨福王奏请过多，反而责备地方官办事不力，耽误了福王之国日期：“览王所奏，比例请给养赡地土，前已屡有明旨，着照景（王）、潞（王）二府事例拨给。今经已久，该地方官尚尔不遵，推诿支调，稽误大典。”为此，他振振有词地责令户部：“尔部里还行文与河南、山东抚按等官，即于各地方细查各府所遗及应拨地土，务足四万顷之数，不得将荒芜搪塞，着归今府自行管业，以资养赡。”

叶向高据理直陈，福王奏请养赡地四万顷毫无道理。首先，他指出，这是在为拖延“之国”日期寻找借口：“福王之国久已愆期，大小臣工合辞苦请，始奉明春举行之旨，人情稍慰。乃顷者复以福王奏请庄田奉旨督责抚按，必欲足四万顷之数。于是中外臣民又喧然惊疑曰：‘王之为此请也，果何为哉？夫使必待四万顷之田足数而后行，则之国将何日？’”其次，他针对福王声称符合“祖制”“祖训”，据理反驳：“福王疏中首以祖制为言，夫所谓祖制者，‘祖训’也，‘会典’也，累朝之‘功令’也。今亲王四万顷之庄田，‘祖训’有之乎？‘会典’有之乎？累朝‘功令’有之乎？臣不知王之所引祖制何所指也。如以景（王）府为辞，则自景（王）府而前，多少亲王，其庄田之数并未有出数千顷之外者。惟景（王）府以皇祖宠爱，逾涯越分，遂有此请，皇祖一时失计而听之。至今议者尚追咎其事，以为坏祖制者乃景（王）府也，王奈何尤而效之乎？”再次，他坦率说明此举的危害极大：“即以事势论之，凡昔年废府之遗产已尽归潞王，今河南、山东抚按官极力搜刮只有此数，若求之不已，将恐有无籍奸徒挟仇报怨，以投献为名迎合王意，万一堕其术中，则刁风一倡，转相效尤，而中州齐楚之间人人危惧，凡少有地土者皆不安其生，而天下之乱从此始矣。”叶向高所说“天下之乱从此始矣”，并未言过其实。十多年以后，河南民变蜂起，与福王等藩王的胡作非为密切相关。李自成打下洛阳，处死福王朱常洵，把他的肉和鹿肉煮了一大锅，称为“福禄宴”，绝非无缘无故。

令人不解的是，皇帝朱翊钧一反常态，写了手谕，同叶向高辩论：“福王之国，所请养赡田土并钱粮等项，乃祖宗所赐，俱有成例，非今创为。奉旨已久，尚无一备，何以之国？细味卿昨揭，言当皇祖时，皇考与景王名封比肩，故人心猜疑。今皇太子与福王名分不同，大义已定，又有诸皇孙，何疑之有？况祖制亲王之国，举行在春。今年已逾期，昨已谕卿，在于明春举行，必不再迟。何乃大小臣工不能静俟，纷纷渎扰，以滋烦聒。卿又言及矿税。若夫矿税之事，原为三殿肇举，帑藏匮竭，乃一时权宜之计，非为福王之私。且亲王分封，养赡田土有前例可比，又无额外加增。今该地方各官不能仰承德意，清查拨给，徒务烦言，阻挠大典，甚非国体。”

叶向高自然不敢与皇上辩难，不得不退让一步：“臣前揭有景王久不之国，致皇考在裕邸危疑不安之说，皇上为臣剖析，且以诸皇孙为言，愈见思虑深远，臣复何辞！”关于福王庄田，他仍然据理力争：“至于庄田一事，外间议论，方谓福王借此极难题目，缓之国之期。臣以福王必无此心，乃请之不已，愈起人言。宁独非皇上所以爱王，王亦非所以自爱矣。”叶向高点到了要害，福王借庄田（即所谓养赡地）这个“极难题目”，以达到延缓之国之目的，不过话讲得比较委婉。

其他大臣没有那么多顾忌，锋芒毕露。礼部右侍郎孙慎行（字闻斯，号淇澳，常州武进人）说：“福王之国，明春举行，顷已两月余，不闻明旨亟定行日。而庄田四万顷屡屡催取。祖宗朝未有过千顷者，今所奏四万顷，业如潞（王）府矣。如是而犹取盈焉，岂子之爱可加于弟之上耶？岂累朝之待子皆不必厚，而皇上之待子独当加异耶？诚不愿福王之初就藩，而有此逾涯之分量也。”他还批评说，福王不但奏请四万顷庄田，而且要由福王府自行征收地租，严重违反祖制，皇上如果批准自行征收，岂不贻害福王，使之处于大不安的境地，万一骚扰百姓而导致祸患，那就来不及了。他还说，养赡田土与福王之国是两码事，“两不相干涉”，当年潞王之国，只拿到奏请田土的六七分之一，福王为何不可？

为了摆脱僵局，户科给事中官应震（字东鲜，号旸谷，湖广黄冈人）建议，鉴于福王庄田四万顷的数目难以凑足，希望皇上先宣布明春之国日期，再渐次清查确定庄田数额。另一名言官建议，不如从皇上的内帑积蓄中拨出一笔赏赐，使得福王不必费心经营庄田。皇帝一概置之不理。

河南巡抚李思孝考虑到福王封地洛阳在河南境内，他有直接责任，因此向皇帝指出，要凑足四万顷土地极其困难，如果一定要办到，那么福王之国日期势必拖延。这正是皇帝希望看到的结局，所以他向户部发去谕旨：“（福）王之国养赡田地，已有屡旨，比照景（王）潞（王）二府事例拨给，如何尚不遵行？显是经管官员推诿支吾，姑且不究。该部还行文与河南、湖广等处各抚按官，上紧严查各府遗地，及相应地土，务足四万顷之数，定立界址，以归本府征收，自行管业，毋得仍前延迟稽误，必罪不宥。”户部迫于皇帝的压力，行文河南、湖广等处的巡抚、巡按等地方官，务必满足福王府养赡田地四万顷，自行征收管业的要求。

此议遭到在京官员以及河南、湖广官员的一致反对，皇帝无奈，稍作让步，同意减去一万顷，必须保证三万顷。三万顷还是难以凑足，皇帝再次让步，减为二万顷，由河南、湖广、山东三省分摊。河南一万一千二百十顷，不足的八千多顷由湖广、山东分摊。山东自报有地一千二百八十余顷，还须补充一千二百余顷。湖广应该征地四千四百八十余顷，没有着落，湖广巡抚董汉儒提议，用一万两银子折抵地租。

至此，福王的养赡田地问题已经接近于解决，但是福王之国仍旧举棋不定。

3．“举江北半壁之天下，尽属藩使之鱼肉”

福王之国的障碍，并非仅仅养赡田地而已，即使这一障碍逐渐解除，又会节外生枝。在福王前往洛阳日期迫近之际，郑贵妃企图借口慈圣皇太后七十寿诞，拖延行期，扬言要让福王参加万历四十三年慈圣皇太后稀龄大寿庆典之后，才去洛阳。皇帝居然顺从了这种无理要求，向内阁首辅叶向高发去一道圣谕：“朕思圣母圣寿稀龄在迩，朕当亲率皇太子及诸王，恭祝大典。庆贺礼成，于次岁春三月内，着钦天（监）择吉之国。卿等可传示大小臣工，不得过生疑虑，以乱视听。”叶向高封还了皇上的圣谕，要皇上坚持“来春举行”的明旨。皇帝固执己见，再派文书官到叶向高家中，再次重申在圣母圣寿稀龄大典之后，才准许福王之国。叶向高不得不向皇帝晓以利害，措辞显得有点激烈：“自顷旬日，闻外间喧传，谓皇上欲借圣母贺寿为题目，以留福王。所以大小各官无不惊疑，共约于今早诣文华门伏阙力请者……从前诏旨皆属虚文，而人情之惊疑愈甚，且谓此一贺也，皇上不为圣母之稀龄庆，而为福王之留行计。而福王日延一日，岁延一岁，其意将以何为？王曰乾等之妖言，人将信以为然。自此以后，中外无日不喧嚷，朝端无刻得安静。一年光阴，如何挨过？圣母闻之，必为之不欢。”叶向高从万历四十一年六月发生的妖人欲加害皇太子事件，引出教训，鼓动皇上尽快促成福王之国，道理分析得十分透彻。皇帝权衡利弊得失，不得不维持原先宣布的明春（万历四十二年三月）福王之国的原议。

郑贵妃获悉后十分恼怒，派人对叶向高说：“愿以爱东朝（太子）之余，稍及福（王）。”叶向高正色回答：“此乃所以善（福）王也。皇上春秋高，乘此时就国，宫中乞请无不得。”郑贵妃听了无话可说。赵吉士对叶向高的态度赞赏有加，他记载的这一情节，更为具体生动：“福清叶公向高当国时，郑贵妃专宠，群臣咸虑福王夺宗，公时加调护，请福王之国甚力。一日，郑贵妃遣人来言曰：‘先生全力为东朝，愿分少许惠顾福王。’公正色曰：‘此正是全力为（福）王处。人称万岁、千岁，及吾辈云百岁者，徒虚语耳。皇上寿登五十，不为不高，趁此宠眷时启行，资赠倍厚，宫中如山之积，惟意所欲。若时移势改，常额外丝毫难得，况积年口语可畏。王一之国，百口冰解，更得贤声。老臣为（福）王何所不至耶！’贵妃心动，乃如期行。”

赵吉士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实并非郑贵妃“心动”才促使福王“如期行”，而是慈圣皇太后深明大义，根本不同意郑贵妃要留福王贺寿的主意，巧妙地回答郑贵妃，如果福王要留下来贺寿，那么我的儿子潞王是否也可以回来贺礼呢？正如钱一本所说：“史臣曰：福王之国之请，举朝争之累年不能得。先十月中，长安（指北京）盛哗皇贵妃欲浼皇太后止福王行，谓留待四十三年，贺皇太后稀龄寿，然后之国，且持金钱为寿。太后却之曰：‘吾潞王可宣来寿否？’说者语塞。”巧合的是，万历四十二年二月初九日，慈圣皇太后病逝，并未活到稀龄大寿之日，彻底打消了福王拖延离京日期的最后借口。

万历四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福王终于离京，带着皇帝赏赐的巨额财产，前往他的封地洛阳。《明史》说：“（福王）婚费至三十万，营洛阳邸第至二十八万，十倍常制。廷臣请王之藩者数十百奏，不报，至四十二年始令就藩。先是，海内全盛，帝所遣税使矿使遍天下，月有进奉，明珠异宝文毳锦绮山积，他搜括赢羡亿万计。至是多以资常洵。”带了那么多金银财宝，还依依不舍，“临行出宫门，召还数四，期以三岁一入朝。”

为了搬运福王府的财产，仅仅用于席殿、车辆的开支就达三万四千两银子，其中一万四千两从户部、工部事例内动支，二万两向太仆寺借支。

一支由一千一百七十二艘船只组成的船队，载着福王府一干人等以及大量金银财宝，在一千一百名士兵护卫下，浩浩荡荡向洛阳进发，威风有如帝王出巡。想当年，郑王、淮王、荆王、庆王、梁王等五王之国，各备船只三百艘；德王、秀王、吉王、崇王、徽王等五王之国，各备船只七百艘；兴王、歧王之国，各备船只九百艘；潞王之国，船只不过二百四十艘。福王的规格排场凌驾于诸王之上。

尽管如此兴师动众，如此挥霍浪费，谢天谢地，福王总算离开了京师，对于朝廷，对于皇太子常洛而言，不啻是一个福音。正如谈迁所说：“宠王就国，中外交为东宫幸，如释重忧。”

福王抵达洛阳后，依仗皇帝的宠爱，飞扬跋扈，颐指气使。下车伊始，就致力于奏讨养赡田土的地租。福王府的官吏四出清丈田地，催缴银两。万历四十二年十月，福王府官吏（承奉、门正）率领一行人等，突然出现于山东，一路骚扰，丈量庄田，把法定租额提高到50%，引起乡村骚动。地方官说：“彩服巍冠，络绎拥后，皆乞人之思啜计者也。如此景象，过一邑，一邑丘墟；经一落，一落逃窜。”

地方官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试图阻止福王府到处丈量田地，禁止直接向农民征收地租，遭到皇帝申斥：“福王奏讨养赡田地，比有秦（王）府等府自行征收管业事例，屡有明旨。今既报完送府，本府理宜差官查丈收掌，以为子孙永远之业。如何各官不谙事体，恣肆抗违，不容清丈，却又阻挠佃户交纳银两……”

福王奏讨的养赡田地，虽未达到预定之数，但已大大超过中原地区诸王庄田的规模。据日本学者佐藤文俊研究，福王府庄田分布如下：

续　表

由上表可见，福王府拥有的庄田约为13 395.75顷，而湖广大多地区以缴纳银两抵充田地，福王府实际控制的田地数量当超过上表提供的数字。与分封在中州的诸王相比，遥遥领先。据万历四十三年七月户部提供的资料，中州诸王拥有的庄田数据如下：

周王	5200余顷；
赵王	990余顷；
唐王	140余顷；
郑王	360余顷；
崇王	8500余顷；
伊王徽王	3000余顷；
潞王	12000余顷。

因此，当时地方官所说，福王庄田的数量“迥逾常格”，是确凿无疑的。不仅数量多，而且对地方的骚扰极其严重，闹得地方上怨声载道。不妨略举数例：

——山东巡按马孟贞（字泰符，安庆桐城人）说：“自矿税煽祸，貂珰四出，人心怨恨尚犹未息，乃亲藩之虎狼复飞而食肉。河南、山东业已见告矣，然而犹未已也。讨芦洲，计必有清查芦洲之官；讨故相田地，计必有清查故相田地之官；货卖食盐，计必有货卖食盐之官；下至马店、山厂、竹木等厂，计必有群小假威福而肆咆哮。举江北半壁之天下，尽属藩使之鱼肉。”

——河南巡抚梁祖龄说：“中使擅作威福，杖毙无辜，佃户尽逃，人情大扰。”“福（王）府差伴读官闫时同温指挥等，出勘汝州地亩租银，要加五征收。将地方周化、鲁国臣打死，各佃户闻风畏惧，有垒门而逃者，有拆屋而去者。四境军民，奔逃殆尽。”

——户科给事中官应震（字东鲜，号旸谷，湖广黄冈人）说：“三省一时骚动，土崩大势可虞。福王府太监、官校横行，所在播虐，飞而食人。至闫时擅用刑具，将无辜地户周化杖毙，鲁国臣垂毙。在山东，则承奉曹登、门正刘显带领官校百十余人，蚁聚省城，占住贡院，分道旁驰，蹂践其土，而齑粉其民。不匝月再来，则曹登入兖州，刘显入东昌。”

——山东登莱道参政姜志礼（字立之，镇江丹阳人）认为，福王请给庄田二万顷是“圣朝第一过举”：“自高皇帝以迄于今，累十余世，封王子弟屡矣，有与之二万顷庄田者乎？有庄田跨连三省者乎？……试思他年比例陈请之际，王王二万，省省藩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臣恐一统舆图，仅足以供诸王之四分五裂，而天子且茕茕独处孤危上也，岂不殆哉！”

福王贪得无厌，还向皇帝奏讨长江沿岸荻洲杂税，以及四川盐井、榷茶银。其中最为厉害的是奏讨淮盐三千引，在洛阳等地开店出售。中州本来食用河东盐，福王下令一律改食淮盐，甚至颁布禁令：非福王府出售的淮盐不得买卖。不仅食盐之利尽入福王府，而且河东盐遭到禁止，边防军的军饷因此而短缺。